西方献媚刘晓波病逝使海外民运顿成“孤儿”

北春编者按语；因着西方向中共政权献媚使中国海外民运成为孤儿。这是当下国际社会整体利益优先化下出现的结果。如果把眼光停留在或者仅仅放在几个有名有目的海外民运组织身上，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这样的结论是错误的。海外民运是中国民运的一部分，他与国内的民运是不可分的，与国内民众维权抗暴同样是不可分的。那是中国民运的主战场，那些在反抗中共暴政的人才是民运真正的主力军，那是一个一当时势到来，即刻可以有几亿人参与的民主大军。民运不必悲伤，中国民运是从辛亥革命开始的，在民主革命胜利前都是铺路石，做民运就是做铺路石，大英雄，大石头，小英雄小石头，更多的是细碎的小砂子。民运人士万润南有一句名言，成功不必在我，功成我在其中。民运不是一城一池的得失，民运不是一个人一个组织的得失，民运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是理念制度的较量，是新世界与旧世界的较量。刘晓波的去逝民运不会因此而停留，只会激励着民运的同道奋勇前进。民运的路很长很艰难，但必将成功，现在是黎明前的黑暗，曙光在前头。

    资料图片：2017年7月15日港人集会悼念日前去世的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
    图片来源：路透社/Bobby Yip
    
    （法广RFI 香港特约记者甄树基）美国外交家杂志二月号的封面故事形容，中国的崛起已对流亡海外的异见分子造成一个犹如“孤儿”的窘境。这篇故事的题目就是《已成孤儿的中国异见者》，作者是中国赴美的一名前新闻工作者Han Chen，他在文章中访问了一些流亡海外的中国异见分子和学者。
    
    文章指出，去年7月刘晓波因末期肝癌病逝，对海外异见分子如胡平等人，是一个严重的打击，犹如导航的北极星陨落。1987年1月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的胡平，视刘晓波为他们这群倡议中国人权的导师。
    
    文章引述目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的胡平说：“中国极之需要一个好像刘晓波这样的标志，现在很难找到一个取代他的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他的离世感到极度的悲伤。”
    
    中国当局宣布刘晓波的死讯才几个小时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看法上了报章的头版，他在巴黎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的记者会上公开赞扬中国主席习近平是一个“很棒的人”。特朗普在同一天对刘晓波的离世发表了一项只有45个字的温吞声明，内容对刘晓波饱受牢狱之苦的遭遇只字不提。这对流亡海外的异见分子犹如泼了一盘冷水。
    
    文章指出，他们感到悲伤和愤慨之外，又要面对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如果中国人和外国领袖不再在乎他们的声音，他们又有什么前途？文章引述胡平说，答案令人反省。
    
    胡说：“流亡海外的人在天安门事件之后，都乐观认为中国共产党很快就会垮台，因为到了90年代初，中国的民主运动拥有一股强大的动力，加上柏林围墙和苏联的瓦解。没有人可以预见共产党不但克服了动荡，而且还在国际上快速增长。”
    
    文章提到习近平在十九大之后在中共奠定了比美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低温，而为了达到他的“中国复兴”的目标，人权和民主再一次成为了箭靶。此外，海外异见人士的社区，又经常相互倾轧。
    
    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美国的企业竞相向北京靠拢，企图染指中国庞大的市场，当中包括苹果电脑、谷歌和面书等新经济的巨头。
    
    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国家，因此亦越来越不愿意或根本不能够就人权记录等问题质询中国，恐怕会因此伤害到跨国企业和投资者。
    
    中国在海外流亡的异见分子当然不会忽视这个情况，中美两个经济强国你中有我的千丝万缕关系，会终有一天将他们放逐，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
    
    胡平说：“流亡海外的民主运动已是夕阳西下，因为美国现在所能够做的一切，都只是装模作样，美国本来拥有的政治筹码，已经为了投入与中国的贸易而花得七七八八。”
    
    文章又引述西澳洲大学政治系陈杰博士说，海外民主运动一直都是多元化的。1989年9月，天安门民运流亡海外人士一起建立了民主中国阵线，并在25个国家成立分支，会员人数达到3000人。加上位于纽约的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这些海外组织成为了海外民主运动的主骨干，但陈杰指出，今天所剩下的，只是当年的一块碎片。陈杰估计，到了2013年，这个联盟大约只有200个会员，民主中国阵线大概有100人，而中国民主党分裂成为了8个支派。
    
    文章指出，这个联盟去年10月在纽约市皇后区举行17届会员大会时，只有零星的出席者，两行座位几乎也坐不满。
    
    文章又引述当年名列21个被通缉的学生之一的周峰锁说，海外民主运动丧失了机构的支持，因为美国在中共镇压天安门民运之后，做了两件错事。首先，根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老布什派遣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在1989年7月访京，当时他在烛光下与中国的领导人举杯尽欢，并且告诉对方“我们今天此行是友好的表示，是为了恢复我们之间就国际问题和主要利益问题的重要对话”。
    
    周峰锁说，此举等同向争取民主运动而牺牲的人士落井下石。
    
    其次就是克林顿总统在1995年恢复给予中国“最优惠待遇国”。克林顿之前曾经说过北京在人权问题上必须显示“全面而有意义的改善”，才会作出上述的决定。
    
    在天安门事件之后曾坐牢一年、然后在19995年赴美的周峰锁说：“自1989年之后，美国透过裙带资本主义与中国相互合拍。华尔街和他们将中国转变成为一间庞大的血汗工厂，这种双边关系早就被基于商业利益的政治所决定好。”
    
    周峰锁以中美贸易庞大的贸易失衡作为一个最好的例子，证明美国已经过度依赖中国进口的便宜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