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六四”对改革这个概念本身产生冲击。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冲击并非意味着“六四”阻碍、破坏或促进了改革，而是指中共经此事件，对改革有了“再认识”、“再定义”。
    
    这种对改革本身进行审视的意义，丝毫不逊于开启改革。从1978年到1989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恰好走过第一个十年，探索出不少改革的经验，但“摸着石头过河”，潜藏的问题也逐步显现出来。到六四之前，价格双轨制、“官倒”、腐败等，实际上已经将社会矛盾推到临界点，只待导火索点燃。
    
     “六四”的爆发，造成很大的震荡，不过同时也释放了这股压力。而中共则以此认识到，所谓改革，并非就只是去“开放”而已。改革，特别是中国的改革，应是一个全领域的有节奏有限度的渐进的革新过程，慢不得，但也快不得。
    
    对改革的重新认知，改变了中共的改革进程，开始更加注重对“左”和“右”，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等之间的平衡，为中共注入了新的治理基因。
    
    其三，“六四”使“稳定”成为中共执政思维的最大关键词。1989年6月9日，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时称，“这次事件（六四）爆发出来，很值得我们思索，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次年年底，他再次强调，“我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
    
    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表态，在党内树立起一个共识并延续至今——即在中国，一切发展的前提是稳定的环境，任何其他的改革都要让位于此。此后中共在“维稳”上的用心，可见一斑。
    
    包袱和契机
    
    很多人将“六四”视为中共的历史包袱，这故不假。于此已有诸多相关评论，无需再下赘笔。
    
     但一个很重要的侧面往往被忽略——“六四”不能被当做只具有简单属性和唯一面向的事件：在中共看来，这就是历史欠账，最好不要提，让其渐渐被遗忘；而在批评者眼里，这就是中共的“罪行”，必须要清算，全部翻案才对。
    
    这些观念有其合理性，但片面认识了“六四”的复杂程度，对其意义也只局限于浅表，没有看到对中共治理思维的深远影响。
    
    如前述三大冲击所说，“六四”并不是孤立偶发的个案，它和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深刻联系，是改革开放初期各种矛盾最终爆发的出口，是1978年后一干改革措施的试金石。经过这次风波，中共廓清迷思，在改革措施及党内政治倾向等方面统一认识，调整了发展道路，矫正了改革思路，也更新了治理逻辑。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六四事件”实也是中共发展过程中的一次契机，当然是比较痛苦的那种。不过有了过程之痛苦，事后的反思和总结也就更为深刻和坚定。
    
    也正因此，中共更不应当刻意回避“六四”，令其继续模糊下去。此类争议事件，越是束之高阁，其本身的复杂意义就越会窄化，最终只能沦为猎奇的往事和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