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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70年带来太多灾难 北大教授促中共体面退场
北春编者按语；郑教授给共产党指出了一条明路，即体面地退场。这可能是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第一次提出，让共产党离开中国的政治舞台。这样明确的呼吁了不可得。伟哉！但中共是不会接受的，即使中共有改革意识文明意识现代政党意识的人士也不会同意，他们最多是想让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型为现代的民主政党继续执政。但是这个党背负了那么多的历史罪恶，现在更是恶形恶状，倒行逆施，要想让共产党从善如流，几无可能。共产党只有到了守不住政权的那一天，才会考虑退场，但到了那一天来不及了，只有被清算的下场。
北大教授郑也夫
新浪博客
（法广RFI安德烈）中国民间声望很高的北大教授郑也夫决定挺身而出，尽“匹夫之责! ” 他在刚刚公开的『政改难产之因』一文中分析政治改革为什么在中国根本就没有发生？他认为中共今天淡出历史舞台，符合中国广大人民和执政党共同利益。但作者同时指出，如果大家不发出声音，就不配看到专制政体的终结!
一个比较奇特的现象是，习近平执政以来对敢言者采取的高压、封锁、拘捕政策，产生的恐惧效应似乎已经封顶。在中国改革40周年之际，反而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公开发言表态。他们或者指出习近平当局根本不可能改革，一切对当局的指望都是天真的；或者仍寄希望于当局解放思想，放手改革；或者认为改革已死，宪政当立；近日公布的『中国百余公共知识分子改革感言』就具有代表性。这一波中国知识分子的涌动中，郑也夫2018年年底的发声，极其尖锐!
政治体制改革为何不曾发生
郑也夫文章开门见山，中共为何提出要政改？因为它意识到法治缺乏，权力滥用，社会经济生活不可能走上正轨。但是中共为什么没有实施政改：因为中共“党首”意识到，“政改的每一项内容都是在削弱他的政党”：
党政分离和政企分离，意味着党的权力旁落，党将失去对国家行政与社会经济的操控；法制的健全将限制中共的行动范围；真正的政治协商一旦开启，中共的主张在争论中有落入下风的可能；在与党内外对手博弈中，决策者坚定地认为要抑制和应对社会多样化、民主化、自由化的趋势、统治集团内部也不能民主，必须权力集中。
自上而下的改革只有过一次，那就是1978年的改革，但是那次改革的原因是“不改革就亡党”.作者指出常常把亡党亡国放在一起说的谬误，“殖民时代划上句号了，不再可能有亡国灭种的事情”，毛泽东造成的局面使得中共害怕亡党，亡党就意味着统治阶级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当然不愿意发生这种事情，所以有了改革”。
中共和平结束专制符合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
郑也夫指出，中共在其执政的大多数时间中，其方针政策不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巧取豪夺，先将人民私有土地变为国有，然后大搞地皮财政，各地政府高价将地皮卖给地产商，无数公民成为房奴······
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其执政的70年历史中，给中国人民带来太多的灾难。演化到今天，“它几乎完全丧失了自我纠错的机制，它的性质已经彻底蜕变···.加入它是为了做官，捍卫它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对不同政见的仇视与日俱增，对危机的恐惧令自己失态。”
在作者看来，有一项符合中国广大人民和执政党共同利益的事情，就是共产党和平地、即以避免暴力的、最少社会动荡的方式，淡出历史舞台。“我以为，今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所能做出的唯一可望载入史册的大事情，就是引领这个党体面地淡出历史舞台。”
但他认为，和平终结专制的历史，依赖于共产党的一位明智的领袖，不然难有非暴力的转型。
如果我们不发出声音，就不配看到专制政体的终结
台湾终结一党专政，在作者看来，如果没有台湾民主派多年打拼，蒋经国如果不是面对巨大的压力和多元的局面，蒋经国不可能做出那样的选择。作者认为，有什么样的统治者，就有什么样的被统治者，二者相互塑造，恶性循环是双方早就的。“得势者为什么要主动让权，改变现状呢？没有外部的压力，没有强烈的开报禁、开党禁的要求，执政党的党魁想这么做，都没法向同僚交代---同侪们会觉得老大有病了。”
作者接受“互动”的说法，作为党魁，带领中国走上结束专制之路实为不易，“难处不在于党外有反对派，恰恰在于没有反对派的存在” ，“让我们互动起来，力争踏上这唯一的、白驹过隙般稀罕的双赢之路”。
如果书生都敢于讲出自己的想法，中国不会是今天的样子
作者最后谈到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文章的目的，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还有一个卑微的动因，就是让我还能看得起自己。，多年来我涂抹了上百万字。如果我最终在这个我想了许久的、关乎民族大业的问题上不置一词，我会看不起自己的。”
作者认为“今天的书生还没有尽责”。“如果他们都忠实于自己的良知，都勇于讲出自己的看法，中国不会是今天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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