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湖政府的一项初步调查发现，该县卫生院的疫苗管理人员没有遵守使用和储存疫苗的规程。当地疾控中心没有及时报告问题或采取后续监管措施。报告将这些疏忽归因于“管理混乱、工作失职、监管失灵”。
    地方层面的政策瘫痪有可能导致重大政策失败和丑闻，而丑闻引发的社会不满往往会让政府神经紧张，有时会反应过度。在去年夏天公众愤怒爆发的一周左右时间里，“疫苗”一词成为中国社交媒体上最受限制的词汇之一。金湖事件发生后的这个月，一段视频在微博和微信上流传，显示了金湖附近洪泽区官员和居民的会面。可以听到一名妇女愤怒地询问她的电话受到了“不明干扰”，她指着当地的公安负责人说，“政府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关怀、关爱我们的吗？”
    
    那么，中国政府如何才能摆脱其合法性的束缚呢？为了不让人们认为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不够，政府应该停止过度承诺，而把精力集中在那些人们认为对他们的福祉最重要的事情上，比如食品和疫苗安全。为了改善在这些方面的表现，政府应该让经济和社会力量发挥更大的作用。例如，它应该向外国产品开放疫苗市场，同时鼓励公民参与监督，并正式确定他们可以报告任何违反安全标准的方式。政府要制定更明确的指令，但惩罚应当不那么严厉、看起来不那么武断，这样也会减轻下级官员的恐惧，让他们有理由承担应做的工作，并减轻政策瘫痪的问题。
    中国人民无法诉诸制度，去替换国家最高领导人，无论对政府的表现满意与否，他们都被它困住。尽管如此，共产党的中国通常不愿推行普遍不受欢迎的政策，不愿冒风险引发民众不满。在这个意义上，甚至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也是对帝国时代“天命”的延续——在这种传承下，人们有一些理由对中国疫苗安全的未来感到乐观，有理由认为中国的总体政策制定可以更加理性和有效，甚至可能有理由认为党内会对权力下放采取某种措施。

    来源：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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