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春编者按语；外媒终于开始质疑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了。其实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早已荡然无存，当年四千多万人因中共政策死于饥荒。八九六四又对学生进行大屠杀，这样的政权难道还有合法性。从现代政治上来说这个政权没有通过选举，是一个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政权，自然是不合法的。但是这个政权却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承认，现在到了改变的时候了，就象否认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一样。

    本月早些时候，数百名愤愤不平的父母聚集在东部省份江苏金湖县政府大门外，要求就为何给145名婴儿接种过期的脊灰疫苗给个说法。这是中国不到七年的时间里出现的第五起疫苗丑闻，也是给这个国家的药品行业、全国免疫接种项目、监管机构，乃至中共合法性的又一次打击。
    
     去年夏天，中国最大的疫苗制造商之一被发现流出了至少25万剂不合标准的白喉、破伤风和百日咳疫苗（后又查出更多）。不久后，预约打疫苗的应用“小豆苗”对30万父母的调查发现，79%的受试者称在丑闻之前，他们可能已给孩子接种了国产疫苗，但只有36%称他们现在还会这么做。60%的受试者称，他们考虑在中国大陆以外给孩子接种。
    
    当时和本月都有一些针对当地官员的抗议，有时是暴力抗议。去年夏天，一位高级监管官员出现在官方电视台，就公众担心的问题发表讲话后，中国网民猛烈抨击他生硬的态度和巴宝莉(Burberry)衬衫，称其在这种场合不合时宜。而政府所采取的惩罚措施——罢免官员、给一家制药企业处以巨额罚金——似乎未能平息民愤。
    
    这些丑闻，特别是丑闻的一再发生，破坏了人们对国家的信任。某种程度上，几乎任何地方都是如此，哪怕只是监管失职，但中国遭受的打击尤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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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社会学家赵鼎新所主张的，一个国家的权力基本上有三种合法性来源：诉诸共同的价值观，选举程序的神圣性和法制，或自身的绩效。在中国，共产党掌权至今并非基于普选或法制，该党也无法再诉诸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整体性政治理论的优越性。因此，它的合法性必须来自持续交付公共产品，如经济增长或生活条件的改善。
    
    民主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对自己的表现感到担忧，因为他们担心失去下一次选举。但民主作为一种政治体制，其合法性源自对基本权利和程序公正的尊重，而非取得具体成果；表现不佳并不会危及这一体制本身。中国则不然，在中国，党即是国家。习近平主席含蓄地承认了这一点——2013年他曾警告：“我们党在中国执政，要是连个食品安全都做不好，还长期做不好的话，有人就会提出够不够格的问题。”
    如赵鼎新所论，绩效合法性的部分形式可追溯到中国帝制时期的“天命观”，这一思想认为皇帝的权威是由上天授予，但持续的前提是他保持着英明的统治。当帝王统治变得无效或成为暴政时，他们就会被政变或革命正当地取缔。
    
    在共产党1949年掌权后，国家更深入地渗透到社会之中，不断作出改善人民福祉的承诺。长期被视为个体责任的卫生保健成为公共福利。但即便是在它不称职的时候，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对毛的个人崇拜也使该党的合法性得以维继：例如，大跃进期间的饥荒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毛的权威。
    只有在后毛泽东时代，在国家治理的合法性无法再求助于共产主义之后，绩效才成为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主要基石。这个方针似乎一度也曾奏效：“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 1992年邓小平说，他指的是1989年镇压天安门事件那一天。
    但邓小平的说法也承认了基于绩效的合法性的内在缺陷：在自上而下、国家主导的政治体系中，绩效与合法性之间的紧密联系非常危险。去年夏天在中国，当我研究污染对健康的影响时，我惊讶地听到包括学者和普通人在内的许多人，将政策失败（如食品安全危机）或经济问题（如不断增加的收入不平等）归咎于“体制”本身的失败。
    自2012年末至2013年初习近平开始出任共产党总书记与中国国家主席时开始出现的权力集中，只是强调了这一体系的脆弱性。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取消了对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并开展了大规模的、令人生畏的反腐运动，习近平已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但他的极大权威令各级官员深感不安，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
    低层官员有强烈的动机同习近平站在一边，尤其是当他明确而一贯地发出政策优先级的信号时。例如，在污染控制方面，他们有时变得过分热心，甚至过火。但对于疫苗安全之类时断时续的政府议程，因为担心犯错，地方官员更有可能采取观望态度——口头上遵守指令，但实际上逃避责任。正如独立学者邓聿文指出的，极度集中的领导导致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局面：以严厉惩罚为后盾的严格监管，实际上可能会变成没有监管，而且几乎没有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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