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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童事件揭开幼托灰幕：机构打着为了孩子的旗号赚钱
李雪莹 “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仍在发酵，背后的利益纠葛令人愤怒，出现在公众视线里的事件主角也不断发生转移。
先是揭开虐童事件黑色外衣的孩子家长——一位情绪失控到几次崩溃的母亲、同时也是携程的员工；继而是携程CEO孙洁，也是一位孩子的母亲；最后是携程亲子园管理方负责人张葆葆——一位掌管着七八家幼教公司，以及儿童NGO组织，声称希望给孩子“妈妈式”的爱的人。张葆葆身份多重，既是一位头衔等身的商业女性，也是顶着上海“三八红旗手”等多种荣誉的“儿童教育专家”和“女性创业指导专家”。 这些不同身份的女性，给了公众审视幼教问题和体制漏洞的不同视角。社会幼儿托管需求与供给的严重不足，幼教市场的乱象，监管责任的推诿与缺位，分别暴露出来。
对事件中受害幼儿的家长来说，那是一场难以忘却的噩梦。我们能够想象，她们最初是带着怎样的爱与信任把自己不足两岁的孩子送到亲子园，这是她自己所在公司的内部亲子园，她上班的地方距离事件发生的地方不足几百米。最初，她应该很欣慰看到自己所在的企业能够为员工提供这样的福利。和每一个年轻的母亲一样，孩子出生后谁来照顾，是一道难题。
中国公立的幼儿教育机构招收的适龄标准为3周岁以上。原本，一些幼儿园开设了针对低龄儿童的带有托管性质的“托班”，不过，在2012年相关部门发布了《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严厉限制幼儿园入园年龄，因此“托班”被大量取消，尤其是在一些北上广深等管理较为严格的一线城市。
托班被取消，学前幼儿托管的需求被大量涌现的社会机构填补。其实在照顾学前幼儿的问题上，除了托班，父母还可以选择找保姆或者由老人照顾。但如果保姆成本大幅上升，逼近家庭收入可承受限值，而老人又不具备照顾条件的时候，年轻父母的选择余地就非常有限了。
尤其是，近些年伴随二胎政策的放开，社会对幼儿托管机构的市场需求越来越大。民间力量开办幼托机构，是市场所需，也一直被政府鼓励。在不少地方，对民办幼教机构都有大量补贴。这其实也是社会资本近些年涌入幼教市场的另一个原因。
但并不是每一个社会机构都能拿到办学资质。携程就是在这里遭遇了一扇玻璃门：其企业亲子园企业办学需要严格的资质审核，即便是企业为员工子女开设托管机构，也一样如此，因此曾一度被叫停。行政的力量成了“玻璃门”和“弹簧门”。
2015年底，携程公司与上海《现代家庭》杂志社旗下的为了孩子学苑签约，“解决了职工1岁半至3岁左右的孩子在上幼儿园之前家中无人带教的困扰。”携程方面说过：“为了孩子学苑由上海市长宁区妇联推荐，具备幼儿教育资质。”而《现代家庭》杂志社由上海市妇联100%持股。——按照股权结构，可以理解为：张葆葆旗下的为了孩子学苑其实是上海市妇联的“孙机构”。然而便是这样一个看起来很美的机构，事发后上海长宁区教育局已经指出：该托幼所未在教育部门备案。
虐童事件揭开了一个幼托市场的灰幕，一些社会力量被拒之门外，还有一些机构打着“为了孩子”的旗号赚钱，却在信任之门、责任之门、监管之门失守了。
中国正在为缓解人口老龄化做出努力，已经全面放开生育二孩，生育率提高了，教育也要跟上。目前看，由政府全盘托底学前儿童托管和教育福利，可能还不现实，但在公平公正的监管条件下，应该鼓励更多社会力量进入这个领域，既要让那些有办学实力和专业技能、有良好信用记录的机构，能够更好地为孩子提供服务，更要让那些不爱孩子的机构和人员离开这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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