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陷入集体焦虑：改革已死 前途何在？

RFI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12月1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主持纪念改开40周年大会。路透社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做了专题演讲，但反响并不乐观。已故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秘书鲍彤直言，习的发言等于是一篇迟到近三十年的有关改革的悼词，等于宣布改革已死。中国下一步怎么走？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萧瀚指出，中国走向何方，成为许多中国人的焦虑之源。

鲍彤前面说的近三十年，指的是1989年六四事件，他说：“ “事实上，以民众为主体的中国改革，早就被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用坦克和冲锋枪处死了”。

2018年即将过去，2019年在望，浏览一些关切中国前途的学人文章，不少人对中国的前景似乎很感悲观沉痛但个人仍不失斗志。

每个人的尊严 都在临终时刻

三十几年前曾因『河殇』电视连续剧闻名中国、目前旅居美国的苏晓康在脸书上发问：“六四三十周年了，我们在想什么、又能说些什么？”

他接着说：“我们的一切想象和话语都在死亡。‘改革’，一个最霸权的话语，却是一个死亡话语，仍然垄断者大部分人的想象和言说，很少人觉察到它三十年来一直就是‘体制自救’的‘化石语言’，而且早已终结”。

苏晓康认为体制反噬、通吃的能力超过以往，国际环境越发无序而诡异，苏晓康继续写道：“有人说，不会再有下一个‘三十周年’了，所以不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而是我们每个人的尊严，都在临终时刻”。

改革改什么

在鲍彤看来，“改革就是改掉毛泽东的制度”，“‘改革‘没有悦耳的故事，没有什么玄虚，无非就是一群群的中国人不愿做奴隶，要活下去。”他指出，参与改革的队伍曾经很宏大 ，许多中共党员也参加了“改革”，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习仲勋….等著名的共产党人都在其内。他们同情不愿做奴隶的人。他们自己就是不愿做奴隶的人。松绑、放权、让利、搞活…..

以后中国会怎么样，鲍彤回答：“我不会算命。我只是想，如果国歌的第一句不被修改，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在中国非但绝迹不了，而且少不了。”

学者刘军宁在“中国的改革---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一文中则指出，“中国的改革，出乎其发起者的意料，消解了旧体制的价值基础，但是改革自身却没有价值基础，这就是改革自身的问题所在。”他认为：“只要改革还局限在体制所赖以建立的价值系统之内，这样的改革永远也不会懂国人的心。承认价值的重要性，并把价值的选择权还给个人，这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

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在“自由主义的五场战役，兼论启动第四波‘改革开放’”一文针对习近平所言“该改的能改的我们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指出，“正因为事关国族命运和小民身家，则何为‘该与不该’，怎样才算‘能还是不能’，就绝非一党一派说了算，更非独操于宫闱政治暗箱作业之手。相反，必须诉诸公共理性，经由全民讨论，凝聚全民意志，进而登堂入室，锤炼而成国族意志，这才有望万众一心往前奔。这是守法者就是立法者、人民才是主权者这一共和国立国之道的基础规范。”

作者指中共“沉湎与万年党国专政幻梦，乃至于造成了中国渐为奠立于‘大数据极权主义’基础之上的‘红色帝国’这一国际印象，招致四面为敌，只能是绝路一条”。

作者最后说：“说了未必白说，白说还是要说。否则，一个漫长的勃烈日涅夫时代将会降临华夏---不，是正在降临并已经降临，则大家一起遭难，玩完儿，夫复何言!”

中国何处是归程

中国法律学者萧瀚在日前发表“中国2018：何处是归程？”长文，他在文中指出，所谓“改革的总设计师”这种头衔，并不符合事实，邓小平的成就恰恰在于他没什么设计。

他似乎相当悲观地指出：“作为巨型利维坦的中共与数量庞大的中国自甘奴，这门当户对的天作之合将中共推向一条中国特色的新极权主义道路”。他认为“中国的不幸，在于其现代化步伐与国际政治潮流的关联时机总是满拧”。而中国人产生的“‘我们也能走上自由民主化与宪政改革道路‘的幻觉---即便仅仅是幻觉也在六四屠杀中破灭了。”

“对中国走向自由民主宪政嗤之以鼻”的中共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萧瀚认为：“如果没有今年以中美贸易战为代表的国际形势的突变，中共的上述僭政战略至少表面上看极有成功的可能性，但美国对中共的警觉并且迅速采取遏制战略予以反击，完全打乱了中共之前的如意算盘。”

但是作者指出，“总体上说，中国依然是个人民安于奴役的国家…”，“如果排除国际因素，仅以中国本国情况论，中共对中国的长期僭政不但不是不可能的，更是可能的。”

作者要思考的重大问题是“中国走向何方？”，他认为今天这个问题再次成为许多中国人的焦虑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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