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贾葭、梁颂恒、杨岳桥、林飞帆台北对谈

2012年互联网发展 中国媒体短暂见曙光

唐家婕: 腾讯《大家》2012年底成立的时候，腾讯副总裁孙忠怀说要打造一个”百家争鸣、兼容并包”的思想盛会，当时成立的源起是什么?

贾葭:那之前我跟长平老师在香港做《阳光时务周刊》，腾讯几个领导来香港跟我见面，问我愿不愿意回北京做一个评论频道。因为网站的原创在过去很多年都没有做起来，腾讯又财大气粗、长袖善舞，我就很感兴趣。10月中旬我回到北京，大概用一个半月就完成产品开发跟测试，12月15日上线。先从网站做起，来年才开始以微信公众号为重心。

唐家婕: 这也不过8年前的事，2012年中国的媒体、互联网环境是怎么样的呢？

贾葭: 整体环境因为技术让大家比较乐观吧！你要说政治环境，正好又遇到新老交替的背景，从胡锦涛到习近平的交接那年，年底刚好是十七大。

唐家婕:你说过《大家》的原则是洞见、价值、美感，当时是怎么找写手？怎么找题材的呢？

贾葭:题材我当时没有限定。中国专业评论一直没有做起来，腾讯《大家》当时野心很大，比方说神五、神六上天，老板说你去找个航天教授或学者，千万不要找媒体人。他当时特别强调专业这个词 。我们怎么把大众与专家之间连结起来，既有学理论述、又有深度分析，而不是简单停留于时事评论或流于表面情绪，我们倒是很忌讳这个，所以一开始找人不容易找。有时候专家稿子来，要花很多时间改。一开始蛮难的，但我觉得很有意义。
唐家婕:你在《大家》的时候，最受到欢迎的评论文章是哪一类呢?

贾葭: 我在的时候有个现象比较好玩，谈中日问题的文章受欢迎。我们请在日本住了很多年的专家学者、还有两、三个日本资深媒体人用中文写稿，最后还结集出了一本关于日本评论的书。日本媒体人、学者写稿特别认真、细腻，又会讲情感，言之有物。

唐家婕:对这类题材或文章质量的要求，反映了《大家》或中国读者的什么特点?

贾葭: 读者大概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的菁英人群。一开始腾讯QQ的读者我们认为比较低龄，《大家》刚创立时，读者也会反映文章太深。后来我跟领导讨论，就说那看不懂的读者就不是我们的读者，另外就是时间久了,他就会看懂了。

唐家婕:《大家》当时文章最高的阅读量可以达多少?

贾葭:在微信端最高九百多万一篇，在网页端有一篇三千多万阅读量。

贾葭:《大家》死在没有言论自由

唐家婕:《大家》被赐死了以后，你写道“为大问题而生，为大问题而死”。生的时候的大问题是什么？ 死的时候，留下的问题又是什么？

贾葭:生的时候大问题想得很明白，我们面临很多问题，但没有为大众解释。比方说，中国为什么在经过一百多年现代化进程，还是如今这个样子？但你不能天天谈政治、制度，你要提供具体的方案、策略。 我们虽然不能谈当代的政治改革，但可以谈汉代王安石、可以谈晚清，有些话要透过知识分子用自己的话讲出来，你就是取乎其上，得乎其中了，目标挺大的。

至于死，媒体就是大问题啊。这次疫情这样严重，言论和一个国家国民健康的安全有没有联系？是不是大问题?

2017年4月16日， 台北一场论坛上贾葭（左至右）、梁颂恒、杨岳桥、林飞帆对谈。（RFA资料照） 

唐家婕:《大家》最后一篇文章是《中国正在承受媒体死亡的代价》。作者说，面对疫情，媒体正在做的基本上都不是合格新闻媒体应该做的事情。在你看来，疫情当前，合格的新闻媒体，应该要做些什么？报导些什么？

贾葭:这个话题就大了。但受的约束多啊。很多人想成为合格的媒体，但在现实面前你会碰壁。

媒体死亡的代价   中国人“不知道该信谁？”

唐家婕:那我们撇开中国政府的管控不说，一个正常的媒体这个时候要做什么? 中国民众需要的是什么?

贾葭:可做的太多了。首先你得满足读者与大众对讯息的需求。我举个例子就像病毒来源能不能搞清楚? 现在没有媒体在追?李文亮这件事，有没有媒体把全部经过写出来? 武汉的小区百步亭，网上有大量的投诉，反映没有人管、住不上医院、不给确诊；但是武汉政府却说那个小区没有病例。在这次疫情当中我们遇到讯息非常混乱，我们不知道该信谁?

如果你什么事都信官方媒体的说法，你会发现，哇靠，那很危险啊。

比如22号晚上，官方媒体要大家不要离开武汉，八小时后要封城，我们会把大家照顾很好。为什么当天晚上逃出去三十万人? 就是不相信嘛。说明这种时候非常需要有高度公信力媒体去分析我们应该怎么做：出武汉？不出武汉？说到底就是如果信息不公开、不透明、不实时，就会造成灾难。

唐家婕:李文亮走了以后，你说每个人都在李医生身上死了一部分。什么意思？

贾葭: 我们人的生命是一个个时间段构成，我在关心李文亮医生的事件的时候，我读他的微博、替他发帖子、我把我的生命分享给他。他死了，就是我生命分享给他的部分也死了。

唐家婕:李文亮过世引起中国社会很大的反应，现在两个多礼拜过去，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会持续发酵吗?

贾葭: 这我不知道，但多多少少会种下一点种子吧。我在微博上看到好多年轻的00后小朋友们， 做各种反抗的标签，戴口罩要求言论自由，我觉得蛮感动的。

贾葭：2008年是中国媒体自由最后一次“回光反照”

唐家婕:你在中国媒体待了十多年，你观察中国媒体环境的变化是什么？有没有一个分水岭是开始往上、往下走？

贾葭:2008年发生了四川汶川地震，记者很勇敢， 很多媒体突破了限令，甚至无视禁令做个案报导及追踪。那时候党国容忍，原因是马上要开奥运会了，还有大量的外媒在场。那大概就是(中国媒体环境)最后一次的回光返照了吧。

唐家婕:接下来就是往下走了吗?

贾葭: 是，尤其到互联网时代以后，客户端、微信号，都有非常细致的操作要求。奥运会之后，商业网站的头条、二条、三条，大概是阅读量最大的几条新闻。过去有自由选择，但是奥运会之后，网管办给商业网站每天发五条内容任选三条。

每天做头条、二条、三条，我们叫做自助餐。这个东西本质上就是不是自由的，不能发别的新闻，只能发他给你的。

2017年4月16日， 贾葭（左一）在台北的“两岸三地新领袖论坛”。（RFA资料照） 

贾葭：中国式的讯息传播转向“地下”

唐家婕: 那么从2008年到现在的管控，这十多年对民众、对记者的影响是什么?

贾葭:只能越来越蠢呗。

唐家婕: 你说过“有良知的文字，会记录描述及解释我们遇到的问题。”现在是2020年，你对在中国还在继续写作的人想说什么？

贾葭: 2015年高考结束时，很多家长都跑来问要给孩子报什么专业？我说，这个东西你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最好先去做亲子鉴定，如果是亲生的，就不要让他报新闻。我做十多年新闻经验，又不赚钱、又伤心、还要冒着风险，是成本收益奇差的行业。
但是，有志于此的年轻人从来都是络绎不绝的。可能从事几年以后也会看到这个问题，做出自己的选择吧。
作记者有两种: 一种是记者，一种是中国记者。

唐家婕:疫情之初，有很多外媒对中国突然百花齐放的媒体、自媒体感到赞叹，甚至对中国走向新闻、言论自由乐观。你怎么看?

贾葭:这要分成两个问题来看。第一、技术进步对中国媒体环境有没有促进？我觉得有，但是有限的。比如公众号非常清楚说我发出去会被删，但我不怕。像我的朋友王五四就是这样，他已经被删掉了125个公众号，但他非常清楚我只要这么一发，在短短一两小时内传播到10万阅读量以上，利用这个时间差，只要我这个文章保存一到两个小时。

这种在过去没有微博、微信、前互联网或互联网1.0时代，大众是看不到的。因为你需要一个公开发表的渠道、需要媒体才能发声。后来，互联网2.0时代让信息变成一个平等的、多重性分布，所以技术的进步对于这样的声音发出来是有利的 。

外媒说看到好多公众号，突然发了一篇三观超正、信息量超丰富的文章，几小时内转到一百万阅读量。 背后可能就是一个人、一个小团队。但你现在回去看外媒赞叹的那些文章，一条条都是被删除的。

唐家婕: 谢谢你接受我的采访！

记者：唐家婕   责编：申铧   网编：瑞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