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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一些新冠病毒受害家属提出索赔近百万人民币 2020年5月28日 20:02
武汉保安试图驱散在一个公园外举着国旗和花束祭奠新冠疫情死难者的人群。（2020年4月4日） 华盛顿 — 2019新冠肺炎病毒疫情在中国缓解以来，部分武汉受害者及其家属试图依法寻求索赔，追究渎职官员行责，呼吁设立补偿基金。有关建议还试图送交人大代表，不过，结果似乎并不乐观。 索赔法律行动进行时 “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近日发出新闻稿，通报协助部分武汉居民进行新冠病毒受害索赔的进展。这个法律顾问团3月6日成立以来，陆续有20多名受害者及家属与之联系咨询和维权事宜，并抱怨他们所在社区、派出所或工作单位对当事人“劝说或者威胁”。两名受害者因此明确放弃维权，还有一些人“犹豫不决”，“只是断续与顾问团联络”，不过，还是有9名受害者表示，坚持继续维权。 索赔人民币百万元的由来 张海是坚定索赔者之一，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算了一笔索赔账：“我父亲死时76岁，现在生活提高了，他活到86岁应该没有问题。我父亲正常工资一个月不到人民币5000块 ，也就4800块，加上抚恤金30,000多块，这样算的话，总数100万块不到，大概96万。” 张海说，其父是“多年来为中国核武器项目工作的解放军老兵”，1月16日在广东意外骨折，为享受公费医疗特意回武汉手术，但是院方只字未提武汉当时的新冠疫情，其父住院一周多后感染新冠病毒，不到两周后抢救无效去世。 索赔提出后的境遇 张海的索赔要求没有得到地方当局认可，因此寻求法律顾问团支持，他说：“地方基层官员都说过，武汉这么多人，如果都像我这么要求的话，谈不好，谈不拢，因为很多人去世的时候还很年轻。但是我说，谈不拢是你们的问题，我们的诉求就是这样的。他们叫我走法律程序，我说，走法律程序在中国不是笑话吗？在中国告地方政府？” 维权索赔期间，他说被当局监控：“目前我知道，我的微信、电话、包括微博都是被监控的，我跟人家联系得很少，手机都想甩掉。其实也没有做过什么，又不是反党，又不是间谍，反而监控我，我知道很多去世者的家属也是被监控的。监控人是不是需要人力物力？为什么宁愿花这些资源，而不能直面家属的诉求？” 上书“人大”无果 杨占青是“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的成员，他对美国之音说，顾问团考虑到个体维权的难度，即使这些受害者起诉至法院，也可能被拒绝立案。如果受害者持续不断维权，被政府视为不稳定因素，势必遭受无端打压，因此希望通过向两会提交民间立法建议，敦促政府能像当年解决三鹿奶粉事件一样，一方面追究责任人，一方面成立赔偿基金，以抚慰受害者，平息民愤。 关于立法建议中提到的“追究责任人”，杨占青说：“总共有20多个咨询求助。有的人的诉求的对象是医院或者单位，还有一些是隔离酒店。提出向政府索赔的大约有六七个人，主要针对的是没有来得及办住院手续就死亡的，因为这种情况下很难找到一个诉求的对象。他们没有住院，或者医院没有床位。这些人打交道交涉的是社区，而社区没有办法作为被告，因此引起伤害罪的主要责任就是政府。” 法律顾问团5月17日在上述建议定稿后，向网上收集到的9个两会代表的电子邮箱发送了这项提案建议，希望能有两会代表回复，表态是否愿意提交。但是截止目前，只有西南交通大学统战部网公开征集提案建议，其它均没有给予回复，另有一个代表的邮箱地址错误被退回。 索赔的法理依据 2019新冠病毒受害者提出的索赔要求，法理上是否站得住脚？是否有中国现行法律可循，维权律师陈建刚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相应的行政法规还是有的，国家赔偿法在这方面还是有的。国家的刑事诉讼法是程序法，不过主要还是国家赔偿法，但是，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用，这些法实际上是一种被废除的状态。作为一个人在中国已经得不到法律的保护了，我本人看不到希望，中共把法律的外衣扯掉，基本类似文革时期那种状态。” “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的新闻稿说，这次灾难，武汉市、湖北省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相关渎职官员的责任必须追究。新闻稿的“案据”部分，按时间顺序列出武汉市卫健委和国家卫健委，1月2日至19日“隐瞒”多名医护人员感染的经过，以及李文亮、艾芬等医生被训诫的情况等。 围绕核心证据的争议 上述案据是武汉冠状病毒受害者向政府提出索赔的依据，同时，有关国家和地区向中国提出索赔所依据的也与此细节有关。对此，陈建刚律师说：“依据我对这个问题的观察，中共在这个问题上，对内是高压地拒绝，对外是高调地拒绝，完全没有什么道理可讲。” 不过，中新网说，5月24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两会记者会上表示，就新冠病毒疫情针对中国的各种“滥诉”，没有事实基础、没有法律依据、没有国际先例，是彻头彻尾的“三无产品”。 王毅还说，中国在最短时间里切断了病毒的传播途径，有效阻止了疫情的快速蔓延。中国对人民生命健康和全球公共卫生事业高度负责，“时间经纬清清楚楚，事实数据一目了然，经得起时间与历史的检验”。 中国公民有关这次疫情的国内索赔与国际索赔的重叠和纠葛，似乎正在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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