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疫情发展到今天，截至2日，仅官方数据披露，武汉市内确诊4109例，将近湖北全省9074例的一般，死亡224例，占湖北全省294例的绝大部分。若要根据近日财经媒体在现场对医务人员的调查，考虑到武汉医疗资源严重缺乏，一床难求，许多人都无法确诊就已死亡，且因无确诊资格，从而被当作“普通肺炎”对待，那个数字会非常庞大。

给人民造成这么大的灾难，武汉人，湖北人流浪的流浪，被堵死在城里的只能听天由命。 从网络流露的文字、书信、视频，可以看到多少无辜的市民在家中坐以待毙，多少本来在安静度日的百姓突然遭遇横祸，恸哭、哀嚎，天下还有比这更痛彻心扉的事吗？武汉肺炎从发现到蔓延到封城，差不多到了封国的时候，官方已无法把它算在天灾头上。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31日央视采访时显得似有后悔之心。他说，“如果早一点采取措施，疫情影响会更小”。

马国强书记说有几个时间节点“一直在他脑海里”萦绕，一个是2019年12月27日有医院发现几名患者，在医治过程中普通抗生素不管用；12月30日-31日，武汉其它医院也有类似的患者，所以上报了国家卫健委；二是2020年1月12、13日，病例数增加，武汉采取了机场、高铁测温的措施；三是1月20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被界定为乙类传染病。

最后他说，“现在内心是一种内疚、愧疚、自责的心态”。“如果早一点决定，早一点采取措施，比如在1月12日左右就关闭离汉通道，效果可能会更好，疫情会有所缓解，对全国各地的影响会更小。”“由于我们工作没有做好，没有当机立断，导致疫情输出到了国内、国外。”“也会让党中央国务院少操心”。

共产党的书记公开出面悔过，即便是武汉市这一级的，也很稀罕，共产党的官员都是在内部斗争失败时根据情况“交代、批斗、认错、认罪”，很少向人民承认错误。马国强出面检讨，形势所迫，也十分罕见。但是他的检讨够吗？他的检讨的重心放在武汉疫情“输出到了国内、国外”，影响不好，因为之前从中央到地方都不希望这件事扩大出去，所以起初要隐瞒，隐瞒不了尽量缩小影响，结果失控了。

马国强是否想过，现在，在武汉城里，有多少生灵哀嚎？他选的几个事件节点，虽然多有意识针对民间的质问，但也是避重就轻，最早的日期选在了12月27日，其实，外界公认的一个时间节点是12月8日，武汉就出现了疫情，来者不善，到了后来就有八名武汉医生在网络讨论，敲响警钟，被毫无医学常识的警察抓去“训诫”堵嘴。马国强提到12月30日至31日，上报到国家卫健委，为什么动作这么迟缓？马国强说的几个节点，其实还是在为自己辩护，意思是都有应对措施，但应对的不足够。“如果早点下决定，效果会更好”。现在是效果稍微不好了一点？

这只是武汉官方目前为止承认的“真相”，这位书记也是到了武汉的情形“惨不忍睹”，全世界都盯着，他头上的总书记也坐不住出来“亲自指挥”的时候，才出来忏悔，代价多么昂贵，多少武汉人白白死去，而且继续在死。

其实，这位书记以及武汉市长周先旺前两天举行新闻会的时候，都吐露了重要的信息，为什么武汉情况早就很严重，迟迟不报呢？两位大人巧妙地甩锅，周市长说“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这个信息以后，授权以后，我才能披露”，等于明说决定权在上面，现在权力下放了，所以确诊患者死亡人数恐怖攀升。马国强的甩锅至少有部分真实，那就是中共最高层一直按兵不动。低一级的领导人预感到将来上面要怪罪，要让他们背锅，于是设法放出话来，暗示中央不授权，他们下级无法及时采取防疫行动。就以他提到的12月30日至31日这个节点来说，中共高层已经知情，但是习近平没有表态，常委们没有发言权。直到20号，疫情严重失控，走向世界的时候，在云南考察的习近平才说了一句话，便有了钟南山一日之行，认定人传人，才行动起来。太晚了，人道灾难惨重。现在，西方舆论都把造成这一严重公共卫生事件的责任归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因为在唯我独尊的一党体制下，一切都必须经过他的核准。官员们见机行事，看脸色行事，他不下指示不敢行动，会冒着冲撞“两个维护”的巨大危险。

马国强忏悔了，作为“亲自指挥，亲自领导”的习近平总书记，对下级说的“如果早一点决定，结果会比现在好”有何感想？难道不认为自己负有重大责任吗？官媒2日的报道还在称：“今年春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牵动着亿万人心。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重磅发声，为这场“人民战‘疫’注入了必胜的决心”。

有分析称，习近平下“罪己诏”不可能，20日防疫形势严峻，习那些日子有点紧张，让李克强出任抗疫小组组长，后来世卫组织干事访问北京，习近平顿感鼓舞，说出“我亲自领导亲自指挥”，这两天他又不作声了。他会等到一个适当的时候，出台“庆祝抗疫斗争的伟大胜利”，那时候，你看看吧，所有的官媒将一股脑儿齐声歌颂：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的伟大领导下，中国或者再加上中国人民战胜了不可战胜的武汉肺炎，死者长已矣，独裁者仍将顾盼自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