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个会是武汉市湖北省的高官？

有人猜可能会是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了，这位大跃进书记，立功赎罪心切，前天响应习近平号召，习近平说要彻底排查，九日就报告户数排查达98.6%，人数排查达99%了，结果被记者戳穿。“马书记是骗人，还是被骗了？”让他让路有两个理由，一是他常常露出破绽，比如那个有关百分之九十九的说辞。二是他曾想甩锅给上级，犯下官场大忌。比如前几日他说，之所以没有及时在20日之前公布疫情，提前采取封城措施，因为上级没有授权。上级是谁，从疾控中心可向北京二十四小时直报疫情来看，上级就是北京，从中国的独裁体制来看，众官唯马首是瞻，真正的上级是习近平。与他差不多的恐怕就是也在甩锅的武汉市长周先旺了，他说中央要求属地负责之后，他的工作主动多了。关于究竟谁应该担责的问题，周先旺被记者问急了，说了一句愿意革职以谢天下，但他分明表现出的是武汉政府不该独立承担责任。

有人揣测，湖北书记蒋超良湖北省长王晓东的表现北京也很不满意，中央派了两位大员，其中一位叫陈一新，可视为是习近平的浙江帮，昨日履新之前，已在微信摩拳擦掌了。还有比他来早几天的王贺胜，已经取代了卫健委书记和主任的职务，尽管湖北书记和省长还在吆喝，甚至喊排查的声音比陈一新更大了，但那已是强弩之末了，他们被视为戴罪立功，也有分析认为，他们是北京眼中最好的替罪羊。陈一新担任中央指导小组副组长，尚未踏上湖北土地前，就在微信上约法三章：“我要建立三项制度：一是实行一小时通报制度。今天各区每隔一小时要向省市指挥部报告一次进展情况……二是领导干部下沉包干、靠前指挥机制……三是建立激励问责机制。要以结果论英雄，对没有完成任务的，要动真格不手软”。远远把湖北书记和省长放到了一边。

湖北的长官比别处差吗？

湖北的长官们真正低能吗，或者是全国最低能的？这一点湖北作家方方有段精辟的分析，她认为湖北官员的表现其实是中国官员平均水平的表现，如果这次的事落在别的省里，那些官员的表现，不会比湖北的更好。她认为这是“官场逆淘汰的恶果、空讲政治正确而不实事求是的恶果、不让人讲真话不准媒体报道真相的恶果”。

湖北一开始处理疫情，先是打压，后是掩盖，最后是支支吾吾，最后的最后，自己快要被取代了，才来一个吹破大牛皮，排查率要立马做到百分之九十九，他们为什么不在最迟十二月三十日良心医生李文亮透露疫情后动作，而不是先把李医生抓起来，他们为什么不在一月三日北京当局已开始向美国连续报告武汉疫情，自己还在连连说可控可控。当然在这中间，中国卫生界最高级别的专家兼官员们曾经两批来到武汉考察，第一批得出的结论是可控，第二批考察后写出了“回顾性”论文，披露了人传人，但没有及时向社会通报，他们暧昧的态度被许多同情科学家的人解释为，人家不让他们通报， 他们无可奈何，他们写论文，是曲线救国，向国际社会婉转通报。这期间，已经有包括李文亮在内的十五名医护人员被感染了。

习近平在关键时刻做什么去了？

湖北的官员们，中国疾控中心的专家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公开表态仍然是疫情可控呢？这只能从中国的制度上去找根源，下层官员唯上，不敢报上级不喜欢听的事情，上级好大喜功，需要正能量鼓舞“全国人民”，就这样，一级给一级说好话，人民成了牺牲品。如果完全仅此，习近平党中央仍然可以在秋后算账的时候，把账全部记在地方官员欺骗瞒报上头，但是，中国在几年前建立了一个二十四小时向北京中央直报疫情制度，官媒曾经大力宣传，认为是中国充分汲取萨斯教训后的巨大成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疫情早已直通中央，中央为什么一直浑然不觉？

北大教授张千帆指出：正是极权体制违背了每一条“政治自然法”  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民主选举、行政中立和司法独立，才人为导致疫情失控和救治不力。

习近平为什么要迟到二十号才发话？需要有一个交代。在人民付出生命代价，在地方官员地动山摇之后，作为“一国之主”，应扪心自问，自己在关键时候去做什么了？

然后疫情不可收拾了，遥遥地一声令下，然后是全套现成的从毛泽东那里搬来的军事语言，封城，封乡，彻底排查，一个不漏，网上大量流传的把居家无助的百姓强行从家中拖出来，集中排查，不说这种过程有多少人会交叉感染，就那种冲进家里拿人，逼得全家鬼哭狼嚎的方式就让人感觉够野蛮的了。

这场大灾，让许多人感到，自己有种已不是人的感觉，当局唯上，缺少人道，从最初的隐瞒少报抓吹哨人，到最后的彻底排查一个不漏，都具有十足的暴力特征。

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要为这一切承责。舆情熊熊，说大话的时代快要过去了。众多的分析指出，习近平很难逃脱指责。学者荣剑认为武汉疫情对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巨大冲击仅次于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他对纽约时报说，没有人怀疑习近平控制着权力，“但控制的方式及后果已损害了他的合法性和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