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华语青年挺藏会Tara Freesoul：噶伦堡的制面师走了/华语青年挺藏会

华语青年挺藏会Tara Freesoul：噶伦堡的制面师走了

——回顾达赖喇嘛二哥嘉乐顿珠的传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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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乐顿珠 Gyalo Thondup

嘉乐顿珠（1928.11.05-2025.02.08）

嘉乐顿珠“可以说是西藏现代史上第二重要的人物”。——《华盛顿邮报》

根据嘉乐顿珠先生的自传《噶伦堡的制面师》和他生前接受的采访内容，我们借此机会回顾他跌宕起伏的人生旅程。

一. 早年生涯与家庭

1928年深秋，嘉乐顿珠出生在安多青海平安县寺台乡红崖庄(Taktser Village)。他是父亲祁却才仁和母亲德吉才仁的第三个孩子，也是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的二哥。随着他的弟弟在1937年被认定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这个以农耕和贩卖马匹为生的家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35年底，年轻的达赖喇嘛与母亲、父亲和哥哥嘉乐顿珠在红崖庄

嘉乐顿珠家中共有七个兄弟姐妹，分别是：长姐次仁卓玛，她是流亡西藏儿童村的创立者；长兄第六世塔泽仁波切土登晋美诺布；嘉乐顿珠本人后来成为西藏重要政治人物；弟弟洛桑三旦，后在西藏流亡政府担任要职；二弟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妹妹吉尊白玛，在次仁卓玛去世后，她出任西藏儿童村负责人；少弟阿里仁波切丹增曲杰。他们都在西藏现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

达赖喇嘛一家人在拉萨庄园，其母亲怀抱婴儿吉尊白玛，长女次仁卓玛和次子嘉乐顿珠站在右侧父母身后

二. 南京求学

1939年，11岁的嘉乐顿珠随家人移居拉萨，在那里接受传统藏式教育，以成为日后达赖喇嘛的首席顾问。

倡导现代化改革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继承了其遗志的西藏摄政热振仁波切意识到西藏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重要性，彼时拉萨贵族阶层的对国际形势认知相当的闭塞，尤其缺乏对于中国的了解。要想在中国和英属印度的势力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就不能不去了解这个与西藏有过上千年的历史纠葛的邻邦——中国。所以思想开明的热振活佛坚持让嘉乐顿珠前往中国留学——这在当时的西藏贵族中是一个先例。14岁时，嘉乐顿珠应蒋介石将军的邀请前往中华民国首都南京求学。

嘉乐顿珠和他的吉普车在南京

嘉乐顿珠1946年入读南京政工干校。自1947年4月至1949年夏天，他常作为座上宾出入蒋介石府邸，并由蒋介石亲自挑选的导师指导学业。他接受了以中国视角教授的历史与政治教育，这些教育大大的开拓了他的眼界。他自此精通藏汉英三语。

在南京期间，嘉乐顿珠与蒋介石夫妇保持着亲密的关系，据他说，蒋介石夫妇待他如亲生儿子。

（从左至右）1946年，蒋介石、宋美龄、西藏官员土登桑培和嘉洛顿珠在南京

三. 冲破世俗藩篱的爱情佳话

在南京求学期间，嘉乐顿珠结识了在南京浸会医院做行政人员的朱丹，朱丹曾就读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国民党高级军官朱世贵将军的女儿。他们很快就坠入爱河，开始一同参与社会活动、游览名胜，1948年嘉乐顿珠向她求婚。他在自传中说：“人们都希望我找个藏人妻子，或是不丹、锡金的公主，但我是因爱而婚。”

当时西藏政局动荡，中国的侵略威胁迫在眉睫，然而作为达赖喇嘛之胞兄的嘉乐顿珠执意迎娶一名汉族女子为妻，无疑克服了巨大的压力。

自成婚后，朱丹（后被达赖喇嘛尊者赐名为德吉卓嘎）一直和流亡藏人共命运，她随嘉乐顿珠流亡印度后创立了大吉岭西藏难民自助中心，中心规模从初期的4人逐渐扩大至2000多人，成为了一个自给自足的流亡社区，拥有学校、医院、托儿所、地毯厂等。她坚持“自助”原则，没有依赖外国援助，而是培养难民的职业技能，例如织地毯，以此来获得收入。朱丹为了藏人难民的福祉倾尽了一生。1986年她在大吉岭病逝，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她都不愿返回中国江苏的故乡。

嘉乐顿珠与夫人朱丹

四. 从新德里到台北到华盛顿

1949年，随着南京陷落于中共军队之手，蒋介石及国民党高官纷纷逃往台湾。嘉乐顿珠原本计划携妻返回西藏，然而在印度噶伦堡中转时，他得知噶厦政府内部发生了严重的权力斗争。他的父亲与前摄政热振仁波切先后遭到暗杀，而新任摄政达扎仁波切因权欲熏心，将嘉乐顿珠视为重大政治威胁。

因此，嘉乐顿珠被迫滞留印度。在此期间，他成为各国政府与西藏之间的中间人。他首先在新德里会见了印度总理尼赫鲁。尼赫鲁对西藏的处境深感忧虑，他对刚刚上台的中共政权持怀疑态度，并敦促西藏政府为可能的入侵做好准备，强调改革藏军刻不容缓。他还表态印度愿意提供军事援助。与此同时，美国驻印度大使也主动接触嘉乐顿珠，表示美国愿意援助西藏，帮助其抵御即将到来的威胁。

嘉乐顿珠随即通过电报将印度和美国政府的承诺传回拉萨，然而数月之内噶厦政府毫无回应。

当时的西藏领导层仍然沉溺于内部斗争，对外部局势的剧变毫无察觉。掌权的贵族阶层无知且自满，根本不相信中国会发动入侵。这一切让嘉乐顿珠感到极度失望、愤怒和沮丧。

1949年7月，似乎是在英国外交官休·理查森的影响下，噶厦政府突然下令驱逐所有中国人离开拉萨。这一鲁莽之举同时激怒了国共两党。不久后，中共方面首次正式宣布，他们将要“从帝国主义手中解放西藏”——这无疑是即将发动入侵的明确信号。

到了1950年3月，当入侵威胁迫在眉睫，达扎仁波切终于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紧急向嘉乐顿珠求助。然而，此时一切都已为时已晚——印度已与中共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西藏已无法再指望来自印度的援助。

阿沛·阿旺晋美（后排左三）在签订《十七条协议》的现场

不久后，装备精良、兵力占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进昌都，很快击溃了装备落后、训练不足且兵力严重匮乏的藏军。昌都指挥官阿沛·阿旺晋美在战场上逃离后被共军俘虏。在中共的压力下，他被迫前往北京，最终签署了《十七条协议》，正式宣告中共对西藏的主权。

1951年嘉乐顿珠和夫人在台北机场

当得知中共解放军进军西藏的消息时，嘉乐顿珠与妻子朱丹及三个月大的女儿杨宗卓玛身处台湾。然而，台湾情报机构发现了一封朱德写给他的信函，其内容包括向他保证中共执政后西藏不会有任何变化，并邀请摄政和噶厦派代表团访问北京。国民党由此怀疑他是受中共指使的间谍。在台湾滞留期间，他结识了一些美国公民，对方建议他前往美国。于是，1951年，嘉乐顿珠携妻女离开台湾，踏上了前往美国的旅途。

嘉乐顿珠和妻女在华盛顿DC

在那里，他成为美国国务院获取西藏情报的主要来源。他第一次与美国自由亚洲委员会的人打交道，后来他才知道这是新成立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个分支机构。

他在华盛顿的一些联系人为他提供了斯坦福大学为期四年的全额奖学金。然而他没有接受这个机会，而是毅然决定返回西藏，以帮助他身陷危难的家人和国家。

五. 重返西藏

在美国停留五个月后，嘉乐顿珠于1952年2月自印度返回拉萨。在从藏南至拉萨的途中，他见到扛着五星红旗的中共解放军士兵和士官驻扎的营寨，这让他意识到自己的故国已经陷入了外来者的手中。

当得知中国内地的土地改革过程极为残暴后，嘉乐顿珠向噶厦的两位首席大臣——鲁康娃·泽旺饶登和本珠仓·洛桑扎西——提出在西藏实施一场更公平的土地改革。他认为，必须抢在中共之前完成土地再分配，以免未来的改革更为残酷。他甚至愿意率先放弃自己家族的土地，以示决心。然而，两位大臣劝他在拉萨谨言慎行，因为当时城内间谍遍布，局势复杂。

1952年布达拉宫前的嘉乐顿珠

彼时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希望推动西藏现代化，矫正社会不公，尤其是财富分配上的严重不均，因为这与佛陀的教义相悖。他计划设立独立的司法体系、发展教育，并修建基础设施。同时，他也认同嘉乐顿珠关于土地改革的主张，认为大型地产应归国家所有，并在补偿地主后重新分配给农民。然而，这一倡议遭到西藏贵族的强烈反对，而中共方面也不愿让藏人掌控改革的主导权。

嘉乐顿珠一心想帮助西藏人民和达赖喇嘛摆脱危机，他不断敦促噶厦政府推进达赖喇嘛提出的土地改革。尽管噶厦持反对态度，他仍以身作则，主动将自己名下的土地分给世代耕种的400户农民，并烧毁了他们世世代代以来背负的债务期票。

数量庞大的中共官兵的到来让普通拉萨民众苦不堪言，随着大量食物被供应给部队作为粮饷，通货膨胀猖獗，物价飞涨，民众对中国军队愈发反感。于是拉萨街头爆发了市民抗议，愤怒的藏人们要求中国人撤离西藏，而恼怒的中共军官则把平民的示威标榜成“外国势力煽动的反革命”并意图武力镇压。嘉乐顿珠试图与张经武将军沟通来缓和事态，但中共方面非但没有化解矛盾，反而强迫两名首席大臣辞职，并要求解散噶厦政府——这直接违反了中共与西藏政府签订的《十七条协议》其中的“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

六. 踏上流亡之路

不久，毛泽东邀请嘉乐顿珠率领西藏代表团去北京参加共青团会议，但他决定不再充当中共政权的傀儡。为了争取国际援助并促使中国对西藏采取温和政策，他决定前往印度。1952年6月，他联系了驻拉萨的印度代表苏马尔·辛哈，次日便获悉，尼赫鲁已同意给予他政治庇护。

1956年秋，达赖喇嘛前往印度参加佛陀诞辰庆典，并与嘉乐顿珠团聚。他会见了印度总理尼赫鲁，讲述中共在康区和安多以“土地改革”为借口破坏藏文化和宗教的情况，并表示担忧这种局势可能蔓延至卫藏地区。达赖喇嘛希望印度施压中国撤军并为他提供政治庇护，尼赫鲁最初同意，但在周恩来前往印度游说后改变立场，要求达赖喇嘛返回中共控制下的拉萨。

达赖喇嘛、嘉乐顿珠、尊者之母和其他兄弟姐妹在印度团聚摄于1956年

1955-1956年间，中共在安多和康区实施粗暴的土地改革，引起藏人平民强烈不满，当地藏人自发地组织游击队奋起抵抗。中国解放军以“平叛”之名轰炸了理塘寺，屠杀了数百名僧众。中共的暴行更加激化了藏人的愤怒，在1958年，东藏康区爆发了藏人武装起义。中共政府指控嘉乐顿珠是受“帝国主义”影响、策划叛乱的藏人之一，并要求将他驱逐出藏人社群。

七. 帮助达赖喇嘛获得政治庇护

1959年，藏人抵抗军与解放军交战升级，许多藏人从康区逃往拉萨。同年的墨郎木祈愿大法会吸引大批朝藏人圣者进入首都，而中共在拉萨的高压政策让局势愈发紧张。

3月10日，藏人对中共统治的不满全面爆发，其导火索是解放军邀请达赖喇嘛前往军营观看“文艺演出”，但禁止携带卫队，也不得让其他藏人陪同，这使得藏人怀疑中共企图绑架达赖喇嘛。

当天清晨，成千上万的藏人聚集在罗布林卡，誓死保护达赖喇嘛。抗议演变成起义，藏人高呼“中共撤出西藏！”，而解放军包围示威者，拉萨局势彻底失控。达赖喇嘛召开紧急会议后决定离开拉萨。

3月17日深夜，达赖喇嘛乔装成普通士兵，悄然离开罗布林卡，在游击队护送下骑马南下。他原计划在靠近印度边境的隆孜宗停留与中共谈判，但到达后得知解放军轰炸了罗布林卡，屠杀了数千藏人抗议者，拉萨血流成河。

3月28日，周恩来宣布解散噶厦政府，达赖喇嘛与中共的谈判不再可能。达赖喇嘛此时已别无选择，只能向印度请求庇护。得知消息后的嘉乐顿珠立即前往新德里与尼赫鲁见面，向其转达达赖喇嘛的请求。尼赫鲁立即答应了，决定接纳达赖喇嘛及其随行人员。1959年3月30日，达赖喇嘛成功到达印度，开启了藏人绵延至今的流亡之路。达赖喇嘛随后宣布西藏流亡政府成立，并由嘉乐顿珠担任外交部长。

八. 让西藏问题成为国际焦点

1959年，当爱尔兰和马来西亚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西藏问题时，嘉乐顿珠前往纽约进行外交游说。10月20日至2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1353号决议，强调尊重人权，并重申西藏的文化和宗教独立性。然而，该决议并未直接提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9 年西藏代表团访问纽约联合国总部。来源：treasuryoflives.org

1960年秋，嘉乐顿珠再次前往纽约，希望借助当年4月召开的“亚非会议”对西藏的支持，推动联合国通过一项支持西藏自决权的决议。虽然他们成功提交了提案，但由于会议议程拖延，该议题被推迟至次年春季才进入审议程序。

九. 雪域上的秘密游击队

195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在大吉岭秘密接触了嘉乐顿珠，并承诺支持藏人游击队，协助他们展开武装抗争，争取独立，反抗中共统治。

在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美国中央情报局向西藏抵抗武装提供了步枪、弹药、手榴弹和无线电设备，并通过空投方式运送至西藏。嘉乐顿珠协助招募了约300名来自三大藏区的战士，他们在科罗拉多州赫尔营接受训练后，被空投回西藏。这些战士回西藏后又召集了更多成员，最终组成了四水六岗抵抗军，由康巴商人恩珠仓·贡布扎西领导。

然而，CIA提供的武器支持极为有限。嘉乐顿珠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表示，尽管约有4万名战士加入抵抗行列，但他们收到的空投装备却仅有几百件。缺乏足够的支持和复杂的国际形势使得这些行动最终失败。

CIA训练的藏人反抗武装士兵

到了1970年，作为美中外交谈判的一部分，CIA终止了对西藏的援助，以换取中国同意尼克松总统访华。随着美国全面停止支持，嘉乐顿珠深感失望，遂隐退至香港。

晚年时他在自传中表达了对跟中情局合作接受各种援助及代为训练四水六岗游击队的悔恨：

“最初，我真的相信，美国人想要帮助我们为西藏独立而战；最后，我意识到，事情并非如此单纯，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中情局的目标从来都不是西藏独立——事实上，我不认为美国真的想施以援手——他们只是想引起冲突，用西藏人来制造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误解与不和；最终他们成功了，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就是一场悲剧。”

十. 藏中对谈的使者

上世纪80年代，随着毛泽东逝世和文革结束，西藏迎来了相对宽松的政治时期。第十世班禅喇嘛在经历了14年的监禁后终于获释。他积极倡导改善藏人的生活水平，并鼓励达赖喇嘛派遣代表与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接触，为流亡藏人重新访问西藏创造机会。而嘉乐顿珠被藏中双方一致认为是合适的代表人选。

嘉乐顿珠在1979年与邓小平会面

嘉乐顿珠得到了弟弟达赖喇嘛的鼓励后于是决定成行。1979年3月12日，嘉乐顿珠以私人名义前往北京会见邓小平，邓小平热情地接见了嘉乐顿珠，会谈期间，邓小平对嘉乐顿珠说：“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 邓小平还表示希望达赖喇嘛重回中国，并承诺恢复他曾经的职位。

嘉乐顿珠则提出了四项要求：允许境内外藏人互通讯息、为班禅喇嘛平反、派遣藏语教师到西藏恢复因文革而中断的藏语教育，以及允许流亡藏人政府在北京设立西藏办事处。邓小平同意了所有提议，并且还邀请流亡藏人政府派遣代表团前往西藏，亲自考察当地情况。

1979年8月2日，达赖喇嘛派出代表团访问西藏，第一批代表团由统战部官员陪同，走访了安多、康巴和卫藏三区。与中共设想的反应不同的是，代表团所到之处受到了藏人民众热烈的欢迎。人们既为达赖喇嘛的代表前来接见而欣喜，又为过去二十年生活中的苦难而悲伤。

他们通过握手偷偷传递手信给代表团成员。有些信息是写给达赖尊者或者流亡中的亲属的，有些人则在纸片上潦草地写下了死去的人、遭受酷刑或监禁的人的名字。代表团返回香港时带回了至少七千封由境内藏人写给亲属和达赖喇嘛的信。

中共政府对藏人的反应感到震惊。邓小平意识到，数十年的政治宣传并未赢得藏人民心。如果不谨慎处理，局势可能会变得不稳定。因此，中共改变了原先的立场，对第二批和第三批代表团的活动加以限制，阻止他们与境内藏人进行实质性接触。这一转变导致中共和西藏流亡政府的关系趋于紧张。

嘉乐顿珠于1981年会见了胡耀邦，对方向他提出了一份《关于达赖喇嘛回国的五条方针》，其中的第四条是如果达赖喇嘛回国并恢复其副主席职务，中国政府建议他住在北京，偶尔访问拉萨。这一提议是西藏流亡政府和普通藏人都无法接受的。流亡政府对北京挟持达赖喇嘛的怀疑日益加深，这进一步加剧了对中共的不信任。

达赖喇嘛和嘉乐顿珠始终坚持与北京和平对谈。尽管西藏被中共武力侵占是受到广泛认同的历史事实，到了1980年代，为了使得与中共的谈判得以持续下去，达赖喇嘛开始提出“中间道路”，即大藏区内部由藏人高度自治，其外交和军事主权则继续归属于中国。对于流亡政府而言，这是一种为了维系与中共的对话而作出的妥协。

随着达赖喇嘛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关注也不断提升。境内藏人也可以通过磁带和秘密传讯来收听达赖喇嘛的讯息。1987年9月，拉萨藏人走上街头游行传达对达赖喇嘛的支持，中共再次对平民藏人进行了血腥武力镇压，并指责是西藏流亡政府煽动了藏人起义。

1987年僧人强巴丹增和其他抗议者们在拉萨（照片提供：John Ackerly）

嘉乐顿珠展开调查后发现，在拉萨藏人游行示威之前，有一些外国游客来到拉萨寺庙并展示达赖喇嘛的照片，鼓励僧人进行示威，然而这并不是流亡政府的指示。他认为，这背后很可能是西方情报组织在有目的地破坏藏中对话。尽管如此，中国政府对西藏流亡政府愈发警惕和戒备。双方的会谈逐渐停滞，直到2002年才得以恢复。

1989年1月，十世班禅喇嘛在发表了一段对中共治理西藏政策的激烈批评后，陡然圆寂。几天后，中共邀请达赖喇嘛去中国亲自主持追悼会，但噶厦政府担忧达赖喇嘛被绑架，因而劝阻了他。嘉乐顿珠则认为他们因此错失了和北京建立信任的良机。

在寻找班禅喇嘛的转世过程中，中共安排西藏境内的恰扎仁波切与达赖喇嘛共同挑选转世灵童。按照传统仪轨，恰扎仁波切先筛选候选名单，再由达赖喇嘛做出最终决定。然而，达赖喇嘛在未事先通知中国的情况下，次日直接公开宣布了候选人身份，这让中国政府认为他无视了中共的权威。随后，中共否认了达赖喇嘛的选择，并逮捕了其选定的转世灵童确吉尼玛，同时宣布候选名单中的另一名男孩为新任班禅喇嘛。嘉乐顿珠对此深感遗憾，认为流亡政府在公开宣布前，应该先与中共进行协商。

尽管困难重重，嘉乐顿珠在长达14年间始终担任达赖喇嘛与中共高层之间的信使，促成藏中双方围绕西藏问题的谈判，并与多位中共领导人展开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