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習仲勳--中共又一異數/张成觉

話說中共坐天下之後殺人如麻，而且每每對殺人規定指標，例如1950年代鎮反，就要求各省按總人口千分之一開殺戒。習仲勳卻建議將整個西北需處決的所謂“反革命分子”壓縮至千分之零點四以下，他強調“西北民族,宗教問題敏感而複雜”。

當毛“正閱讀習從西安發來的”此份報告時，恰值薄一波在旁。“問他怎麼評價習仲勳，他重複了毛早年誇讚習的“年輕有為”四個字，毛表示，習’如今已經爐火純青’！”（《習為政》頁14）當即批准習的建議。（資料來源：2002年5月24日習因病溘然長逝後薄一波的悼念文章）

不僅如此，習的“打五折”實行於土改劃地主時。當時，誰人一旦給劃成地主，那不只是他本人立馬有性命之虞，就算九死一生，這輩子也墜入萬劫不復的深淵了！何況其妻子兒女也將同時成了賤民，此後勢將荊棘滿途，在上學，居住，就業，婚配等等方面無不喪失了正當權利。這樣的事例不是不勝枚舉嗎？先父就是在1951年秋土改時被鎮壓的，這影響了筆者的大半生。1958年初反右補課時，筆者自然在劫難逃！該死的殺人比例！

與此相聯繫的還有牧區的社會改革問題。習仲勳“在檢查青海土地改革時，在塔爾寺附近的農村，農牧民當面表達意見，不願意土地改革。因為幾千藏民在塔爾寺廟所屬的土地上耕種放牧，收穫的麥草供寺院燒火做飯，現在土地分到一家一戶，寺院就收不上麥草了，燒火做飯都成了問題。

但當時的中共“新疆分局不以為然，堅持鎮壓反革命和土地改革同時進行，重鎚鐵拳打擊所有剝削階級和反動派，......中共中央遂決定改組新疆分局,，由王恩茂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書記兼新疆軍區政委,新疆財委主任，......又特別指示習前往新疆，......糾正新疆分局存在的問題。”（《習為政》，頁132-133）

筆者作為1960年被發配往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的上海交大右派大學生，聽說當地維,哈,吉爾吉斯等民族居民曾以“王震來了”，嚇唬啼哭的小孩而立即把孩子唬住。此次得閱該書才洞悉有關歷史細節。

習於1952年7月4日銜命自西安飛抵迪化（烏魯木齊），“7月8日先主持召開新疆分局擴大會議，......一週之後，才舉行新疆分局第二屆黨代表正式會議。......會議結束，習將錯誤來源限定在’主觀主義和無組織無紀律狀態’，限定’在思想方法上主要是看問題的片面性。’.....王震同志對改正缺點錯誤是有決心的。“（同上書，頁134-135）

回顧在主持改組新疆分局後不久的1952年秋，習處理青海“反共救國軍”第二軍軍長項謙叛亂的手法，尤為耐人尋味。項謙所在的青海“東南的尖扎地區，有藏民一千多戶，三千七百多人，高山環繞，易守難攻......習一再堅持爭取和平解決，項謙......共有多達八,九次的歸順投降—反叛,歸順投降—反叛，經習做工作和努力，......項最終回到昂拉，向政府投誠。......青海省政府繼續委任其當昂拉的千戶和頭人。......習仲勳曾專門設宴款待他“。（同上書，頁144-146）

而據林默涵回憶，當年的某天，“毛跟胡（喬木）林說：’告訴你們一個消息，馬上給你們派一位新部長來。習仲勳同志到你們宣傳部來當部長。他是一個政治家，這個人能實事求是，是一個政治家，是一個活的馬克思主義者。“

1953年9月，毛將習仲勳從黨務系統調往國務院，作周恩來的第一助手。......1955年9月27日，四十二歲的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勳宣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將官軍銜的命令。（同上書，頁161）

“1955年7月30日，一屆人大二次會議正式通過決議，確定修建三門峽工程。......時任國務院秘書長的習仲勳是消極派。......工程建成後，由於泥沙淤積嚴重，上游洪澇災害頻發，留下深刻教訓。”（同上書，頁162）

其後在興建國務院辦公大樓的問題上，周恩來同意了習仲勳的意見，聲稱“在我擔任國務院總理職務期間，絕對不蓋政府辦公大樓！”......(至今)再也沒人打蓋辦公大樓的主意。（同上書，頁165）

1954年冬，一封群眾來信說，一位農民趕著木軲轆大車跑運輸，車軸與車軲轆之間沒有油料潤滑而摩擦發出喀吱,喀吱的噪音，趕車的農民調笑：“叫什麼，叫，我都沒油吃，你還想吃油呢！”又向車軲轆撒了一泡尿，發洩對食油供應嚴重不足的不滿；為此人們的一日三餐普遍受到影響，有人居然散佈反動言論：“食油四兩，想起老蔣”！（同上書，頁166）

習仲勳看到這些群眾來信，吩咐秘書田方原汁原味地把群眾的意見反映出來。’把真實情況報告毛主席’。‘我們共產黨的幹部如果站到了群眾的對立面，小心群眾用扁擔抽你，......習說。（同上書，頁167）

1958年8月，“周恩來委託習仲勳到西北地區了解情況，習組成十多人的調查組，......先後到陝西,甘肅,青海,寧夏,內蒙古五省區考察調研，......發現公共食堂’擺滿菜餚’，大煉鋼鐵......土法煉鋼......只有從農民家收集的廢銅爛鐵......勞力都集中到工程上，......實現了全供給制的分配制度，......回京後跟周恩來和盤托出所瞭解到的情況。......1959年5月，剛出任副總理一個月的習再次被安排到河南和陝西調研。......6月30日，習仲勳上廬山參加了著名的第一次廬山會議，......他把他帶上山的材料（包括’人民公社的條件不成熟，......一千零七十萬噸鋼的指標，完全是主觀意願；’五個並舉’成了’百廢俱興’；’兩條腿走路’，成了’多條腿走路’），......呈送給周恩來並轉毛澤東，大會作為簡報印發。（同上書，頁177-185）

結果是彭德懷在西北組的發言.....及私送的信件和材料印發大會當作毒草批判，連同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被打成反黨集團。......毛以一人之力，......勝利還朝。......習選擇了低調，......選擇了例行公事的一般性表態，......得以全身而退。（同上書，頁188-189）

然而，緊接著該書的第13節標題是：毛澤東重祭“階級鬥爭”，康生借題發揮：“利用小說（指《劉志丹》）反黨，是一大發明。”......1962年9月24日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正式會議開始，......毛讓劉少奇宣佈“彭,習,張,黃,賈拓夫五人不參加全會”。......從而不但把彭德懷,鄧子恢和習仲勳定為當前階級鬥爭的三個重大事件，又通過正式決議，分別組成“彭德懷專案審查委員會”和“習仲勳專案審查委員會”。,,,,,,康生勒令習停職檢查。（同上書，頁206-207）

文革開始後，賈拓夫很快被揪鬥，......1967年5月7日其遺體在北京西郊發現，至今死因不明。習比賈幸運，先是一家被搬出中南海，住到郊區寓所。......1965年到洛陽礦山機器廠擔任副廠長。......他每天上半天在車間勞動，下半天讀書看報。......1967年被紅衛兵強行帶往西安關押,批鬥。......同年10月31日和11月初兩次寫信給毛周，匯報批鬥的情況和思想的變化，1968年1月3日，中央派專機將他接回北京，從此開始了漫長的監護歲月。1974年12月27日，毛對小說《劉志丹》案做出批示：“此案審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議宣布釋放，免予追究。”1975年春節後，......習重返洛陽。......二次下放洛陽，被安排在耐火材料廠（與夫人齊心一起），......由專人負責監管。......住一間只有二十四平米的房子。......每月從廠裏借支二百元生活費，相當於五個普通工人的工資。......不久，廠黨委書記很快為習調換了一套五十多平米的三室住房，環境大為改善。......逢年過節，很多工人請習到自己家裡吃飯，又接受習的回請。（同上書，頁208-217）

這一節記述了1967年至1968年整整一年裡，在西安習經歷的批鬥會二十多場中，其中兩場與“革命群眾”的對答內容。“習的對答和風範，生動再現了君子人格的威武不屈和浩然之氣，也透露了習鮮為人知的實事求是和機智靈活。”“官版宣傳説，周恩來看到習仲勳在西安被鬥的照片十分意外：“為什麼隨便把習仲勳抓到西安？””文化革命就變成武化革命，這是給文化大革命抹黑，也是給我們國家臉上抹黑。“周先指示陝西省軍區接管習仲勳，又於1968年1月3日安排飛機把習仲勳接回北京，交由北京衛戍區”監護“。

習回憶“在北京的’監護’......我獨處斗室，斷絕了和一切人往來，連直系親屬也看不到，更不知道外面的真實情況。......近八年間，幾乎沒有妻子和孩子們的任何音訊，更不知道他們的景況。......。“‘九一三’事件之後一年（1972），文革神話已經破滅，......齊心給周恩來寫信，希望能與習仲勳見面，請求在北京解決住房，解凍一部分存款維持生活。周很快批示讓有關部門解決。......七年多時間，近三千個日日夜夜，一家人難得團聚一次，......之後，又要各奔東西，天各一方。......習平白無故被打倒十三年，其中關押近八年，比任何一個老同志老革命付出的代價都沈重，......直到1976年9月，老人家去見死了一百多年的馬克思，’活的馬克思主義者’習仲勳仍被人民群眾’監管’著。1976年10月，’英明領袖華主席’，一舉粉碎’四人幫’，撥開雲霧見太陽。習仲勳得知消息的第二天，就致信華國鋒，熱烈祝賀這一壯舉，並表示’

決心養好身體，更好地繼承毛主席遺志，緊緊團結在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周圍，無條件的聽從黨中央的指揮，把餘生全部貢獻給黨，力爭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落款是：“一個仍未恢復組織生活的毛主席的黨員習仲勳”。（同上書，頁239）

“習長華七歲多。......1976年4月5日天安門事件中，毛指定華擔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第一副主席”為臨時首創，表示僅次於毛，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第二號人物。華跟習一樣，老成持重，為人厚道，實事求是，智慧機敏，不是後來被塑造的傻大笨粗,缺心眼。不僅在毛家鄉湘潭縣委書記任上作派得體,為官有方，在每一個權力階梯上都務實,有所為有所不為，不像吳芝圃,李井泉等輩不顧省情,民情，投毛所好，也不像鄧小平過高估計毛對自己的信任，忘乎所以，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華以黑馬之姿，五十五歲成為黨和國家第二號領導人。

毛去世後，華在權力根基非常薄弱的情況下，不到一個月，就集結權力舞台上的關鍵力量和最有威望的元老，果斷抓捕毛最信任,最寄予厚望,權力地位僅次於他的王,張,江，特別是抓捕毛夫人江青，沒有清醒的頭腦,超人的魄力,大是大非與倫理道德的取捨，當時當世，除華不作第二人想。“（同上書，頁240）

該書接著進一步闡述華撥亂反正的卓越貢獻，包括“毛去世後只有十一個月，就冠冕堂皇明確宣布，毛苦心孤詣一再要堅持到底的文化大革命和繼續革命結束，並且違背毛的明確指示，重新啟用被毛再次打倒的鄧小平，廢除毛的”偉大創舉“——由工人,農民和解放軍官兵推薦優秀青年上大學。”（同上書，頁241-242）

習仲勳審時度勢，從“1977年8月23日起到1978年元旦，他先後數次致信鄧小平,胡耀邦,王震和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等人，......請求新的中央關注自己的冤案，希望在有生之年再為黨做些工作。......與此同時，齊心和橋橋多次請王震向中央反映，考慮習的復出。“1978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辦公廳電話通知河南省委，責成由一名省委領導負責，迅速將習接回省委並護送到北京。”“習回到北京第二天，葉劍英就安排葉選寧代表他前往探望，2月26日葉選寧又將習接到葉府上相見。......習十六年飽經風霜，葉驚奇中有關切：’仲勳同志，你備受磨難，身體竟還這麼好！’”（同上書，頁242-244）

“1978年，五屆全國政協第一次會議，習在政壇消失十六年後第一次公開露面，出席名分是’特邀委員’，會議結束，當選為全國政協常委，......3月，中組部長胡耀邦説：中央決定讓習仲勳同志到廣東省擔任第二書記，這次是葉帥提名，大家也都同意。......廣東當時的一把手是韦國清，......但葉劍英私下明確交代，就是習說了算，韋只是名義。......4月5日，習走馬上任，不到一個星期，4月11日，葉就回廣東休息，相當於葉親自送習主政廣東！”（同上書，頁246-247）

“1978年4月5日下午習一到廣州，就出席中共廣東省第四次代表大會......第二天下午當選為第二書記。......六天之後，葉劍英到達廣東，一住就是一個月，兩人終於有時間，有空間，第一次單獨相處，傾心長談。”

習將彭湃父子的案件列為優先處理事項，安排接見彭的兒媳陳平，......1979年1月25日，廣東省委通過決議，......為彭湃及其兒子，以及其他受株連的幹部,群眾平反，追究所有加害者的刑責。......還改善了陳平一家三口的居住條件，便於其女兒彭伊娜（彭湃孫女）在家複習，之後她考上了暨南大學新聞系。.....習領導廣東省委又先後為被迫害致死的林鏘云，朱光，周小舟，鄧文釗，馮桑，饒彰風等省級領導平反昭雪，為中共廣東省委原書記兼廣州市委第一書記王德所謂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平反，恢復其名譽和職務。......廣東省委還隆重舉行盛大會議，悼念陶鑄的一生。（同上書，頁257-259）

廣東的冤假錯案，以反對“地方主義”影響最大。傷害的幹部最多。’習頂住了層層壓力，堅持複查，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錯案，’......但直到習調離廣東，進入中央，當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主持中央工作，......又加上時任中紀委書記陳雲,黃克誠的力量，1983年2月，廣東省委才徹底查清案件涉及的所有人和事，中共中央才發出《關於為馮白駒,古大存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也撤銷了對方方等一千二百二十二位各級幹部的處分，恢復了他們的名譽。（同上書，頁260-261）

總計“反地方主義”整整持續20年之久，共有3萬多廣東幹部受整受貶，有4000多幹部被遣送回鄉務農，有70 多人自殺（其中海南红色娘子軍60多人），餓死百萬人，被冤枉槍决3人，至于被冤為“地方主義”的華僑，更是不計其數。廣東從1949年之前的發達省份，變成1970年代的工業落后省份，幾乎没有重工業。與此同時，香港從轉口貿易小城，一躍變成工業重鎮。（據《維基百科》有關條目）

“李一哲”大字報案是習仲勳平反的另一宗大案。該案源自：“1974年11月，毛領導的’批林批孔’運動方興未艾，廣州三個青年李正天,陳一陽,王希哲各取名字中一字組成’李一哲’筆名，在北京路貼出大字報，以兩萬六千字的篇幅，六七十張大紙，批評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李正天是廣州人民藝術學院油畫系學生，陳一陽,王希哲是廣州十七中66年高中畢業生。......江青定性大字報內容是’解放後最反動的文章’。但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趙紫陽不抓捕作者，反而將大字報的內容廣為印發至全國。......1977年12月韋國清將李一哲等四人判刑入獄。......習仲勛上任廣東省委書記後，於 1979 年 1 月 1 日釋放李一哲出獄，2 月予以平反。（同上書，頁262-269）

1978年11月13日，葉劍英在中央工作會議的閉幕會講話中高度讚揚了華國鋒，同時說：’習仲勛同志那種不怕聽刺耳意見,鼓勵別人講話,勇於自我批評的精神，是難能可貴的.....”（同上書，頁280）

“包乾到戶”就是把人民公社生產隊的土地劃成一塊一塊，由每一戶農民自己說了算，愛種啥種啥，愛施肥,不施肥，愛上工，不上工，都由農民自己做主，種出來的糧食，交夠國家的,留足生產隊的，剩下都是個人的。用經濟學術語，就是投資,經營主體的改變，就是生產方式和分配方式的改變，正是習仲勳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反覆指出的兩大關鍵所在！

（安徽鳳陽小崗村）十八戶村民以常識和（包乾到戶的）實際行動，詮釋習仲勳的發言提綱挈領,擊中要害，（對此）......萬里1979年2月26日才知道並放行的......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才肯定了肥西縣的’包產到戶’和鳳陽縣的’大包乾’。......（此前）1980年5月間習仲勳表態：包產到戶可以允許繼續實行。（同上書，頁294-302）

1978年7月初，剛上任3個月的習仲勳到惠陽地區的寶安調查研究。“從沙頭角回深圳的路上，習在路邊看到邊防軍抓了兩個外逃的人，把他們銬在路邊。......習在收容站裏找外逃人員談話，......這裡關押著成千上萬偷渡客，天氣炎熱，缺水少醫，臭氣熏天。......寶安全縣逃往香港的人數佔總人口一成九。僅1979年上半年不完全統計，收容人員跳車逃跑一萬多人，摔死摔傷二百多人（其中死亡四十人）。（同上書，頁306-310）

1979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召開專門會議，研究“廣東大量群眾偷渡外逃”的問題。習仲勳三管齊下（發展生產，改善人民生活，讓群眾看到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在最短時間，將逃港潮完全平息，徹底解決。”（同上書，頁312-314）

此前的1977年11月，鄧小平曾南巡廣東9天，什麼問題也沒解決。而習剛上任就引進外資發展旅游事業，接著是逐步放開價格，比全國早了十年。1979年1月6日，習領導的廣東省委決定，撤銷寶安縣，設立深圳市，珠海縣改為珠海市。......1月30日，2月14日，華國鋒為總理的國務院分別批覆廣東省和交通部的報告，決定在蛇口興辦工業區：“立足港澳，依靠國內，面向海外，多種經營，工商結合，買賣結合。”（同上書，頁316-324）從而為經濟特區的試辦拉開了序幕。

1980年8月26日，葉劍英主持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深圳,珠海和汕頭三個經濟特區，正式領取出生證。......經濟特區的開創者是吳南生，......最高領導人中，支持力度最大的是葉劍英，而最放手,最放權,最給力的推手是黨,政,軍大權集於一身的華國鋒。,,,,,,習仲勳領導的廣東，創造了整個中國改革開放的基本型態和模式。

2008年改革開放三十週年，《人民日報》第一次道出真情：“中國的開放，當以廣東為先。而習仲勳作為’文革’後的廣東省委第一任書記，當然功不可沒。”“所謂的中國模式，就是深圳模式,廣東模式，模式的奠基人,締造者和主角，不是別人，正是習仲勳。”（同上書，頁334-337）

1980年2月23日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由胡耀邦擔任中央書記處總書記。會議期間的2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為’習仲勳反黨集團’平反。.....同年11月10日到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胡耀邦為中央委員會主席，鄧小平為中央軍委主席。此前的11月9日，中央決定習仲勳和楊尚昆回中央履職。（同上書，頁341-342）

1982年9月初，中央又決定習進入政治局，......在十二大召開的當天，因胡啟立提出，習再任五年的書記處書記，協助胡啟立處理中央日常工作，並分管組織,統戰,民族,宗教等領域，一直到1987年十三大舉行，前後六年時間。......其間的1986年，反映國民黨正面戰功的《血戰台兒莊》經習親自審查拍板上映。......主政台灣的蔣二代經國看過該片拷貝後，很快改變他信誓旦旦的’三不政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開放1949年逃到台灣的老兵回大陸探親。（同上書，頁349-361）

24小標題：與葉劍英,彭真,萬里同心同德，拖進公平正義,以法治國，’把尻子短短坐在群眾一邊’......1987年，胡耀邦在針對他的民主生活會後辭任總書記。會上，只有兩個人客觀公允,實事求是，甚至只檢查自己。一個是習仲勛，一個是胡啟立。（同上書，頁382-392）

25小標題：南國放空，回歸本我，通達賢明，人格魅力再綻放......1990年10月30日，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批准習前往深圳休養，並當天離京。......時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楊德忠，中央警衛團團長陪同前往，太太齊心女兒橋橋同行。1999年，在深圳已住了整整九年，......五十年大慶，習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登上天安門城樓。......2001年冬天，發現習的癌細胞已廣泛擴散。......不知道為什麼，一直拖到2002年4月17日，才決定將習送北京治療。......5月24日凌晨，一代聖賢溘然長逝。這一天，離他八十九歲生日還有142天。（同上書，頁400-422）

末尾是“總論”，題作’文明座標最公允’......1987年初春，剛從人民日報社長任上離任不久的秦川去中南海看望習，......習突然對他說：’我這個人呀，一輩子沒整過人，一輩子沒犯過“左”的錯誤。’......不但如此，而且在整個政治生涯中，沒有犯過任何錯誤！！.....孔子將周室的文王,武王和周公，樹立為君子人格的光輝榜樣。......三千年的最後一百年，在周室三聖的故鄉，......習仲勳誕生成長,脫穎而出，一生所作所為，截止目前公開的資料,史實,回憶,評價，無論用君子的標準衡量，還是用聖人的事蹟對照，樣樣找不到瑕疵。不僅樹起中國共產黨人罕見的造型和英姿，也再現了華夏文明一代聖賢的風采和神韻。（同上書，頁423-432）

不過，竊以為，習仲勳的確不失為中共黨內四大異數之一，另外三位是華國鋒,胡耀邦和葉劍英，而以華國鋒居首！不管華國鋒是否獨夫毛太祖的私生子，反正其掌權的短短兩年多時間裡（1976年10月至1979年初），他在葉劍英力挺下，跟胡耀邦珠聯璧合，造福於大陸中國七億多同胞，這是誰也無法否認的。

據該書作者考證，毛獨夫曾稱許習為“活的馬克思主義者”。而中共對其已故領導人的諡號，以“馬克思主義者”為最高。出於時代與歷史的局限，即使習仲勳自認為馬克思主義的信徒，我們也不必苛責之。這正如華國鋒也曾提出“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但實際上華在1977年就著手為被毛打倒的鄧小平復出創造條件。畢竟正如毛共的老祖宗馬克思所云：一步實際行動比一打綱領都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