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在中国网戒学校的强制性扭转教育

北京之春记者张致君

从少数群体的主题采访发出去之后，记者收到多篇投稿，感谢中国内外愿意关注少数群体权利的人对《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环境调查报告》的支持。思考再三，推迟了几位的采访，结合了自己的经历和在中国关注的少数群体事件，第二篇文章就留了给自己和身边的朋友。

记者知道深刻了解同性喜欢还是通过祖母的告诫以及闺蜜的科普，因为父亲是政治犯的原因，聚少离多，记者从小与祖母长大，而记者的家庭是极致传统基督徒家庭，不准打耳洞不能纹身，甚至连吃的东西都要遵照圣经律法，所以喜欢同性是不得上帝所喜悦而严格禁止的，而恰好记者从小性格原因，自小就和男生称兄道弟，觉得小女生过于娇气和软弱的有点“麻烦”，又因着父母不在身边，头发也是为了方便打理，直到20岁前全是短发，所以大学后收到女生告白的时候，反而没有不知所措，只觉得正常。用特别流行的评价就是看起来应该是个“娘T”吧。我个人到现在依旧认为喜欢和爱这件事是不能区分性别的。不伤害其他人的前提下，只要认定了，两个人的事，相互愿意就可以，当然在我的概念里“伤害”是有一定定义的，简单而言就是对于公域和私域没有危害，这详细说起来就又要长篇大论，暂且不表。

第一次知道同性之间可以有恋爱的喜欢，是初升高那年，闺蜜因为学习不好去了职专，我考上济南的重点高中，童年的动荡不安，导致我在交友方面非常单一，属于极度恋旧的人，所以刚去新的学校有些不适应，放学和假期就总跑去闺蜜家里，甚至过夜，在记忆里最久的一次要有一个星期，无他，单纯朋友之间的依恋，上大学前我都是传说中的“好学生”，生活里学习第一，再就是爱好，比如看漫画和读书写小说，所以荷尔蒙的冲动应该是释放在了“二次元”里，直到现在我对自己的评价依旧是“腐到极致的御宅女”。闺蜜在职专的学生生活就比我在高中的丰富，十几岁的孩子都是性冲动的叛逆年龄，谈恋爱、追星等等反正能做的事都要干一遍，喜欢她的男生很多，拒绝起来觉得麻烦，有的还穷追不舍，她就找了我们另一位女性朋友假装恋爱，还拉着我给她们拍亲密照，放在她的博客里。她和我说，女孩子和女孩子之间产生恋爱关系，这个群体叫“拉拉”。那时候，我会用笔名在网络上写同性小说，按照时间推算，我应该是晋江网上第一批写耽美题材的人。现在的耽美小说在中共统治下已经消声殆尽了，还有很多网络作家已涉嫌“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刑，2024年12月中共官方就抓捕了超50名网文作家，基本也都是耽美文作家。

祖母试探与警告我的性取向也是在我常年在闺蜜家写小说的时期，我记得还蛮清楚，她问我“你以后打算结婚吗？”其实当时我没有想很多，坚定的回答她“不会结婚”现在回想起来，她应该是倒抽了一口凉气才继续说“你姑姑在教会的时候，有个女生说喜欢她，这个是要下地狱的。”我对“不信上帝就要下地狱和不遵循上帝的旨意就要下地狱”这种观点一直是开放性态度，所以随口反驳质疑 “为什么”。

“结婚生子是上帝赋予人的任务，是一个正常人应该做的事。无论从信仰还是社会，有些事都是坚决不可以做的，有些事是一定要去遵循的。”她如是回答。同性情侣在中国一直受这样的困扰，伦理道德与法律限制双重压力。记者在中国就关注女性与少数群体权利问题，收到最多的反馈也是“我是迫不得已”。

迫不得已隐藏性取向，迫不得已结婚，迫不得已生孩子，迫不得已过“正常人”的生活，迫不得已放弃喜欢的人与生活。

人生短暂，就那么多“迫不得已”的麻木与迷茫。她们与我哭诉，逼迫同性群体选择与异性结婚是非常残忍的事，于双方都是，所以在中国的性少数群体的结婚总结而言会有两大类， “骗婚”与“形式婚姻”。

“骗婚”简单讲是隐瞒自己的性取向，与异性恋结婚，发生性关系，结婚对象完全不知道对方性取向情况，“同妻”情况在中国社会普遍更多，即是男同性恋隐藏性取向后迎娶异性恋女性妻子，通过正常性方式获得子女的生育。与记者在中国接触的男同多数比例还会在婚姻持续的情况下，再另寻男性发生性关系。

“形式婚姻”是一种合约婚姻关系，在中国通常同性恋为了躲避家庭与社会压力，私下达成婚姻协议，在公众面前营造双方是异性恋的假象，婚后的恋爱与生活相互不干涉，是否生育会在形婚前达成协议，生育后孩子的抚养费都会提前达成契约。相对而言，这种形式婚姻在中国社会舆论下能给同性群体一个“挡箭牌”，在有限的环境中偷偷选择自己想要的恋爱与生活方式。但非常惨痛而隐瞒的犯罪行为也会发生在形婚中，  婚恋市场不受欢迎的异性恋男性会伪装成男同性恋来骗取女性同性恋的形婚，既而发生强奸，而中国的法律下，女性一旦结婚，婚内强奸的定义就变得非常模糊，受到侵害的女性得不到应该有保护，这就使得“形婚”模式对女性同性恋者变得极具不确定的危险性。而婚后相对应带来的财产分配或者离异后孩子抚养权归属等系列问题，会因为中国法律的不健全与贪腐执行的问题进一步对少数群体中弱势的一方进行多次伤害。

形婚或者同性伴侣之间生育孩子的问题在中国法律与医疗环境之下，也成为少数群体面临非常严峻的问题。“代孕”在中国不合法的前提下，同性伴侣生育孩子的途径就变得“千奇百怪”。经济条件好的会选择国外的途径代孕，差一点的会在中国境内通过地下中介买精买卵等一条龙服务生育，没什么选择的伴侣也会勉为其难的“借精”自然受孕，或者通过“骗婚”生育。与记者关系亲近的一对女同分享她们的受孕经历，是让我大跌眼镜为之震惊的，她们在中国选择和一对男同形婚，婚前也各自约定了的生育孩子，取精过程就是男同情侣在隔壁房间，而她们在相邻房间，在男同达到性高潮后取的精子，体外传递到她们房间，由她们相互注射到体内，实现“半自然”受孕。记者听闻如此方式只能在震惊之余感叹“你们时间卡的倒是挺准确”，前不久记者联络这一对女同朋友，两个孩子现在由她们抚养，形婚伴侣给抚养费，但是和她们形婚的一对男同已经分手，又各自有了“新欢”，鸡零狗碎的生活全是烦恼。

异性恋有时会恐惧同性恋，其实这是一种对未知的恐惧。有些异性恋也会有种对自身莫名其妙的“自恋”情节，因为她是同性恋，而我和她是同性，那她一定会喜欢上我，所以我会“害怕”，继而远离和污名化同性恋者。恐同心理其实是一种非常畸形但是又很常见的心理暗示。

同性恋的恋爱冲动与异性恋无异，并不会仅仅因为是同性而产生情愫，如同异性恋不会随便就会喜欢上一个异性，同性恋也是如此；而同性感情普遍更注重精神契合。在与记者沟通交流的少数群体中，记者普遍得到的反馈是精神同频在同性恋中的呼声最高，性关系的产生也多数建立在喜欢后的本能上，而这个比例更具体的细分，女同又高于男同。至于中国社会对同性恋群体的疾病污名化就暂且不论了，不洁性关系的发生，并没有科学的医学数据表示特定发生在某一群体，而疾病是伴随任何关系会产生的，这需要科学的为少数群体澄清事实。而最无法解释的，是中国文化历程中对性少数群体的看待方式，大抵而言，古代中国社会对于同性之间的性行为或同性爱，也更有“断袖”“分桃”“金兰”“结客”等，·彼时的中国没有像中古世纪和近代西方社会那样广泛而严厉的惩罚，甚至对于同性情欲有赞赏之词，虽也有非议的言论，但无伤大雅，而民国时期，随着西方医学理论的引入，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受到全面西化后，反而对性少数群体有了社会污名，甚至病理化的研究，直到今日，西方世界的思想解放后，反而中国还束缚在这些落后的思想水平中，甚至在中共的统治下，更为严峻。在习近平执政的几年中，中国的性少数群体甚至连基本的社交平台都被封禁，同性之间的交友与婚恋受到进一步摧残。

而在中国，随之对性少数群体的恐惧，对该群体的伤害也是不可估量的。公立医院中设立科室对同性恋群体进行治疗，更甚至非常多的私营学校接收“同性恋的未成年”进行所谓的“性扭转”教育，而这些“学校”的扭转教育都是伴随严重的身体与精神伤害，记者在中国与之其中“教官”有过亲密接触，多次曝光过其中的卑劣行径，便也再次于此文中详细书写一遍，以供读者参考与警觉，而直到现在2025年为止，这样的学校在中共的统治下，依旧满盈生源，对少数群体的罪恶还在继续进行中。

2011年，记者大学毕业后回济南工作，因写文素材需求，需常年混迹少数群体圈中，在本地也算小有名气，要取材又心态开放就总能被动地接触到新鲜事情。认识马律师也是在那个时期，马律师那时候还不是马律师，她警校毕业不久在济南当地一家戒网瘾学校做老师，而那家所谓的“网戒学校”就接收被判定为性取向同性的孩子。文中称之马律师，不用真名，因着保护还在中国一线为社会不公努力上庭的马律师。

网戒学校的招聘是有自己一套特定要求的，其招聘要求优先必须是退伍军人或者警校军校毕业的学生，马律师总结而言，“总之就是要求会打人，而且打人不能有外伤的，军人和警校的学生是符合要求的，里面是非常严酷的军事化管理，可以说是没有人性”。

记者 “都是什么样的孩子，又是多大年级的孩子送进去呢？”

马律师:“普遍是青少年，就是孩子到叛逆期青春期的，学校不爱管，家长不想管或者管不了，其实本身都不是孩子们的问题，家庭的缺失，社会因素，学校因素，种种累积导致孩子成为了他们眼中的异类。而家长送进去的孩子，理由也是千奇百怪，早恋，沉迷打游戏，打架偷窃，还有同性恋。”

记者：“里面是什么样的呢？”

马律师：“学校是不能叫老师，都要叫教官。这类学校选址都是讲究的，偏远，寥无人烟的城乡结合地区，我在的学校旁边是监狱，学校本身的围墙就很高，全封闭管理。新生进去要没收全部电子设备，不允许和外界有任何联络。第一天一定是关进小黑屋中一夜。无论男女，听话的只关一天，打的会轻一点，不听话的，关的时间久一些，一直打到服气为止，因为教官都是特别招聘的“练家子”，知道怎么打的疼又不会留外伤。”

记者：“你也会参与殴打孩子吗？”

马律师：“我不会，太残忍了，做不到。我本身就是女同，有时候会去阻拦其他教官，他们对那些所谓不听话的孩子虐待的尤为严重，反抗厉害的是一闷棍直接打晕过去的，等他们自然苏醒，肚子、后背、大腿这些衣服能盖住的地方是重点殴打部位。我一直认为殴打孩子们的教官才是心理变态的人，简直就是在这些孩子身上泄愤。”

记者：“看到这些事你没有去报警吗？”

马律师：“你觉得能开这种学校的，警察会管吗？甚至政府会给资金补贴。学校收取的高额学费除了日常费用支出，行贿当地政府也是一项重要内容。”

记者：“除了殴打，还有别的吗？”

马律师：“伴随着人格侮辱的体罚都是非常常见的，还有性侵害。常见体罚除了长时间负重罚站，罚跑步等等体能上的虐待外，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女生哪怕是生理期也逃不过在雪地里平板支撑，一直到教官喊停，时间都是非常久的，这对未成年女孩子的身体影响很大。而被体罚的原因也是莫名其妙，有一次隔壁班上的女生因为在饮水机里接水不小心撒了一点出来，她们班的女教官就直接穿着很细的高跟鞋把那个女生从教室前面一直不断踹到教室后面，就踹肚子，然后还让那个女孩跪在讲台上，把一整桶的水，一滴不剩的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喝进去，撒一滴就要扇耳光。这女教官和我们说起来这事还沾沾自喜。”

记者：“多大一桶水？”

马律师：“普利斯纯净水,就送水上门的那种很大一桶。”记者后来在网上查询，普利斯纯净水用在饮水机上的容量是 16.8升一桶。

记者：“那孩子能一滴不剩的乖乖喝下去？”

马律师：“怎么可能，后来喝不进去，女教官除了扇耳光就直接掐着她的脸颊，逼迫她张开嘴，往里面灌。”

记者：“你刚刚说学校里有性侵，是怎么回事？”

马律师：“嗯。学校是寄宿制的，生活教官会负责看守学生的住宿，看管她们言行。无论宿舍还是教学楼全是密封的铁栏杆，防止学生自杀。性侵害分了两种，一种是学生对教官的性贿赂，学生就为了换手机和外界取得联系或者换取一点特殊照顾，另一种就是纯正的性侵害。”

记者：“可以具体说说吗？”

马律师：“我自己就遇到过学生对我性贿赂，当然我没有和她发生任何关系。十三岁的女孩，半夜爬到我的床上，就想和我发生性关系，条件是让我把我的手机借给她，给她的女朋友打电话。”

记者：“你住在学校宿舍？”

马律师：“是。教官们会轮班住在学校，一个月一次排班，女教官住在女生宿舍，男教官看管男生宿舍。”

记者：“所以，她知道你是同性恋，才会要求和你有性贿赂而换取手机与外界联系？”

马律师：“并不是特定的邀请我与她发生性关系，她只是想要换取手机和外界联系，她还会和其他教官用这种方式换取，在课间也包括去寻求男教官换取手机的使用。学生的任何电子设备是严格没收的，一下都不能碰，只有这种方式最简单直接。”

记者：“你最后给她用你的手机了吗？”

马律师：“没有，如果给她用一次，就会缠上你，索取更多。”

记者：“所以网戒学校会收要扭转教育的同性恋小朋友，但也会招聘同性恋教官，这有点奇怪。”

马律师：“你觉得，这些学校是真的在乎怎么教育好小朋友吗？招聘的时候真的会好好挑选老师们的资质吗？”

记者：“孩子们这样被对待，不会告诉家长吗？家长能允许这样虐待孩子？”

马律师：“这种长期虐待和精神控制下的孩子们，普遍不会主动告诉家长在学校发生了什么。再者就是他们的父母亲手把他们送进来的，本来原生家庭教育就是缺乏关爱的，亲子关系会进一步恶劣，虽然在毕业的时候，看起来孩子们被“教育”好了，但仅仅只是用暴力压制住他们了。出去以后自杀的孩子也有，再被反复送回来的也很常见。”

记者：“孩子们在学校里有自杀的吗？”

马律师：“有，入校已经和家长们签了免责协议，能把孩子送进网戒学校的家庭可想而知吧，再加上政府关系，发生自杀事情，都能摆平。更可笑的事，家长会哭着喊着要求学校严格对待他们的孩子。”

记者：“你在网戒学校做了多久，现在不做这一行业了？”

马律师：“大约3个月吧，良心受到谴责。所以我现在做律师了，我和我的女朋友也一致觉得，还是要帮助弱势群体。我接的案子也多数与劳工、家暴婚姻之类的相关。”

记者查阅新闻，截止到记者发稿日，除了山东省有许多网戒学校外，诸如此类的教育中心现在依旧林立。网戒学校频频传出人命案件，也引发不了中国政府对这件事的重视，更阻挡不了家长把孩子们送进去接受教育的决心。临沂杨永信的电击疗法甚至出现在主流媒体的报道，并对其表示赞扬。

我们无从知道，在中共统治下，有多少孩子们已经或者正在经历这些惨无人道的虐待。而这些虐待，却又总在警醒着我，作为记者，应该为她们，正在经历痛苦的人，用尽全力揭发这些黑暗，让更多的人看到。

纵然长夜漫漫，总该有人秉烛前行。

纵我满身泥泞，也依然愿意为你们撑伞而行。
 

北京之春记者站 张致君

写于2025年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