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习近平上台是共产党极权体制的必然选择/陈泽进

有人说，习近平的上台是一个偶然，一个意外。我的观点与他们不同，我认为，习近平的上台是共产党极权体制的必然选择和必然结果。

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到1979年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共把中国变成了一个人间地狱。1953年——1956年，为了实现公有制，强行剥夺了中国人民的私有财产，因这个过程中遭到了一些人的反抗，共产党杀了不少百姓，尤其是当时的地主和资本家，更是屠杀的对象。我爷爷当时就被定位地主，我爷爷之所以没有被杀，是因为我爷爷很主动积极配合共产党的政策。听他说，他的兄弟，也就是我的叔公，就因为拒绝被公有而枪毙。1959年实行三反五反和反右派的行动也杀了大量的百姓，根据一些民间学术组织的数据统计，有几十万的无辜百姓被杀害，这当中主要是知识分子、以前是地主或资本家出身的人。

1956年之后，经济制度方面形成了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模式，之后经济不断走向凋敝。尤其是1958年，中共搞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了1959——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直接饿死了3000多万的百姓。这个3000多万，是官方的统计数据。事实上，由于共产党的撒谎成性，饿死人数远远不止这么多。据民间学术研究的统计，那几年，至少饿死了6000多万的百姓，占当时人口的1/10。更可恶的是，为了不影响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光辉形象，大饥荒期间拒绝国际援助。与此同时，为了能进入联合国，还把有限的粮食和资源援助了非洲国家，更加剧了饥荒的严重程度。

之后几年（1961—1965年），由于经济崩溃，共产党被迫放松对经济的乱搞，使得之后的几年，开始有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但由于毛泽东因此感觉到被中共党内大佬架空了权力，也感觉政策措施偏离了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的样子，因此，不惜给这个国家带来灾难，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导致1亿多人口死亡和受到了牵连。

在文革期间，大搞阶级斗争，整个社会陷入了无政府状态，红卫兵可以轻易的杀死所谓的敌人，人人自危，人如草芥。批斗会、各种武斗，各种“义和团行为”，整个社会象发了疯一样。在这期间，由几种人是最容易被批斗或者打死的：以前是资本家、地主身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以前反共或者稍微对共产党有不满的知识分子，绝对是首当其中，随时都有被打死或批斗而死的可能。或者是被认为亲西方、甚至家里有外国亲戚的都被冤枉为“卖国”而被打死。

文革期间，经济更是彻底崩溃，年轻人和一些生产者，都去闹革命，没人生产，有限的粮食和资源也被拿去支援非洲国家，因为想进联合国。就是相当于贿赂非洲的一些联合国的成员国，让他们投票支持中共进入联合国。因此，导致饿死的百姓也是不计其数，没有饿死的，也是在死亡线上挣扎。

在这期间，被压迫最为严重的是知识分子，尤其是教师。当时的学校，只要你是教师，基本上都会经历程度不一的批斗，大批的知识分子和教师要么被直接枪毙，要么被折磨而死，要么忍受不了折磨而自杀。可以肯定地是，像我这种有“政治污点”（有过批评共产党的纪录）的，在文革期间，应该是无法活下来，会被中共当成“现行反革命”早早就被枪毙了。

后来，连自己同类，邪恶的苏联帝国也得罪了，彻底与世界隔绝、完全的闭关锁国，这让经济更是雪上加霜，整个国家濒临崩溃。

所谓改革开放，本质上就是给社会松绑，给社会自由，同时对外与文明世界靠拢，远离苏联帝国等邪恶势力。勤劳而聪明的中国人就在这种依然有限的自由中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尤其是加入WTO之后，在西方及世界市场的助推下，中国实现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但这不是共产党的功劳，而是共产党给社会和人民一点自由的结果。如果不是他们统治，中国将会取得更大的经济成绩。但中国人创造出来的财富，大部分给政府和贪官占有，据一些民间的研究，中国人民创造的财富中2/3以上的财富被政府和贪官攫取，这也是中国社会现在特别“卷”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

但是共产党对社会和人民的松绑，其实是被迫的权宜之计。不给社会和人民自由，经济崩溃，催生反抗；给社会和人民自由，经济发展了，人们生活好了，必然要求共产党开放民主和自由。这也就注定了共产党政权在统治的时候会出现周期性的左右摇摆。巩固统治，控制权力，使共产党政权最核心的利益，其他一切或左或右的措施，都是为它的巩固统治服务的。

比如1989年6.4运动，自由和民主威胁到共产党统治的时候，邓小平和共产党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镇压，背弃普世价值观。当时，文明世界也对中共进行了一定的制裁，但可能因为对共产党存在幻想以及共产党本身也对文明世界暂时的“服软”，因此并没有造成与文明世界你死我活的矛盾，之后还是靠着与西方文明世界的连接逐渐了发展起来。尤其是2001年，在美国的推动之下，中国加入的WTO，融入世界市场经济体系，开启了十几年的高速发展，2010年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随着经济力量的壮大，科技实力也在偷窃美国及西方技术中获得了大幅度的提高，总体实力大幅度上升。往往在这个时候，共产党内部这种“改革开放和靠拢文明世界”的权宜之计，就会开始被抛弃。因为共产党的价值与普世价值观本身是格格不入的、针锋相对，不可调和的。一旦他们感觉有实力对抗文明世界和普世价值，按照马克思设想改造世界的野心就不断地暴露出来了，很像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这个时候的这个体制，必然就会把一个极权式人物推到前台，习近平就是来完成共产党使命的那个人物。

所以，在这样的体制逻辑下，习近平的上台并非偶然，而是共产党极权统治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他的出现，标志着中共政权在经济壮大之后，从“韬光养晦”回归到极权本质，试图以专制和高压手段重新塑造社会，强化党的统治，并在全球范围内挑战普世价值。然而，历史已经证明，极权体制终究无法长久维系，任何压制自由、扼杀人性的政权，最终都将被人民的觉醒和时代的洪流所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