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陸璀兼談高饒冤案

张成觉

陸璀是浙江吳興（今湖州）人。1931年畢業於蘇州振華女校，同年考入東吳大學，1932年入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曾任清華學生救國委員會委員，一二·九學生運動發起人之一。

陸璀曾經擔任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常務理事、副會長，中美人民友好協會副會長，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理事等職。曾於1980年出席了在哥本哈根召開的聯合國《婦女十年》中期會議（即第二次世界婦女大會），並擔任中國代表團副團長。她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五、六、七屆全國委員會委員。2015年2月16日，陸璀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100歲。

陸璀的名字是和“一二.九”運動緊密相連的。這位清華大學的“美才女”實在出類拔萃，著名的出版家鄒韜奮先生把她的照片刊登在自己主編的《大眾生活》第一卷第6期封面。照片可見：1935年12月9日一二·九運動當天，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大四女生陸璀（21歲）手持大號擴音筒，站在北京西直門外的一個站台上，向學生和市民群眾講話。封面加上「大眾起來！」這個口號，一二·九運動的報道迅速傳遍大江南北與世界各國，這張新聞照片也成了一二·九運動學生形象的代表。

《大眾生活》封面

2013年12月8日，91歲高齡的陸璀重回清華校園，向清華學子回顧了這段經歷：

「那天一早，天還蒙蒙亮，我們就集合了。到了西直門呢，城樓上、城門旁邊都有軍警在看守，就是不讓我們進城。那怎麼辦呢，我們當時決定，就在西直門城牆旁邊召開了一個群眾大會。很巧的，我們就把它用來當主席台。同學們臨時推舉我代表北平學聯，向群眾講講話。我也不知道哪來的勇氣，事先也沒有準備，但是那種悲憤的心情是大家共有的。所以當我說，北平是我們中國人的北平，現在呢，中國人不能進去，反而日本人在城裏橫行霸道，請問今日之北平，究竟是誰的天下呢？說到這裏，我自己也禁不住聲淚俱下了。那麼，同學們就舉起拳頭喊，把日本侵略者趕出去！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當時這個場面是很動人的。」

12月16日，陸璀又組織參與了第二次規模更大的示威運動，當局對學生進行了殘酷的鎮壓。學生隊伍受阻於宣武門時，身材瘦小的陸璀從緊閉的城門下的一道縫隙中伏身擠入，被趕過來的巡警抓捕並關進了警察局，這時正巧任職於燕京大學新聞系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就在現場，他迅即採訪了陸璀，並於當天向美國報紙發了一條獨家新聞：「中國的貞德被捕了」。他的報道讓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國的黑暗和中國學生的勇氣與力量，也使陸璀名傳遐邇。

事後，陸璀被清華大學開除學籍，但送到外地保護起來。1936年10月她加入中國共產黨。

為了抗日救亡事業，陸璀遠赴貞德的故國。在巴黎，

1936年9月陸璀出席首屆世界青年大會，並在大會上進行發言，把中國學生的戰鬥呼聲帶到了世界講壇，讓“一二·九”精神走向了世界。

1938年陸璀又代表全國學聯出席第二次世界青年大會，並被派往法國、英國、美國、加拿大等國宣傳中國的抗戰和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方針與政策，並為白求恩大夫率領的援華醫療隊和中國和平醫院募捐。

1940年回國後，陸璀在延安馬列學院學習，後在中共中央華中局、新四軍軍部和蘇皖邊區工作。

1947年陸璀再次被派遣出國，代表中國解放區婦聯擔任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書記處中國書記。

1949年7月，陸璀擔任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常委兼國際工作部部長。同年9月，陸璀作為婦女界代表，出席了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同年12月，陸璀出席了亞洲婦女代表會議並擔任會議的秘書長。

1949年10月1日，陸璀與蔡暢、鄧穎超、康克清等人一起站在天安門城樓上親歷了開國大典。

陸璀曾出席了1948年和1953年在布達佩斯和哥本哈根召開的國際婦女代表大會和1949年、1950年在巴黎和華沙舉行的世界和平大會，並當選為國際民主婦聯執行委員和世界和平理事會理事。

1956年到1957年陸璀在中共中央黨校學習。後任北京市東城區文教部長。“文革”時期，陸璀受到迫害，被關入秦城監獄8年之久。

1978年起，陸璀到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工作，先後任常務理事、副會長，中美人民友好協會副會長。還擔任中國兒兒童少年基金會理事等職。

1980年陸璀出席了在哥本哈根召開的聯合國《婦女十年》中期會議（即第二次世界婦女大會），並擔任中國代表團副團長。

陸璀曾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五、六、七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1936年2月29日，數千名軍警帶着機關槍，兩次包圍了清華大學進行大搜捕。陸璀因名列黑名單，被迫離校。組織上就安排陸璀在美國記者斯諾夫婦家去隱蔽，住了一個多星期。美國記者斯諾那時才30歲，但在新聞界已嶄露頭角。斯諾除了外出採訪外，幾乎整天都埋頭在他的工作室裏。那裏堆滿了各種書籍，特別是有關中國的書籍。斯諾正在進行艱苦的努力，編譯他後來在1936年7月出版的介紹中國新文學的書——《活的中國》。在斯諾家裏，陸璀閲讀了斯諾已經出版的第一本書《遠東戰線》。斯諾的名字，已經成為中美兩國人民誠摯友誼的象徵。陸璀曾説：“我們永遠懷念和感謝你——埃德加·斯諾！”

1938年底，陸璀在巴黎吳玉章創辦的《救國時報》編輯部工作，結識了去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會議後來任新四軍政委的饒漱石，兩人相愛，結為夫婦。生有一個女兒陸蘭沁（該女孩長期住在巴黎，全國解放後，饒漱石才把她接回上海）。

1953年饒漱石調往北京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不久忽告失蹤，妻子陸璀都不知道。

後來陸璀與饒漱石離婚，並與曾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任弼時的秘書、被稱為“和平詩人”的朱子奇結婚。陸璀與老伴朱子奇擁有一個四世同堂的幸福家庭。 

陸璀

2001年4月，陸璀向黨中央寫信，為前夫饒漱石申訴，信中提到：「饒漱石是有一定錯誤的，但其性質不屬於反黨，更不是反革命，因而是人民內部矛盾，決不是敵我矛盾；對他的問題的定性定錯了，處理太重了。所謂「高饒反黨聯盟」，其實有無此事，值得重新考慮。懇切希望黨中央組織力量對此案進行複查，再作出符合歷史本來面貌的結論。」

對於高饒事件，中國官方列舉的反黨事實主要有三：一是在1953年全國財經會議上，高崗等人批判時任政務院財經委員會第一副主任薄一波，以此攻擊劉少奇、周恩來的經濟路線；二是在1953年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中組部部長饒漱石批判常務副部長安子文，以此攻擊劉少奇、周恩來；三是同年高崗借休假之機，前往杭州等地拉攏林彪等人。

1953年12月中旬到下旬，毛澤東同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彭德懷、劉伯承、陳毅、賀龍、葉劍英等人談高饒的問題。12月23日，毛澤東親自與高崗談話，對他進行批評。12月24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包括高崗、饒漱石在內，共29人蔘加了會議，對高崗的問題進行揭露。

1954年2月6日至10日召開的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通過了毛澤東提議起草的《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強調加強黨的團結和集體領導，但並未提及高饒，毛澤東本也未出席會議。會後，受中共中央書記處委託周恩來主持召開關於高崗問題的座談會，鄧小平、陳毅、譚震林主持召開關於饒漱石問題的座談會，繼續揭發高饒。

1954年2月17日高崗用手槍自殺未遂，後向中共中央提交了《我的反省》，但高崗沒有等來「原諒」，於同年8月17日服用大量安眠藥自殺，這是高崗的第三次自殺。毛澤東之所以沒有對高崗伸出援手，據《紅牆見證錄：共和國風雲人物留給後世的真相》一書稱便是因為高崗自殺。

該書稱，毛澤東原準備「在高崗檢討完之後，對他的工作還要給予適當安排」，但當秘書葉子龍告知高崗自殺未遂的消息後，「從他的表情看，他對此事感到厭惡。他説：『高到西北的事不要再提了，隨他去！』從此徹底放棄了挽救高崗的想法。」

論者認為，毛之所以如此決絕，原因有三：

一是高崗吧毛私下跟他說劉少奇不好的話到處散佈，讓毛很惱火。二是毛當時雖對劉有不滿，但還沒有想到把劉趕下台。劉受批評後，反覆作檢討，但高崗輕易不肯認錯。三是毛擔心高崗的威脅可能比劉大。據中共黨史，鄧小平後來回憶說，1953年底，毛提出中央分一線,二線後，高崗活動得很積極。他得到戰功排第一的林彪的支持，才敢放手這麼搞。那時，中國分為六大行政區，東北是高崗自己，他被稱為“東北王”，中南是林彪，華東是饒漱石，三個區都支持高崗。對西南，高崗用拉攏的辦法，正式和鄧小平談判，說劉少奇不成熟，要爭取鄧和他一起拱倒劉少奇。高崗也找了陳雲談判。

不料小平和陳雲没有同意，并把此事向毛做了秘密匯報。毛感到事態嚴重，到1953年12月下旬，他權衡利弊，下决心與劉少奇、鄧小平、周恩来等聯手除掉高崗。

1953年12月24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不點名批評高崗：「北京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以我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陽風，燒陽火；一個是以別人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陰風，燒陰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門，還是政出多門？」

毛作出除掉高的決策後，立即南下杭州，將解決高崗問題的難題留給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陳雲等，要求成立管教組，把高崗管教起來。

1954年2月中共七屆四中全會結束後，立即召開「高崗問題座談會」。座談會採用「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黨內鬥爭方式，對高崗搞突然襲擊，周恩來、陳雲發言暗批高崗搞「獨立王國」，會議氣氛恐怖緊張，除了發言人擲地有聲外，會場時而靜得連窗外鳥叫聲都刺耳。

陳雲面紅耳赤的揭發高崗曾經對他說過：中央多設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林彪也可以當。高崗當即反駁說：這話是你對我說的。會議主持人周恩來立即嚴厲制止高崗再說下去。

第二個發言的是劉亞樓，他揭發高崗在東北戰爭時期私下與蘇聯人談了三天三夜，提供情報，裡通外國。高崗生氣地說：你真會造謠，我連俄文都不懂，談個屁。會場一片噓笑。

1955年3月，中共在北京舉行了建政後第一次全國代表會議，這也是中共成立至今唯三的全國代表會議之一。在會上，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做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並通過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為高饒事件蓋棺定論。「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一致決議：開除反黨陰謀的首腦和死不悔悟的叛徒高崗的黨籍，開除反黨陰謀的另一名首腦饒漱石的黨籍，並撤消他們的黨內外各項職務。」為防止此類事件發生，全國代表大會決議成立中共黨的中央和地方監察委員會。中共黨史將高饒事件定性為「中國共產黨執掌全國政權後第一次嚴重的黨內鬥爭」。

從上述中央權力再分配的過程可以看到，高崗是權爭的主角，毛澤東在“後台”，饒漱石則是被“卷入”的。當年在處理高饒問題時，有人提出“高饒反黨聯盟”，拿什麼做證據？毛澤東說：這種事彼此心照不宣，還要條約，還要簽字？——這些反映高饒被定性為“反黨聯盟”缺乏證據、處置不當的材料，近年來在網上廣為流傳。

據楊尚昆回憶，在饒漱石問題座談會上，饒主要交代了四個問題上的錯誤：1、黃花塘事件——1943年借全黨整風、審幹之機，煽動一些不明真相的幹部批鬥、擠走陳毅，獨攬大權；2、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問題——1949年底，他明知毛主席、黨中央要陳毅任主席之職，卻玩弄“合法”手段騙取中央同意，取而代之；3、在京休養期間半夜打擾毛主席的問題；4、在中組部工作和召開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期間所犯的錯誤——承認當時自己“明鬥安，實反劉”，與高崗的反黨活動作了配合。只有最後一條，饒漱石反覆斟酌，“違心”地承認與高崗作了配合。對此，中央考慮從寬處理，只撤銷饒的中央委員和中組部部長職務，保留黨籍，並給出路。

不料，在1955年3月全國黨代表會議上，饒漱石問題驟然發生逆轉。主要是因為：其一，饒漱石鬧翻案，否認曾經勾結高崗進行反黨活動，表示要向黨中央申訴冤屈，在會議代表中“激起眾怒”。其二，上海市公安局長揚帆被揭發在鎮反時搞“以特反特”，“重用、包庇特務分子”，涉及饒漱石，無異於“火上澆油”。其三，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交代，1943年他曾被人用劫持的手段拉去見汪精衛，回來後一直未向組織上報告，更引發“大爆炸”。潘、揚問題直接同饒漱石問題糾纏在一起，當時毛澤東認為：“饒漱石的罪惡，可能不比高崗小一些。”於是，饒漱石被認定為“饒、潘、揚反革命集團”的首犯。會議通過決議，將對饒漱石的組織處理，改為同高崗一樣“永遠開除黨籍”。會後，饒被逮捕入獄。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不久，潘漢年、揚帆錯案先後徹底平反，“饒、潘、揚反革命集團”不復存在。1982年8月，原饒漱石秘書陳麒章給陳雲寫信，提請中央就饒漱石涉入潘、揚案一事進行複查，盡快作出結論。之後，1986年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第436條注釋作了如下表述：“……由於潘漢年被錯定為’內奸分子’，饒漱石在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動被錯定為內奸活動，他因此而被認為犯有反革命罪並被判刑。”這一小段經過中央有關部門認可的注釋，被認為是從事實上給饒的“內奸”問題平了反。近幾年，景玉川等學者遍訪知情者，認為當年的冤案是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判決並廣為公告的，如今單憑一條不容易看到的注釋代替平反，似是而非，不免令人困惑。更主要的是，饒漱石被列入“高饒反黨聯盟”、“陰謀集團”，這一重大罪名始終是“事出有因，查無實據”，應予重審。

不過，由於毛死後鄧小平和陳雲一直共同掌控中共最高權力，故儘管胡耀邦曾對陸璀聲稱饒沒有反黨和反毛主席，可是沉冤始終未能得雪。造化弄人，九泉之下“小姚”難以瞑目，而陸璀也無法安心。

所幸他俩的獨生女兒陸蘭沁尚未受到太大委屈，網上稱她還擔任過大陸駐美大使。總算是給饒漱石墓上擺了一個花環了！嗚呼尚饗！

2024-4-12下午稿，2025年4月5日下午6:32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