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的罪与罚

程虹

1979年，中共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以“控制人口增长”为名，正式走入亿万中国家庭。这项政策，在表面上是出于国家发展的宏观考量，实则深藏对社会结构的重塑、对个体生存权的剥夺、对人性的冷酷践踏。如今，回望过去四十余年，计划生育带来的不仅是人口的急剧老龄化、性别比例失衡和家庭伦理的错位，更深刻地揭示了中共政权在人权、生命价值观和社会治理上的根本性扭曲。

“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这是几十年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口号。然而，这项“基本国策”并非建立在民众自由意志的基础上，而是以国家机器的高压手段贯彻执行。无数家庭在政策面前无力挣扎：二胎、三胎成为“超生”，超生即违法，违法即受罚。

强制堕胎和绝育成为地方政府完成“指标”的工具。据不完全统计，从1980年代起，数以百万计的妇女在怀孕中期甚至临产前被强行堕胎。许多案例中，怀孕妇女被拘押、施以药物，甚至在毫无麻醉的情况下实施“引产手术”。这种对女性身体的国家暴力，是对基本人权的粗暴践踏，堪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系统性的残酷控制。

政策推行初期，中共高层称“人口多是负担”，将“独生子女”塑造为“对国家最负责任的家庭模式”。然而，时间是最严厉的审判官。进入21世纪后，伴随经济放缓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中国社会迅速步入“未富先老”的陷阱。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3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已超过2亿，占总人口近15%。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育龄女性数量大幅减少。独生子女一代不愿意生、不敢生，进一步加剧了出生率的持续下滑。2022年中国出生人口首次跌破一千万，2023年持续下降至仅约800万。人口断崖式下跌，成为中共自食其果的铁证。

与此同时，由于长期的“重男轻女”文化在政策的催化下演变成“选择性别生育”，导致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在某些农村地区，青年男性因“娶妻难”陷入贫困、暴力与社会边缘化的恶性循环。这种扭曲的社会现象，正是计划生育政策留下的毒瘤。

计划生育不仅改变了人口结构，也极大撕裂了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体系。在传统文化中，多子多福、三代同堂是一种普遍价值观，而“独生子女”政策强制改变了这一文化底色。

一对夫妻只能生一个孩子，使得“421”家庭结构（即四个老人、两位父母、一个孩子）成为普遍现象。在独生子女成长过程中，他们承载了来自上一代四位老人的全部养老压力，心理负担沉重。而一旦独生子女发生意外，其父母则陷入“失独”的深渊。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中国“失独家庭”已超过100万个，这些家庭多数陷入抑郁、孤独，甚至产生自杀倾向。

更令人愤慨的是，中共不仅不为这些被国家政策伤害的群体提供充分的社会支持，反而长期否认政策失败。直到2021年宣布全面放开三胎政策，中共才在语气上稍作软化，但始终未对政策造成的伤害作出公开道歉或赔偿。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人权机构开始将中共的计划生育政策与“系统性人权迫害”相联系，甚至用“人类灭绝计划”（Genocidal Policy）来形容其深远影响。特别是在新疆地区，有大量证据显示，中共不仅在汉族群体中实行强制节育，更在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中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女性被强制绝育、男性遭大规模羁押，整个族群的出生率出现急剧下降。这种针对特定族群的生育控制，符合联合国对“种族灭绝”定义中的一项重要标准。

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已先后通过议案，正式认定中共在新疆的行为构成“种族灭绝”。而计划生育的全国推广版，无疑也是这场“灭绝”计划的另一个层面：用政治工具选择性地控制人口、打压自由意志、干预自然繁衍，这是一种赤裸裸的“人口工程”，也是冷冰冰的国家暴力。

2025年，中国社会面临人口危机、经济压力与代际撕裂的多重困境。中共在仓促中推行“生三胎”“鼓励生育”的新政，试图用金钱补贴和舆论宣传来扭转人口趋势，但民众普遍冷漠甚至反感。因为这个政权从未真正承认错误，也没有为几十年来的生育暴力向人民道歉。

今天我们反对计划生育，不是出于人口学的算计，而是出于对人类尊严的捍卫。我们反对的是一种将个体生命视为数字、将家庭视为管理对象、将女性身体视为工具的极权逻辑。

必须有人发声，必须有人铭记：无数胎儿在黑暗中被终结，无数母亲在产床上痛哭，无数家庭因失独而破碎。这不只是“政策失误”，这是国家暴力，是制度性谋害，是对基本人伦的亵渎。历史无法逆转，但真相必须被记录。那些被计划生育夺走的生命与希望，应该成为我们控诉极权、追求自由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