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人變鬼再變成蟲 —從中共歌劇《白毛女》的出台說起/张成觉

重溫黎辛的有關回憶，可以洞悉毛為首的中共深謀遠慮，蓄意利用一個民間傳說煽動階級仇恨。人所共知，1944年抗戰已由相持階段轉入反攻階段，日本鬼子大勢已去。民族矛盾激烈程度有所下降，相對而言階級矛盾自然上升。故抗日統一戰線中地主階級的重要性已可視乎實際情況予以重新考慮。

黎辛（1920-）是從延安《解放日報》走出來的編輯文學,評論家。他在文學方面的成就主要在於，他是最早在延安《解放日報》副刊著文評介推薦《白毛女》,《王貴與李香香》和《呂梁英雄傳》等名著的一位文藝家。他推薦了十位文學新人的文學傑作。......（黃仁柯《中國文壇“反黨集團：案紀實》，大山文化出版社有限公司，2014年1月第一版，頁9）

黎辛說：《白毛女》在“七大”開會的時候先演，中央的三位書記—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都來了。演出的確很成功。...但說：《白毛女》獻演後，延安的老百姓立馬拍手叫好，這就說過了頭。......實際上，《白毛女》在延安演出後，延安的許多文化人並不認同。

此前的1945年4月29日一早，也就是劇組為中共七大的參會代表和中央領導同志演出首場歌劇《白毛女》的次日，中央辦公廳就派專人來向劇組傳達了中央領導同志的三點觀看意見：第一，主題好，是一部好戲，非常合時宜﹔第二，藝術上是成功的，情節真實，音樂有民族風格﹔第三，黃世仁罪大惡極，應該槍斃。（維基百科《白毛女》詞條）

中共最高層為一部歌劇特地派專人傳達觀看意見，這絕對是史無前例的，也是後無來者的。關鍵在於第三點：黃世仁罪大惡極，應該槍斃。事實上，據賀敬之回憶，演出後他到食堂打飯，炊事員見他來了就把勺子裏的菜減了一半說：黃世仁不槍斃，我就不給你打滿勺！

當晚，黎辛《解放日報》當即以群眾來信方式發表簡評，共四個小題目，講述《白毛女》在思想藝術方面的特色，充分肯定了《白毛女》“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的深刻主題和堅持民族品位的藝術探索。簡評的最後一個小題目更乾脆利落：“黃世仁應該槍斃”，大有石破驚天的魄力。（黃仁柯著書，頁19）

然而也有不同聲音......當時“邊區文協”的主席是老資格的左翼文人柯仲平，......他對《白毛女》不以為然；“邊區文協”領導下的文工團團長張季純也是如此；被稱為中國第一大提琴家的張貞黼也不屑一顧。著名音樂家賀綠汀，對《白毛女》的音樂也不看好。他認為《白毛女》作為歌劇，伴奏太少，幕與幕之間乾脆沒有伴奏。樂器也不中不西。曲調又是地方戲，又是民歌，搞得像個“四不像”。蕭軍那陣也住在“魯藝”，敢作敢為的東北漢子乾脆在廣場上貼了一幅大標語，曰：“《白毛女》的主題和人物都是站不住腳的！”

其中，張季純撰文，題目是《〈白毛女〉的真實性和時代性》，對《白毛女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主要意見是說〈白毛女〉不真實，說黃世仁出身於詩書人家，受的是文明教育，這樣詩書人家的公子，不可能強姦婦女逼死人。張季純的意見當然僅屬一家之言，但這個一家之言畢竟也代表了一種觀點。就是在《解放日報》副刊，這種觀點也有不少人讚賞。而且陰差陽錯，艾思奇安排陳企霞發排時，張文竟然上了副刊頭題！而陳的“這點小技法”當然瞞不過艾思奇，艾思奇是個平和人，沒有原則性的錯誤，他也樂得裝個糊塗。然而，時任《解放日報》總編輯的陸定一卻不肯糊塗。......他神態嚴肅地走進了副刊部，劈頭就問艾思奇：這文章是誰寫的？為什麼要發表這樣的文章？......這個人的文章只有破壞性，沒有建設性！中央都肯定《白毛女》是個好戲，你們為什麼還要發表這樣的文章？這個文章說地主階級書香人家的公子不會幹壞事，立場是錯誤的，你們應該趕快寫文章批評！他最後發了一句話：中央要問起來，你們怎麼回答？（同上同上書，頁19-20）

此前經過了“搶救運動”，延安文化人對於政治的敏感性已經大大增強。辦公室的空氣瞬時緊張起來。對此，黎辛在時過六十年後，依然記憶猶新。艾思奇讓他寫文章，他推托不果，寫了一篇《談談批評的方法—與張季純同志商榷》。......這篇文章經過“老艾”安排，發了頭題。雖然用的是筆名，......大家很快就知道這是報社自己的人寫的......估計一定有背景。於是，說《白毛女》不好的，再也不敢寫稿子了，原先以“老將”自居的丁玲曾表示一定要寫文章，並說：“《白毛女》童話不是童話，一個女人怎麼能在深山裡生活那麼長的時間呢？.....黎辛那篇《談批評的方法》發表以後，丁玲的稿子當然也不會再拿來。沒人寫稿，......老艾原來準備寫結論的也不寫了，......就這樣，經過一番並不激烈的“爭論”，《白毛女》終於在延安文化人中得到了“默許”（還不能講認同）。......這以後，《白毛女》才真正“唱紅了延安，唱紅了陝北，唱紅了全中國”。（同上書，頁20-21）

歌劇《白毛女》從1944年誕生起，為中共打天下坐天下所作的貢獻有目共睹，不消細說。但與1950年它被搬上銀幕後產生的社會效應相比，就絕對是不可同日而語了！“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這樣的觀念深入人心，堪稱在四萬萬五千萬大陸同胞中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人所共知，大陸中國人口從同胞們耳熟能詳的四億五千萬，漸次增長到文革前的六億，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葉劍英説：「中央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萬人，受政治迫害人數超過1億人，占全國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費了8,000億人民幣。」

筆者在上述大陸人口數據的基礎上，替“人-鬼-人”添上後綴：（以毛獨夫為魁首的）“偉光正”把人變成蟲—可憐蟲，磕頭蟲（十幾億手無寸鐵的芸芸眾生，普通蟻民）,應聲蟲（九千萬中共黨員連同中下級官員）,害人蟲（黨軍政高幹）或變形蟲（若干幫閒的御用文人如郭沫若,袁木之流）。

所謂“偉光正”把人變成可憐蟲，指的是老百姓毫無基本的自由權利，包括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遷徙等自由和自行選擇職業的權利。例如祖祖輩輩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就只能在世世代代居住的村里裏務農，而那些逐水土為生的牧民,尤其是蒙古族,藏族或維吾爾,哈薩克,吉爾吉斯,烏茲別克等族的牧民，更不可能隨便進入城鎮謀生。所以，他們的日子都是過得可憐兮兮的。

而從封建王朝時代起，這些深處社會最底層的萬歲爺治下的子民，見了大小各級官僚以至其屬下胥吏，都得彎腰屈膝，行禮磕頭，口稱“老爺”；對這些官吏的夫人子女，則需呼作“夫人”,“太太”,“小姐”,“少爺”，哪怕是長成昂藏七尺的鬚眉男兒，也要以奴僕的身分小心伺候大小男女主子，而毫無自身尊嚴可言。否則便是妄圖造反的大膽奴才，必遭嚴懲。輕則詈罵叱責，重則綑綁送官究治，以至監禁甚至被處極刑，身首異處！

“新中國”時期自然搞搞新意思，平頭百姓對上級官員可稱“首長”，“官”字免了！“老爺”“少爺”“太太”也廢止了。“小姐”保留，作為對有一定社會地位的未婚或已婚女子的敬稱。（當然，後來因受港澳影響，“小姐”與性工作者存在某種聯繫，故在社交場合需小心使用，盡量避免產生誤會）。

這裡面的演變必須提到孫中山先生的大力倡導。作為1911年辛亥革命的元勳，他老人家謙虛謹慎，只接受同胞們以“先生”稱之。按照傳統文化，“先生”有“老師”的含義。身為中華民國“國父”兼執政黨中國國民黨總理的中山先生，認為以官職稱呼大小公務人員都不合適。德高望重的國父之訓誨深入人心。可惜他過早去世，其繼承人蔣中正貫徹總理遺教不力，至其管治的國民政府被毛共推翻，於是在中國大陸官民關係頓生巨變。毛共曾力圖以“同志”取代往昔百姓對新朝官吏的陳舊稱呼，但只流於形式。實際上，共黨大小官員無不“志”在抓權，有權就有一切，財色都有了。什麼馬列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都是喊在嘴上，寫在紙上，貼在牆上，飛在天上，他們根本不在乎！底下的升斗小民之“志”，能跟他們“同”嗎？

下面談談應聲蟲，那是九千多萬“偉光正”成員之中絕大多數充當的角色。“全黨服從中央”，而“中央”多則九人，少則五人，即“入常”（名列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數名“首長”是也！黨員一切言行必須時刻“和中央保持一致”，否則立馬予以“黨紀”制裁。輕則口頭警告，重則實行“雙規”—在規定時間規定地點內“交代問題”，完全喪失人身自由。最重的自然是開除黨籍。

這裡面“雙規”乃鄧小平時代以來獨創的所謂“紀律處分”，是中共黨章內容所無，更與大陸中國“憲法”相牴觸，但至今無人提出異議或訴訟，較毛自詡的“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更上一層樓！

關於“害人蟲”，其義不言自明。固然黨政軍大小幹部因受毛共反覆洗腦，天良未泯者少之又少。但若一律命名其為“害人蟲”，則不無偏頗，有“一竹篙打一船人之嫌”。大抵在高幹中，即司局級（十級）以上，無官不貪，兼玩女人。極個別如胡耀邦,華國鋒正直清廉，屬於異數。

“變形蟲”是極少數奸狡的文化人或投機分子，郭沫若和袁木乃其佼佼者。康生也是一個。他們之遺臭萬年自不消說。歷朝歷代都有，謬種流傳，以毛王朝為最！毛獨夫詩云：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這一天不知何時能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