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盛雪：我在筹备大中国审判期间被中共持续骚扰胡攀/文字整理

我们在本周星期四举行筹备会议时，大家曾讨论希望分享一下，在准备大中国审判的过程中，所受到来自中共的骚扰和恐吓。这也包括刚才韦亚妮女士提到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即我们在寻找受害者和证人时遭遇了许多困难，中共对我们要在国际准司法平台上审判他们感到极大的恐慌和仇视。

我刚才考虑过，应该称习近平为中共暴君，而不是中国国家元首，因为中国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中国政府也不是一个正常的政府，因此很难用“中国国家元首”这样的称谓来形容他。

在许多人心目中，中共暴政的统治者可能是不可撼动的，不可触碰的。在中国境内，即使只是发表一些批评性的言论，例如称其为“包子”等，也已经被严格屏蔽。因此，将他送上审判台这件事，在国内应是难以想象的。

事实上，去年7月7日至7月12日，世界公民法院已在海牙对习近平进行了庭审。此次庭审的内容涉及习近平当局在藏人地区和维吾尔人地区所实施的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

当时庭审同时涉及台湾、南海及周边地区的战争罪和侵略罪，但这一项指控遭到法庭驳回，法庭认为当时尚未构成已经发生的事实，尽管存在大量的恐吓，但不足以认定为战争罪和侵略罪。其他罪行则均已被认定。

因此，我们目前正在筹备的工作是将习近平在更多范围、更多领域、更多层面的罪行提交至世界公民法院的法庭。我们当然期望这些罪行能够得到法庭的确认，并获得相应的判决，因为大多数罪行都是显而易见的。

目前，我们还没有确定具体的审判开庭日期。原本在去年7月计划今年4月开庭，但实际筹备工作的难度远远超出预期，主要原因在于习近平的罪行罄竹难书，准备工作千头万绪，世界公民法院同时还需审理其他议题，因此我们的筹备工作正按部就班地推进。

我是在2023年底接到世界公民法院邀请出席去年2024庭审的。在去年庭审中，我本来是作为专家证人出席，但由于其他议题未能审理，我最终作为观察员和媒体协调人出席了整个庭审。

在出席庭审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我就开始收到各种与审判习近平有关的骚扰信息，包括电子邮件和推特私信。其中甚至有一个匿名的电邮地址每天给我发送一次内容相同的邮件，声称要与我一起出庭，但并未留下姓名或任何身份信息。

此外，我们还遭遇了各种侮辱和谩骂，包括使用极其下流的语言和图片等。我相信，长期活跃在第一线的民运人士和人权捍卫者，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海外，可能都有类似的经历。

我想分享一位台湾朋友的经历。他原本计划前往海牙出席习近平的审判，并已将其经历撰写成证词，提交给世界公民法院备案。虽然我们尚未对外公布此事，今天我也不透露他的姓名。

他被邀请作为专家证人出席庭审。大约从2024年5月份开始，他就接到来自中国大陆人士通过台湾朋友转达的信息，称如果他出席庭审，可能会被依据中国的反间谍法进行惩治，甚至判处死刑。这个对他的威胁是很吓人的，一般人是会被吓住的。

他回应说，台湾、金马（金门、马祖）、澎湖完全不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中国的任何法律法规都不适用于他的行为。他的回应很对。

在他准备前往海牙的那天，我也正要启程。我在前一天还赶到渥太华，出席美国驻加拿大大使馆举办的独立日庆典活动。当晚，我在机场收到他发来的紧急信息，称他在机场无法登机。

他表示，航空公司（居然就）找不到他的预订记录，尽管他手中持有订票凭证。我建议他联系航空公司，查看是否是系统问题。他携带了所有必要的证件和订票记录。

我也立即联系世界公民法院，询问是谁为他订的票，因为机票是由世界公民法院预订的，包括我的票也是如此。由于时差问题，当时德国已是凌晨，无法及时解决问题。

最终，他未能前往海牙出庭。这是我们事先难以预料和防范的情况，确实造成了不良后果。我已将此事特别提交给世界公民法院，提醒他们注意此类情况。

从那时起，中共对我的骚扰从未停止，手段多样。例如，他们利用我的电话、姓名、电邮等个人信息，为我预订购房、购买豪车、登记贷款、申请理财保险等服务。

因此，我的电邮和电话不断收到这些服务的通知。起初，我还会接听电话，解释说这是有人在恶意捣乱。对方通常感到非常意外。

后来，我干脆不再接听电话或回复电邮，因为这严重影响了我的时间和情绪。每次都需要向对方解释，而他们往往难以理解，导致我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说明情况。

此外，我还遭遇了一些极端恶劣的事件。例如，上个月2025年3月，我收到台湾总统府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确认他们接到了一封以我的名义发送的邮件，声称我在总统府内安放了爆炸物。虽然我本应立即报警，但由于事务繁忙，实在顾不上去处理。我正在考虑约请媒体朋友，将此事记录下来，因为这种行为非常恶劣，已经严重损害了我的声誉。

此前，他们还曾以我的姓名、电话、电子邮件和地址，申请各种服务和购买物品，长此以往，这些行为实际上是在败坏我的名誉。

当神韵艺术团在温哥华演出时，法轮功团体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声称在剧院内安放了炸弹，而该邮件使用的是我的名字。这种行为极其恶劣和下流。

前段时间，我收到一位自称是日本著名学者助理的人的私信和电子邮件，邀请我在人权领域与该学者进行研究合作。我觉得这种合作不错，这样的合作也是我一直在各个族裔、各个国家之间推动的。邮件标题为“致盛雪女士：亚太人权计划架构确认及协作邀请”，写得非常正式，包括文件框架、基本思路、项目定位、我负责的热点领域、研究样本和参考资料等。

上述一系列的问题之外，邮件中还提到需要与该学者进行“同步协作”的在线方案。我刚刚把那个邮件的信息拷贝过来，以更详细说明。邮件中所有蓝色高亮的文本需要补充加拿大视角的批注；红色标签的页面，可插入您认为必须要加入的议程和一些实验的清单。同步协作平台具有自动减敏处理，无接触的协助流程，框架渗透的阶段、静默校准的阶段、执行的冻结期等等，写得非常详尽，这当中还有技术保障的说明,这个同步协作平台应该怎么用、怎样加密、怎样保证自己的安全、怎样不将自己的信息和合作的信息泄露给第三者、文档的历史版本怎么保存、而且文档的历史版本将永久地存档于在瑞士的伺服器（数据库伺服器）。

总之所有的一切，我就是对要求我点击一个链接，以实现在线同步合作。我对此产生了怀疑，要求对方先提供一个不需要点击链接的版本，以便我先检测、我先看，我看完后如果我同意认可，我再进行合作。

随后，对方多次发送都需要点击链接的版本, 问我您要不点击这个链接或那个链接。几次之后，我产生怀疑。我开始调查这个人的信息，在推特上找到了他，并通过朋友向他发送了询问信息。最终，我本人也与他取得了联系，确认这些邮件并非他本人所发。

这些邮件使用了他的姓名、公司地址和网页，令人难以察觉是诈骗或钓鱼行为。这个钓鱼诈骗的精心准备，花费了大量时间，但最终确认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

大约一两个星期后，2025年4月1日，我收到了一家自称是澳大利亚人权智库的邀请，要求进行视频采访。他们显然对我的背景进行了研究，提到我长期从事的工作，并表示希望就某些领域对我进行采访。

我同意了采访，并请他们安排时间。然而，在联系过程中，他们要求我点击一个链接。我发现该链接并不是常用的视频会议软件，这引起了我的警觉。由于之前多次上当受骗，我的电脑已多次被黑客攻击，因此我对这种链接保持高度敏感。

因此，我提出请求，希望他们能先提供智库的官方网站链接，以便我先了解他们的背景。他们随后发给我一个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网站链接，这进一步加深了我的怀疑。我回复他们，调侃道：“你们的智库不错啊，竟然设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对此，他们没有回应。随后，他们又发来一个链接，我指出这并不是一个会议软件的链接。他们还虚假解释说，是因为我没有使用谷歌账号与他们同步。

总的来说，现在这些人已经不再是我们以前所熟悉的那种所谓的“五毛”，即在网上胡乱骂人、侮辱、讽刺和骚扰。他们已经成为经过专业训练的一批人，知道如何针对目标人物进行研究，甚至投其所好。他们知道，如果与我谈论人权合作，我会愿意参与；如果说要在某些人权议题上进行采访，我也不会拒绝。因此，这类陷阱非常容易让人陷入。

这两个事件我都成功识破了。然而，就在前几天，我半夜收到一封电子邮件，随后还收到一条推特私信，称我发起了一个家庭单身聚会的邀请，邀请多伦多地区25岁至55岁的单身男女到我家参加聚会。邮件中确实印上了我的姓名、电话和地址。我正在认真考虑报警，因为他们的骚扰已经越来越没有底线。

此外，他们还涉及到我的朋友和家人等，我就不再详细说明了。但可以看出，他们的全方位战略令人愤慨和可耻。至少有一点，他们确实对我的时间、精力、注意力以及我正在关注和从事的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所做的一切，无非是想用各种手段让我停下来，无法继续进行我的工作。

人们经常问我：“他们这样做，你不害怕吗？他们会不会对你采取直接的暴力行为？”对此，我也很难说清楚。他们是否会采取直接的暴力行为，我无法确定。但我想，经过这么多年，他们几乎用尽了所有手段，包括骚扰、恐吓、辱骂、围攻、围剿等，这种情况持续了多年。

例如，我最早受到电脑攻击是在我撰写《远华案黑幕》时，那是在2001年。当时，我对电脑的了解还不多，结果电脑被他们多次黑客攻击，甚至有的电脑被完全摧毁。这种情况对我的工作状态和情绪产生了很大影响。比如，我在写作时，写了很多内容，但没有及时保存，他们突然把我的屏幕黑掉，导致我写的东西全部丢失。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令人非常愤怒。

我还收到过无数带有病毒的邮件。后来，我向加拿大情报局报告了此事，他们要求我提供这些病毒邮件作为样本，我也照做了。我现在仍在邮箱中保留了一些样本。

此外，多伦多大学的蒙克(Munk)研究中心下属的公民实验室也联系了我，希望我能分享所受到的网络攻击情况。我与他们开过几次会，也做了分享。但总的来说，他们只能告诉我们如何防范，以及在发生这种情况时如何处理，但很难完全避免被攻击。因为这些攻击来自一个强大的政权，一个国家机器，而不是个人或一小撮人所能做到的。

去年5月，我曾遇到过一次事件。虽然刚才没有提及，但我觉得这可能是由多种原因混合造成的。当时，我准备前往洛杉矶自由雕塑公园，参加六四纪念活动以及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的揭幕仪式。由于纪念碑的碑文由我撰写，因此邀请我去主持揭幕式。

当我抵达洛杉矶并打开手机时，收到的第一条信息竟是一个死亡威胁。发出威胁的人明确知道我活动的具体地点，并表示要到会议现场“看看是你的脑壳硬，还是子弹硬”，甚至还特别指出了子弹的型号和口径（具体数字我不太记得，因为对此不熟悉）。

最初，我对此一笑置之，因为这些年来，类似的威胁我收到过很多次。然而，我入住朋友曹安先生家后，他提醒我，这种威胁非常具体，必须引起重视。如果真的有人到场捣乱，而我们没有采取相应的防备措施，后果难以想象，毕竟这是一个公开的活动，也涉及到其他人的安全。

因此，我们立即前往附近的警察局报警。当地警方非常重视，在我们举办活动时派遣了三辆警车到现场，还安排了警察和FBI探员在会议室门口值守。这样做，至少使大家感到心安。

事实上，这类事件确实耗费我们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然而，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只要中共存在，这样的骚扰和威胁就不可能避免。并且，这不仅仅是针对我们个人，中共实际上也对所有民主国家、各种政体和组织，采取类似的行动。

我们现在筹备“大中国审判”，要将习近平送上国际法庭审判台，自然引起了习近平当局及整个中共政权的极大恼火与恐惧。因为这样的审判将产生一系列深远的效应，而其中的一些效应对于中共来说可能难以承受。

因此，如果有其他朋友，无论你本人是受害者证人，或者你知道其他可以成为受害者或专家证人的人士，我们都非常欢迎你与我们联系。事实上，这个领域非常广泛。凡是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可能知道在哪些领域中共犯下了严重的罪行。

在筹备过程中，我们还每周举办一次推特空间的线上讲座，至今已经举办了26期。我们的朋友们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每次都会讨论不同的议题，以吸引更多的人参与进来，特别是进一步揭露习近平当局的罪行。

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从揭露中共、揭露习近平当局的罪行开始的。只有当人们认识到这些罪行，才能理解我们为什么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尽早结束中共的暴政。

因此，如果您是中国的人权律师、人权倡导者或人权捍卫者，或者是他们的家属，我们特别欢迎您与我们联系。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或您所认识的人，涉及到中共活摘器官、强制器官移植或器官偷盗的罪行，或者您在这些领域有所研究，我们也非常欢迎您的参与。

此外，我们也关注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尤其是在习近平执政后，遭遇了史无前例的私有财产掠夺和抢夺事件。这其中还包括房屋、土地等私有财产的受害者。对于这些朋友，我们也愿意为您代理，向习近平讨回公道。

此外，我们也关注新冠病毒，也就是COVID-19，我们通常称之为“中共病毒”。在中共病毒疫情爆发期间，因中共的管控措施而受到伤害的受害者，我们也特别欢迎你们与我们联系。

最近在这方面有一个突破性的进展，美国密苏里州的法院已经做出判决，认定中共至少隐瞒了疫情的真实情况，并且大量囤积物资，直接造成当地民众的严重伤害。因此，该法院裁定中共需向密苏里州支付巨额赔偿金（具体金额我现在不太确定，如果哪位朋友记得，请稍后补充一下）。这一判决结果将成为我们在世界公民法院审判习近平在疫情领域罪行的一个强有力的证据。

此外，还有很多其他的领域，例如中国系统性的儿童毒疫苗、毒奶粉、毒食品事件，以及各类遭受系统性迫害的宗教信仰群体，包括天主教徒、基督教徒、佛教徒，还有一些中国地区性的小教派，比如全能神信徒，以及法轮功修炼者。如果你本身是这些领域的受害者，或者你愿意推荐相关的受害者证人，也请与我们联系。

再有就是中共实施的境外镇压、绑架行动，受害者也非常多。我们已知的一些案例包括卢思位律师、乔鑫鑫、桂民海、董广平、姜野飞等。此外，在习近平执政之前也有一些著名案例，例如彭明、王炳章。但由于我们此次指控的具体对象是习近平，因此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在他执政期间所发生的案件。

对于以上各方面的指控，我们都希望能有更多、更有说服力的受害者证人和专家证人加入我们的行动，与我们共同完成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