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談《文學與自由》

——與臺灣著名學者楊渡先生商榷小說藝術

莊曉斌

為有資格和同仁們商榷“文學與自由”這個話題，我已經向海外獨立中文筆會第三次提出申請：要求加入這個海外中文圈精英薈萃的文化團體了。因為據說討論《文學與自由》這個話題就始於2023年在寶島臺灣召集的海外“獨立中文筆會”頒獎年會。

我也認真地拜讀了諸位精英人士的雄文大作，多位文壇高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表述了諸多睿智識見，真可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不枉是海外中文圈的一大“幸事”。

這其間當然有我一向敬仰而未得謀面的文學大家，當然也有我極不恭維曾幾度出言譏諷的“當代胡適”了。

或恐我自己就是個“濫竽充數”的“水貨”作者，不揣醜陋、妄自菲薄，也曾嘗試對此熱議之話題發表一點點自己的淺見真知！我相繼在《民主中國》地盤上發表兩篇文章，這兩篇文章的題目是《文學與自由》和《文學只有植根在思想土壤上，才能結出豐碩果實》。

倘若我猜測不錯的話，這文章還會在《民主中國》網頁上留存，應該是還能看到的。我撰寫這兩篇文章的目的。當然都是為“拋磚引玉”，意在和同仁們交流心得。期望能得到“學富五車，才高八斗”的精英人士點撥，而使得自己文思泉湧，也能配得上“作家”這頂桂冠。

誰能料想這一善誠願望竟是我一廂情願。我不僅沒有獲得任何人的批駁和評點，而是收到了這樣一則廣告：　　　這個廣告帖是昨天發到我微信上的。事情經過是這樣：昨天我被人莫名其妙地拉進一個叫《守望者》微信群。一位網名叫“軍無戲言”的網友莫名其妙地給我發來上面的這則廣告。

對此，我異常困惑，神經繃緊了，這是什麼意思？

是閻王爺派“牛頭馬面”給我送來的招魂符嗎？雖有一點點緊張，但我畢竟是多少次“摸過閻王爺鼻子”的幸運兒了。我的神經沒有如同美國那位叫“今月”的女網友那樣脆弱。況且我也不是虔誠的基督徒。即便是上帝僕人摩西來超度我。大約也就是如遂了我“當烈士的心願”。因為我早就寫過這樣文章：“當回烈士又如何？”

我暗自思忖，我雖然曾做過土家族人的“乘龍快婿”，可妻子已將孤零零的我遺棄在法國10年了，雖然在２０２２年８月我在美國出版那本《銅鑼灣海嘯》書籍時，還故作多情地隔著大洋彼岸，向妻子表示愛意。然而千番柔情，萬縷相思，都似如辛棄疾的千古名句：“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而今古稀之年，又百病纏身，我和土家族的家傳神效還有什麼干係呢？索性不去想這些了吧。

從3月19號開始，我關注泰國“清邁房產糾紛”這幕“狗血劇”。連續寫了8篇文章。文章中涉及到土家野夫、柴靜、王志安、李承鵬等諸多公知、清流、網紅大咖，還指名道姓列出替野夫月臺、背書、洗地的諸位如程益中、馬方、楊錦麟等名聲顯赫的大腕兒。我究竟是冒犯了那位大咖？這不重要！也無意去探析知曉。

截止今日。我關注這幕“狗血劇”已經一月有餘，這八篇文章也全部見諸於海外簡體中文圈的諸多刊物，而且通過臉書、推特的推送。已經廣為人知。甚至一向對我封殺的國內社交平臺如微博、微信也多有轉載。但我曾指名道姓挑戰的這幾位大咖，卻都對我不屑一顧，始終緘口不語。

野夫不是對“立於危牆之下”的熊召政老先生公開叫陣：“我們都自認為是把玩文字高手。那麼就相互寫文章ＰＫ吧！”那面對我這樣卑微的“囚犯作家”，怎麼就做了“縮頭烏龜”？

楊錦麟老先生不是對“屠夫”吳淦隔空喊話“他願意替野夫擋槍嗎？”那麼對同樣願意為熊召政老先生擋子彈的“囚犯作家”，怎麼也不再那麼囂張了呢？　

還有著名調查記者柴靜不是咄咄逼人地對熊召政老先生隔空喊話：”你要麼接我電話，我告訴您，我願意等，等您回復我的電話，您要麼回復我，要麼掛斷電話……”

柴靜在節目螢幕上還別具匠心地打上“沉默”二字。這是在誘導觀眾？還是在彰顯：“巾幗不讓鬚眉”？我就不予置評了。

看不慣這些把持話語權的公知、大腕們頤指氣使。在此我也隔空喊話：“我告訴您們，聲名遐邇的柴靜調查記者和著名作家野夫，乃至程益中、馬方、楊錦麟等文壇大腕，我也在等，等你們幾位把玩文字高手，懇求你們趕快擎起手中的如椽巨筆，對我這個不知深淺的“老頑童”予以酣暢淋漓地批駁和抨擊，即便諸位犀利筆鋒完全可以將我戳戳指指成千瘡百孔，我也甘願“受虐”，隨任諸位把玩文字高手按在地上“揉搓”，因為我生來就是一條“砧板上的活魚”隨任高貴大人物的“予取予奪”。

再用柴靜話術做類比：“沉默就是膽怯，抑或是理虧。”那麼諸多公知、大腕集體沉默。這難道也是膽怯是理虧抑或是不屑嗎？

“大義責我開生面！”、“丹青鐵筆饒過誰？”，我當然祈盼和這些文壇大腕、高手們過過招。可我也知道：在現實生活中，就有一種人以為“把眼睛一閉，這個世界就不存在了

２０２２年，我在美國博登書屋出版那本《銅鑼灣海嘯》書籍裏，就直言不諱地對多位給桂民海做出負面點評的民運大佬，予以不留情面的駁斥，這幾位在海外民運圈頗具影響力的大人物，有獨立筆會前會長，也有著名作家和大哥大級別的新聞媒體人。我的書籍至今出版已經快三年了，傳播於世不僅有中文版，也還有英文和法文版，然而這些顯赫的大人物。就當自己是聾啞人，都視而不見。至今未見一人對我所抨擊的事實否認和理辯。

我當然有自知之明，知道我這位“囚犯作家”在這些自命不凡的公知、大腕心目中，甚至卑微得都不如一粒沙子。但倘若是這粒沙子碰巧落到了眼睛裏了，那也是”揉不得，蠻難受的”。

魯迅是有一句名言：“無言是最大的輕視！”公知、大腕們就是用這句名言來做“遮羞布”的。

我當然還知道：視而不見、沉默、緘口不言，有時候不一定是“高傲輕視”，也可能是“理盡詞窮、無法面對”，抑或也可叫“唾面自幹！”

自從我關注泰國清邁房產糾紛這幕“狗血劇”以後、來自海內外各個方面的善意規勸、惡毒詛咒，甚至死亡恐嚇幾乎就沒有間斷過。有位摯友還給我作了一首詩來規勸我停止對土家野夫的質疑。這首詩是這樣寫的：“文人自古喜相輕，班馬相若何必爭？莫把雄文頻示我，此中無敗亦無成！”

說實在話，我完全理解這位摯友的善意，也感謝他對我誇大其詞的褒譽，因為不論是把我比喻成班固還是司馬遷，我自知這都“德不配位”，我根本就不具備這樣資質。充其量，我只能算是中國版的“堂吉訶德”。

我就是塞萬提斯筆下的一個瘦削又酷愛閱讀騎士文學，走火入魔騎匹瘦弱老馬，舉一柄生銹長矛，還帶著破了洞的頭盔，不知自愛地摻和與自己“八竿子也不搭”的“狗血劇”，替人打抱不平。即使落了個灰頭土臉，遍體鱗傷似乎也無怨無悔。

本來，我也是個包容之人，在國內外朋友們的規勸之下，我已經偃旗息鼓，沒有任何意趣再去關注那幕“狗血劇”了。從三月１９日開始，到四月７日止，半個多月時間我總共寫了八篇涉及泰國清邁房產糾紛的文章。雖然在國內外瘋傳，但我遣詞造句還是比較謹慎的，我自己感到並無過份苛責之詞，但野夫先生的鐵粉、擁躉卻不是這樣認為。從我第一篇文章見諸於互聯網上，收到謾罵、詛咒。水軍網暴、圍毆的聲音就不絕於耳：什麼“中共豢養的打手、腦殘、老不死的、文革餘孽。可恥線人、和熊召政一樣是賣身投靠的告密者”等污言穢語一波波向我湧來，直至前天莫名其妙地給發來了那份“招魂”的廣告帖。

巴黎有朋友建議我向法國警方報警，我苦笑道：“這有用麼？”我看還是按照野夫先生劃的江湖規矩：“既然都自認為是把玩文字高手，那就寫文章相互過過招吧！即便我自揣淺薄，技不如人，可能會被諸位高手如椽巨筆，爆虐成了一身血窟窿。那也是自討苦吃。怨不得別人的！”

我有時很納悶，漢語文壇怎麼了？難道只有鸚鵡學舌、濫竽充數、癲狂、相互抬轎、吹捧的靡爛之風才是所謂的主流文化嗎？睜開眼睛看看吧！大陸文壇早就成官辦的中國“作鞋”工廠的流水線了。體制內精英們早就把中國大陸億萬讀者的“腦袋瓜”當成“廁所”了。什麼樣“腥騷惡臭”的垃圾作品都肆意宣洩，連賈淺淺這種淺薄低俗的文藝青年，也能因為有位當作協副主席的老爸。而成為“聲名遐邇”的著名詩人，她的“屎尿詩”竟然也成了可滋養人類思想園地裏的“美味珍饈”了。

這個世界怎麼了？漢語文壇怎麼了？我常常禁不住在心裏暗自發問：“我泱泱中華５０００餘年的璀璨文化就這樣真如餘傑和鐘祖康等黑馬形容的那樣不堪嗎？”：

回首中華近百年來的文化史，我覺得並不是這樣的，起碼在上個世紀40年代之前不是這樣的。漢語文壇不僅出現了像梁啟超、胡適這樣的淵博學者。還有魯迅、林語堂、巴金、老舍、沈從文、錢鐘書等真正的文學大家。（因在下淺薄、孤陋寡聞。羅列的大腕可能有疏漏）也有像徐志摩這樣才華橫溢的詩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之後，特別是奉行毛皇帝的“延安文藝工作座談會”講話以後，大陸漢語文壇確實呈現出“落葉凋零、一片肅殺之氣”，當然這也是不爭的事實！所謂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唱頌歌，鸚鵡學舌”就是這一時代的主流。但即便就是這一時期，也不能說是毫無建樹可言。

大陸漢語文壇也不乏有才華的作家和相對有深度的文學作品。諸如楊沫的《青春之歌》，羅廣斌的《紅岩》，歐陽山的《三家巷》、《苦鬥》，周立波的《暴風驟雨》乃至浩然的《金光大道》。這些文學作品當然是為弘揚所謂“主旋律”而應運創作的。但論及小說技巧。依然是可圈可點的。起碼我是這樣評價的。

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除了“旗手”江青搞的那幾部“樣板戲”之外。中國大陸民眾的文藝生活枯燥得就恰如一潭死水。

那時節有一句評價電影的民謠可見一斑：“中國電影：新聞簡報，越南電影：飛機大炮，朝鮮電影：又哭又鬧。阿爾巴尼亞電影：莫名其妙！”

這句民謠表達的就是民間對枯燥的文藝生活的憤懣，其間當然也有對豐富文藝生活的嚮往和期盼。

然而，嚴酷現實就這樣無情。老舍投未名湖淹死了，沈從文不寫小說，改去研究刺繡了。殘暴的毛皇帝。不是囂張地對人說：“魯迅如果活到文革，如果不乖乖地閉嘴，下場也就是進秦城監獄！”

這就是中共建政後大陸文壇所面臨的嚴酷現實！粉碎“四人幫”後，大陸文壇曾出現過短暫繁榮，這就是所謂“傷痕文學”窗口期，以劉心武、張賢亮、從維熙，以及報告文學作家劉賓雁等人為代表人物的反思文學一時間得到廣大讀者們青睞。

那時節，像劉心武的《班主任》、張賢亮的《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以及從維熙的《大牆下的紅玉蘭》。都是廣大讀者們捧讀的精品。後來相繼又出現多位文壇大腕兒，諸如現實主義大家王蒙、莫言、路遙、賈平凹、陳忠實、閻連科和痞子作家王朔等人都是有大成就者。

雖然我也曾經撰文譏諷：“這幾位作家雖然不乏才華，但多年右派或牢獄生涯，已經壓斷了他們脊樑，僥倖回歸到體制內，又有話語權可以寫小說了。他們怎麼敢把人世間最醜陋的現實展示給讀者們呢？他們能展示的僅是冰山一角兒，是一點點皮毛，而且是當權者可以容忍展示的皮毛。也就是肚臍眼兒以下的一點皮毛。”

以上這一段冗長論述，就是我對近百年來中國文壇的淺薄理解，我或曾沒有土家野夫先生的認識深刻，也創造不出一個“延安窯洞文字”辭彙來彰顯自己豐富的想像力。

然而我覺得，土家野夫先生在寶島臺灣舉行的“孤島”新書發佈會上那番言論確實令人難於苟同。

野夫先生凜然地表示：“我的一生60多年，見證了中國幾代人的苦難，也見證了幾代人的反抗，我不記錄的話，目前中國還沒有文學（家）敢碰這一段歷史、這些話題。因為在中國要碰這些話題，隨時會面對各種各樣的懲罰，就是大家和所有新聞媒體都知道的事情　我現在在泰國生活，我決定要把這段歷史（記錄）下來，（這段歷史）很多是被遮蔽的，被大眾遺忘的，甚至不被知曉的這些歷史。我要通過文學的方式把它固定下來。供後世人銘記和研究。我也非常擔心這樣風險，我的朋友們因為這樣寫作，這樣言說，而被懲罰的事情大有人在，這個就是我們目前中國一個現狀，但我這個年齡的人，決定要做這件事情的時候，很大程度上說可以是一種“求仁得仁“”的態度，無所謂，敢於面對這些一切打壓吧……”

我坦然表示：我就是看到土家野夫這段“狂悖”之言，才強扶病體來撰寫這篇文章的。我覺得應該對土家野夫當頭棒喝！你胡言亂語說的並不是事實！你對大陸文壇的偏頗評點也有失公允。

土家野夫不僅詆毀、貶低、褻瀆了大陸文壇數十年舉步維艱的發展歷程，而且也詆毀、貶低、污蔑了大陸文壇數十年在思想文化園地上辛勤耕耘的作家、藝術家、詩人及其他文藝工作者。

我並不否認。在中共威權統治之下，經歷十年浩劫，大陸文壇確實是禁若寒蟬，集體啞聲，要想在體制內活得滋潤，就得賣身投靠，鸚鵡學舌，當傳聲筒。在如此嚴刑酷法震懾之下，甚至連“汪汪犬吠”，幾乎都成了一個腔調。

心懷良知的作家、藝術家、詩人要麼改行閉嘴！（如沈從文）要麼流亡海外，（如劉賓雁，馬建、鄭義）實例很多。我就不一一列舉。

近二十年來，大陸文壇似乎就是“這裏的黎明靜悄悄”，偶爾有一點點星光閃爍，也都是“流星一瞬”，很快就被掩埋在烏雲密佈的沉沉暗夜中……

上述狀況，這是不爭的事實！然而，真就如野夫表述的那樣：“始終就沒有一個文學家敢去觸碰那一段段不堪回首的歷史嗎？”

我試舉幾例：楊繼蠅的《墓碑》記錄的是不是“三年自然災害”餓殍千裏的歷史？方方的《軟埋》描述的難道不是中共土改故事嗎？武漢疫情有《方方日記》，記錄天災的有《汶川大地震》，販賣人口的有名不見經傳小人物撰寫的《古老的罪惡》，大手筆的還有餘華的《活著》，李佩甫的《羊的門》，莫言的《紅高粱》、路遙的《人生》、陳忠實的《白鹿原》，以及賈平凹的《廢都》，難道這些人的書都是垃圾？只有野夫先生的《國鎮》才是可以流傳後世的“第五奇書”嗎？

我駁斥野夫先生其實還有更確鑿的理由，冒昧地請教野夫鄭世平先生：張志新、遇羅克、林昭，乃至劉曉波、王炳章，這些似乎都染上殷紅鮮血的閃光名字，也都從來沒什麼人去記錄？就只有等您野夫先生“珊珊來遲”，堪當大任去“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了嗎？”

中國大陸文壇，已經被邪惡的中共政權整肅得猶如死氣沉沉的墳場了，而海外簡體中文圈，卻依然風靡著相互吹捧，彼此“捧臭腳，抬轎子”的不良之風。

宥於政治需要，海峽兩岸目前文化交流，還僅僅局限在官方可控的層面。能獲得臺灣陸委會以工作許可准入的只有屈指可數幾位簡體中文作家，諸如六四學生領袖王丹、撰著《今生不做中國人》的文壇黑馬餘傑、把“偽類”辭彙當成口頭禪的法學教授袁紅冰，以及著名的反共理論家也是名嘴的曹長青先生等人，當然也應該算上最近高調在寶島頻頻舉辦“新書發佈會”的土家野夫先生。

臺灣的曾建元教授說：“在寶島臺灣舉辦海外獨立中文筆會頒獎年會，海峽兩岸的作家共同討論《文學與自由》這個話題。就是為了增加海峽兩岸作家相互瞭解。向2300萬臺灣人民介紹簡體中文圈裏卓有建樹的作家和作品，這是漢語文壇的一件大喜事兒！”

臺灣諸多位學識淵博、著作等身的作家，學者對海峽兩岸的文化交流都做出過不菲貢獻。這是毋庸置疑的！但言不由衷地相互吹捧，彼此“捧臭腳，抬轎子”的惡劣不良之風有沒有呢？這當然也是有的！

我今天筆鋒所指的就是曾擔任中華文化交流會秘書長的著名學者楊渡先生。在撰著此文之前，我是做了一番功課的。知道楊渡先生不僅學識淵博，著作等身。還曾經擔任過臺灣中華文化交流協會的秘書長。楊渡先生不僅僅在寶島臺灣，即便在整個漢語文壇，也應該算是弘揚中華文化翹楚級別的精英人士了。

查看維基百科，知道論年齡我只比楊渡先生癡長六歲，單論及學養和聲望，我當是都不及楊渡先生的一根腳趾，有如此尊貴顯赫的精英人士，低下身段為“當代胡適”抬轎子”，楊渡先生由文化“翹楚”降格甘當“轎夫”，這真該讓我對野夫先生刮目相看了。

但有一點我似乎是可以和楊渡先生比肩的，那就是第一本可以稱之為：“文學作品”的書籍，都是自己掏腰包才得以刊印成書的。楊渡先生是在１９８４年。而我則是晚了五年，在１９８９年借３萬元人民幣高利貸。才勉強讓自己混成了個“囚犯作家”的。

更坦誠一點，我雖然一輩子筆耕不已，印成鉛字在世界上傳播的文字大約也不會比那匹文壇黑馬餘傑先生少多少吧？但我所有可以稱作“文學作品”的，卻幾乎都是自己掏腰包才刊印成書的。在海外、國內莫不如此。現在國內孔子舊書網上，天南地北幾十家網店都在銷售我２５年前出版的書（其實都是不法書商花錢買書號印刷的非法出版物），更有甚者，還有中國最頂級的出版社——中國作家出版社，將我的書一個字都不改動，而換了個大作家名字再出版一遍，但我卻從來就沒有得過一毛錢稿費或者叫版稅。海外出版的兩次也是如此，甚至在亞馬遜網站上都看到有英文版的廣告了。卻沒有一個出版商給付過我一兩銀子。

劉路的文章《作家老莊》中寫到：“這個世界虧欠了老莊。老莊應當不屬於這個世界。”我聽到這句話，心中異常酸楚，真是老淚橫流，我不知道該對這混沌世界，對這依然風靡著相互吹捧，彼此“捧臭腳，抬轎子”不良之風的漢語文壇該說點什麼了……

“狂顛”本來就是有學養的“大雅之人”與生俱來的德行。諸如明代才子唐伯虎的經典名言：“世人笑我太瘋癲，我笑世人看不穿。”

而我當年混跡在北京街頭的小商販行列裏，自作自售賣“熟食”時，不也曾狂悖地在“熟食”扉頁上這樣寫過：“憑一支禿筆，冠蓋京華無寫處；集滿腔怨憤，悲歌燕趙有誰聽？”

文人有點癲狂。這或曾也可叫“有風骨，不媚俗”，只要依然懂得“敬畏”和“謙卑”這“無傷大雅”。別的什麼人也不必“小題大作”，把個“狂悖之徒”當回事的。

有了這樣體悟，我根本就不會介意當代會有多少個“胡適”，多少個“魯訊、巴金”，我對野夫先生的“張狂”似乎也應該包容。以前孤陋寡聞，不曾拜讀野夫先生大作，最近因為關注泰國清邁房產糾紛這件事，就補補課，昨天剛剛在油管上看完：“地主之殤”。

說句由衷之言，感觸很大，我甚至打算我現在寫作的這一篇文章不發了。但是文人之間“交情和紛爭”幾乎都是一張紙、一支筆而已。“平生絕無遺憾事”這是我少年時代寫的一句詩，“心底無私天地寬”。既然決定這樣寫了，那就讓他和讀者見面吧！況且，我是真對楊渡先生觀點有歧義的。

楊渡先生吹捧野夫的《國鎮》是漢語文壇的“第五奇書”，這似乎就是“捧殺”，這種“捧殺”恰恰會害了野夫先生的。

楊渡是臺灣著名學者，也是野夫的朋友。他有一部著作叫《有溫度的臺灣史》，我還沒有拜讀，但聽說對臺灣歷史的評點很到位，也展示出楊渡先生淵博的歷史知識和文采飛揚的文字功底。

然而，楊渡先生描述：“野夫的長篇小說《國鎮》總讓我想起《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三國演義》這幾部中國傳統小說並列為（漢語文壇）“四大奇書”的經歷，而我願將野夫此書列為當代的“第五奇書”。此書之奇可以從文體，小說藝術，人性刻畫三個層面來談，所有不少人評論過野夫的作品，

但讓我以為野夫最特別之處。在他一來就有文體家的氣勢，文章中有一種很特殊的感性。2009年度首度看見野夫《江上的母親》一書時，我便是這樣的感覺，野夫的文體自成風格，會寫現代詩，也會寫舊體詩詞的他。能夠使用古典文學的典雅，精確的文字來呈現現代性的敏銳感受。散文中時時流露出賦、比、興諸種手法交錯運用，形成綿密而深沉的詩性文體。這種寫作風格使他的文字精確如金石，比方抒情，如詩詞。思想深沉如史家，且能刻畫及其矛盾而複雜的人性成為感性的力量，是以稱之為文體家當之無愧。放眼當今文壇。有這樣功力者，實屬是鳳毛麟角……”

我和楊渡先生有歧義的地方就在於他津津樂道的“詩性文體”，正是這種詩體語言傷害了野夫小說《國鎮》的厚重，這是我的認識！

這當然也可能是我“淺薄和卑微”，以至於“一葉障目、不見泰山。兩豆塞耳，不聞雷霆。”但我願向大名鼎鼎的楊渡先生討教。就創作“當代小說的藝術”共同研討、商榷，這為繁榮當代漢語文壇乃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假如楊渡先生認為我這個卑微的“囚犯作家”可以有資質和您對話，那麼就請放馬過來吧！我們就以評論野夫先生的小說《國鎮》做研究理辯課題，各抒己見，為了繁榮姹紫嫣紅的漢語文壇，盡自己的綿薄之力吧！

莊曉斌

２０２５年４月２５日於法國蘭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