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當代西方宗教回潮運動及研究框架

——意識形態·極權主義與世俗宗教

仲維光

1.

當代社會學研究，是一種可以證明與否定，言之有物的知識性的學問。它建立及構成的機制是——由人的智力構造的“理論框架”，對於人的“感知”所能“觀察”到的社會“現象”的描述及辨析。

對於這一近代形成的研究學科所使用的“理論框架”，它是一種人的認識工具——由基於形而上學前提及其大家約定俗成的概念、範疇，與相應的邏輯關係與規範構成。

為此，對於一個社會及歷史現象，會由於圍繞“概念”及“語言方式”的不同而形成的不同的“理論”，從而進一步產生了不同性質、不同形式——不同描述系統的知識。

在不同的知識中，那些概念及理論，以及所獲得的知識清楚、簡單，應用範圍廣泛，不需不斷增加“但是”性的其它邊界條件的描述框架，會得到更普遍的承認，被學界及更多的人群使用。

對於它所描述的現象，則同樣帶有人的感知能力的性質。它描述的是人能夠感知到的性質的現象，人感知能力到達不了的現象，它感覺不到也不能描述。所以，它描述的現象範圍不是全部本體，而只是本體呈現的人所感知到的內容。

其次即便是對於人的感知能力來說，它其實還受理論的限制——人感知的方向、視角受理論限制。人必須認識到，如人的視力，不同理論有不同的盲點。一切理論都有其盲點。所以人其實能夠描述辨析的現象，數量極為有限，程度也極為有限。

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在上述各方面能做出最優成效的理論，以及其對現象的感知和描述，會被更多的人接受使用。

為此，基於上述前提、原則及運用成效，在用於描述、認識最近二百年，尤其是這一百年來的當代社會及歷史的理論框架中，接受程度最廣泛，得到公認的其描述簡單及有效的描述文化、政治和思想史問題的理論框有三個：

其一是產生於十八世紀末期，形成于十九世紀各類觀念社團、黨派，以及各類以地域、民族為基礎的現代世俗意義上的國家的潮流中的“意識形態”術語；

其二是伴隨俄國革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義政權上世紀二十年代出現的極權主義概念；

第三個則是伴隨希特勒納粹德國的崛起而在三十年代產生的“政治宗教”，即“世俗宗教”思想。

2.

關於這三個概念的由來及運用人們應該注意的是，它們都出自西方——歐洲，針對的是西方出現的文化、政治現象。

其次它們的產生、發展和變化同樣和西方近代與當代社會緊密相連，具體說是基督教社會演變到近代社會後的直接產物。

第三，它們代表了不同的觀察及描述方向及傾向。

具體來說：

最早產生的“意識形態”針對的是政教分離後，一種取代宗教，圍繞觀念建立的思想學說體系。它發生在十八世紀中期後，發展於十九世紀西方“宗教社會”的世俗化運動中。這一運動帶來的不再只是宗教性社會問題，也不再只是宗教對立及宗教戰爭，而且還有更多的世俗化中圍繞各類世俗觀念問題形成的群體及族群撕裂。它表現為十九世紀的歐洲，由於政教分離宗教開始退出社會，針對宗教留下的政治真空，立即風起雲湧地產生了各類所謂民族、地域、新興宗教意識形態群體，各類觀念、文化性的社團、黨派來填補佔領這個政治空地。在這個意義上，十九世紀的歐洲開始形成不再是以宗教為合法基礎，而是世俗意義上的國家。這樣的世俗國家，為以民族、、文化以及地域為唯一基礎的觀念性的國家帶來可能，並且由之產生民族及國家至上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等觀念主義學說。

觀念主義學說，ideology，即現在譯成中文的“意識形態”，與觀念主義，idealism不是一回事。觀念主義是一種哲學認識問題的概念，而觀念主義學說，意識形態是宗教性的世俗思想系統，它不是近代科學發展，古希臘哲學復興的產物，而是宗教在歐洲近代社會中作用變化的產物。

緊接著十九世紀各類意識形態的發生發展及其文化社會問題而出現的“極權主義”，針對的是二十世紀初期社會進一步世俗化、物質化帶來的對於“分裂”性變化的“反動”，而導致的世俗性的絕對化的“一元化運動”。這個一元化可謂是一種徹底的世俗化，類比於原教旨主義的宗教性的反動。

由此第三個概念——“世俗宗教”，正是這一性質帶來的。它描述的則是這二百年來，西方社會及其在全球西化中帶來的西方所固有的“分裂及一統”觀。它的排他、封閉傾向的性質，既有傳統宗教性的也有變體世俗性的存在。究其根本，它是一種宗教性世俗思維及機制，一個基督教社會的庶子，帶有所有基督教及其社會的宗教基因。

3.

對於這三個概念的“世俗宗教”框架，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開始出現到八十年代的五十年中，人們只是把它作為一個輔助極權主義的概念運用。但是八十年代末期後，尤其是冷戰結束後最近三十多年世界問題反而越來越多，完全再版了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的歷史，使得它在現在幾乎已經可以說是平行於極權主義另一個獨立視角。就我對這個概念的了解及運用，我認為，它對於政教分離後西方社會一波接一波的宗教性的反彈及反動的描述極為清楚及有效。

關於它的由來，可以概述如下：

在文藝復興帶來的變化及衝突中，起於十八世紀末的激烈化到二十世紀初上升為災難化，為此，中世紀以來傳統西方世界的動亂，在歐洲近代化中全面顯現出來。

對此研究的理論框架最早是模糊的。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政治社會思想研究開始逐漸集中到意識形態並且提出極權主義問題；哲學則集中到開放與封閉等的認識論問題；到三十年代則進一步有學者提出政治化宗教以及世俗宗教問題。

關於三十年代中期前後由弗格林、阿隆提出的政治化宗教及世俗宗教問題，其後大約有半個世紀的時間始終只是作為平行於極權主義的輔助性研究。人們感到，它是極權主義問題研究的旁支，無法替代極權主義研究。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弗格林與阿隆辭世後，開始逐漸受到人們的關切。尤其是一九八九年柏林墻倒塌以後，弗格林的學生及當年的同仁，在大眾汽車基金會全面資助極權主義研究的項目中，單獨支持了幾個有關於此的研究，所以它逐漸影響越來越大。

在我看來，由於柏林墻的倒塌，冷戰結束，其最大的特點就是西方問題不再一分為二地分為黑白問題——單純的西方代表民主，共產黨代表非西方，很多問題更帶有西方獨具的普遍性，并且是毫不掩飾地出現在人們面前。為此，最近三十六年世界出現的問題，使得“世俗宗教”，問題已經完全可以成為平行於政治學、社會學及哲學，作為文化思想專門描述的框架及領域“獨立成篇”——成為一個專門的領域，獨立於極權主義的理論框架來使用。

在過去的研究框架中，無論歐洲右派，伊斯蘭國家社會的宗教政治現狀，乃至美國，甚至臺灣的政黨爭鬥——即借用教會機制的民主制國家的返祖惡質，如果用“意識形態化”及其導致的“族群撕裂”框架描述，似是管中窺豹；若用極權主義框架來辨析則有些牛刀殺雞；然而，對比這兩個框架的捉襟見肘，卻可以讓人們看到：

“政治宗教及世俗宗教問題的研究”可謂最有效的描述框架——所有這一切以及時下世界的動蕩，歸根到底就是一個“西方宗教對近代化的反動”及Romantik，“羅馬式的反動運動”。

對此，這一研究框架的優點：

第一可以使人們全面集中于西方文化思想問題；

第二更具體地集中于對於宗教思想及社會的研究；

第三，可以觀察到今天現象的歷史性的由來；

第四，可以“一網打盡”所有如今世界的現象——歐洲、美國、近東、中東，亞洲、美洲。將各類不同社會、不同黨派，如美國共和黨、臺灣民進黨、大陸共產黨、德國選項黨、俄國普京黨，乃至各類宗教團體，功團、所謂民運分子、異議人士，置於同一標準及觀察鏡下！

“各就各位”，不再只是黑白、好壞分類。

4.

關於這個框架對於時下美國及歐洲的狀態的描述及辨析作用，推特網友二零二五年四月二十二號發推介紹的情況提供了一個最好的案例。該推說：

“突发新闻：皮特•赫格塞斯、罗伯特•F•肯尼迪二世、马可•卢比奥等人与帕姆•邦迪一起宣布成立基督教特别工作组，以根除反基督教偏见。——我泪流满面。基督是王！”

對於這一消息及最近幾年正在美國發生的事情，在我看，是這個已經“形成宗教性的回潮”的運動中的一件極為“平常”的事。而它正是我提出對比上述框架，並且強調以“世俗宗教”為基礎建立的描述框架的有效性、簡單性的原因。

除了描述時下社會狀態的有效性及簡單清晰性，使用這個框架可以使我們很好地和其它已經約定俗成地被接受的描述歷史及文化思想史問題的框架融洽。它可以是我們看到，這一框架其實可以說是我們目前為止使用的“對於西方文化思想史的描述框架”所衍生的一個框架。“世俗宗教”構成的基礎是“宗教”衍生出的宗教性。正是出於基於宗教，近代西方歷史被描述為：

中世紀宗教黑暗時代；十四到十七世紀文藝復興時代；其後十七、十八世紀是啟蒙時代，再其後十八、十九世紀則是Romantik時代——羅馬諦科時代，宗教性羅馬式的，對啟蒙運動反彈、反動時代。

一部古希臘後的歐洲史，西方社會史就是一部圍繞宗教問題，由政教合一變成政教分離走向的歷史。Ideology，意識形態——觀念思想學說，totalitarian——極權主義，都是描述具體思想及政治社會現象的概念，量子力學，而“世俗宗教”則是描述整體的文化思想史、政治社會史的天體望遠鏡，廣義相對論。

對於Romantik這個西文，最近二十年我之所以經常直接用西文單詞，因為Romantik被中文翻譯成浪漫主義運動，這在中文界產生了極大的混亂及誤會。中文語言中本無“浪漫”一詞，只有過“漫浪”。它是一個來自日本專門產生於Romantik這個單詞翻譯成日文的“新話”，被上代崇洋不識東西的社會精英引入中國中文，隨成了中文時髦“新話”。然而，Romantik所表述的基督教性質的精神文化運動，毫無中文“浪”及“漫”的意謂。因為沒有一種一神論的宗教、政教合一的宗教社會會推崇“浪”和“漫”。宗教性的熱忱及狂妄，信仰性的熱望，雖然有“熱”“狂”，但是它們不僅有邊界，而且有著絕對一元化的訴求及禁錮，不能觸動的教條。所以在我看來，這個單詞最直接的譯法是-羅馬式宗教性運動，亦或直譯為“蘿蔓諦科運動”。

如果考慮到“諦”的中文意蘊：作名詞是——道理、義理、妙諦、真諦。作副詞是——仔細、詳細、諦視、諦聽。作動詞是——詳審、細察。那麼，或許“羅馬諦科”——羅馬式的宗教性學說運動，是個更合適的譯法。

總之，絕對不能譯成讓人昏解、渾說的“浪漫主義運動”，因為這個運動千真萬切、貨真價實地就是一種“宗教回潮”，“宗教反動運動”！因為實際的歷史軌跡十分簡單清晰！

從五六百年前開始的西方文化社會的變化情況是：

禁錮——覺醒——弄清——對於覺醒弄清的反動！

古希臘——羅馬——掙脫羅馬思想，復興古希臘精神——對抗古希臘開放狀態，復興羅馬文化方式……。

為此，水落石出，文化思想史理所當然地讓我們看到：

Romantik運動帶來的20世紀被稱為意識形態世紀、極權主義世紀。

所以時下的21世紀，前四分之一世紀已經讓人看到這個後基督教社會，將可能也已經給人類史、西方史帶來個“類中世紀”的“宗教全面反動的世紀”！從現在看，說二十一世紀是個“宗教世俗化反動世紀”已經不是捕風捉影。

這樣的認識同時讓我們進一步看到，20世紀末期曾經有一些中國學者針對世界現狀說，21世紀是中國文化世紀。

其實“不是中國文化”，而是“中國文化前提”或說“根本因素”——愛人、愛鄰居，四海之內皆兄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以人與人，人與物的生命性、倫理性聯繫為不可觸動，普適原則——應該“全面復興的世紀”。

這原則根在東方，但是是“普世”的。但是在西化的社會及如今西化的世界徹底來臨，則可能會在後基督教社會遭遇到巨大阻力、往復拉力，可能會真的如奧威爾預言——一千年以後！

這是一個典型的西方式的“否定之否定”發展。

一個二元化認識論基礎上的文化社會的動態可能就是如此地對抗震蕩，乃至動亂。它讓我們看到，社會結構及狀態穩定，則是東方式的人文，即向內的“‘文’化”倫理原則帶來的趨勢。

2025.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