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融让梨，我抢饭夺饼——一个“坏孩子”的自白

任迺俊

小时候读《三字经》，看到“人之初，性本善”，我总感到惭愧。我想：我小时候哪有什么“性本善”？分明是“性本恶”。尤其看到“融四岁，能让梨”，我更是羞愧难当。

我小时候连梨都吃不上，哪来的“让梨”？别说让梨，我连饭都不愿让人吃，还常常抢我姐姐的饼，欺负她，骂她。最让我愧疚的，是我那老实善良的三姐。她年纪不大，却早早承担起照顾全家的责任。我却常常为了多吃一口饭而对她恶言相向，有时还动手打她。现在想起这些，我心如刀割。

我出生在大上海，但因是“临时户口”，几年里家中没有粮油供应，不仅是“穷”，而是“饿”——那种长期的、无法摆脱的饥饿。我经历了“饥饿三部曲”。

第一部曲是我还很小，家里一天只吃两顿菜皮粥。每年只有年三十和初一能尽情吃上一顿饭，我们兄弟几个都会把饭撑到喉咙口还继续往下吞。撑坏了肚子，拉肚子拉得屁股疼，我妈用旧棉花帮我擦屁股。那时候，我还小，还不懂“抢”。

第二部曲是1960年10月10日，我们终于把户口报进，能分到些口粮了。我开始读书，便以学习为借口，每天早上第一个舀粥，还专挑锅底厚的地方盛，结果自己的粥稠了，别人的就更稀了。三姐几次看见后抢过勺子把粥搅匀，让我吃不到稠的。于是我骂她、踢她，她却总是默默承受，从不还口。

中午她做饼，每人一个，她总是最后吃。看到她慢慢扣着一点点吃，我就去要她的一口，她不理，我又骂她。晚上吃饭，我和弟弟吃得快，便站在父亲身边等“施舍”。我爸最后总会用筷子夹一口饭给我们。

这就是我在“红旗下长大”的“幸福童年”。后来稍微好些了，可好景不长。1964年后刚能吃饱不久，1968年我父亲被打成“中统特务”，我一下子变成了“狗崽子”。三姐微薄的30多元工资，支撑起全家七口人的生活，饥饿第三部曲再次上演。

到了1970年，我被下放江西农村插队。我不是兵团，也没有工资，临走前把父母给我的20元钱偷偷留了两元在家里的钟里，剩下的18元寄回外婆和舅舅，还寄出一件棉衣。我在农村学推拿、针灸、自谋出路，总算混出一点点头绪。但我至今仍不断忏悔自己在“饥饿第二部曲”里做过的事。那时候的我，怎么能对自己的亲姐下得了手、骂得出口？

现在再回头想，我小时候那些“坏”，其实不是我真的坏，而是“饥饿”逼出来的。正如莫言所写，他小时候为了吃，也干过许多不堪的事。我才明白，不是我和莫言坏，而是饥饿让人变坏，是那个制造饥饿的体制把人逼成了野兽。

孔融能让梨，那是因为他出身士大夫家庭，有温饱保障。若他也生在我们这样的环境中，未必比我和莫言更“善”。

亲爱的朋友们，我写下这段往事，没有虚构，也没有夸大。我是流着泪写下这些的。希望你们能理解我，也愿你们指教我。

让我们不要再苛责自己小时候的“恶”，而是一起看清那个让人饥饿、让人彼此伤害的制度——那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