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与归宿——张爱玲旅美的选择》

缪青

走过旧金山Bush街645号的红砖楼前，我总是忍不住抬头望一眼这幢不高却沉稳的五层红砖公寓。它不起眼，夹在联合广场与华埠之间，如同城市肌理中一块安静的针脚。在这静谧的红砖房里，曾居住着一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灵魂—张爱玲。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极具才华与个性的作家，她的小说语言冷峻、犀利、优雅，在她的文学作品中常常以女性的视角，道出人性的深层悖论和人生的苍凉。她的性格复杂而独特，既有天才的敏感和女性的细腻，又有旁观者的冷静。

据司马新先生《张爱玲与她的丈夫赖雅》一书描述，张爱玲曾在这栋楼里度过一段宁静时光。每月七十美元的租金，夕阳中与丈夫手挽手的散步，华埠里甜而不腻的芙蓉酥、蛋挞、还有点心铺里她偏爱的那壶红茶。这样一种生活，离喧嚣很近，却离政治很远；离家乡很远，却离自我很近。

张爱玲的旅美选择，在今天看来，是极其聪明的。她从不高举反共大旗，却用一种极冷静的判断，识破了那个新政权的本质。她或许早已明白，一个所谓“新生政权”注定会令人窒息。她巧妙地找了个理由，没有言语，没有告别，悄无声息地从中共国“淡出”，然后在另一个文明世界中安顿下来。

有趣的是，如今的中国网络上有人戏称她是“跑路天后”，更把她和胡适并列为“反诈骗大师”。表面看去这是一种带着调侃的赞誉，但背后正折射出对她远见与冷静的深深敬佩。在以后许多文人被改造、被批斗、被迫害，同时代的名媛才子已经化为累累白骨之时，张爱玲坐在美国安静的书斋里写作，让我们今天有幸看见了她的许多文学作品《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金锁记》还有拍成电影的《色戒》。

张爱玲自尊冷静的性格

张爱玲自小聪明早慧，自视极高。她虽然表面温和、文静，但内心非常孤傲。她不屑于随波逐流，也不愿与人过度亲近。她说过：“我喜欢热闹，但不愿意被卷进去。”她从不加入文人圈，也不迎合主流意识形态，宁愿隐居、沉默，也不愿妥协。张爱玲对人性的理解极为深刻，尤其对爱情、婚姻、女性命运有敏锐而冷峻的洞察。这种敏锐并非愤怒的批判，而是一种“看透不说破”的冷静。她不热衷革命理想，而是关注人最细小、最卑微的欲望与挣扎，因此有人称她为“人性中的解剖师”。

张爱玲对他人敏感，对自己也异常苛刻。她笔下女性大多有“自知之明”，甚至“自卑心理”，这其实也反映了她自己的内在情绪。她曾说：“我是一朵孤独的花，自开自落。”张爱玲渴望深刻的爱情，但不愿依附于任何人。她与胡兰成的感情曾是她生命中重要的创伤，也是她性格中“自负与自卑并存”的真实写照。胡兰成的背叛，她斩断情缘，冷静而彻底，体现了她对“尊严”的极度看重。

她尽管写尽人情冷暖，她并不苦大仇深。张爱玲有独特的幽默感，常以冷静的文字自嘲世事和自己：“我一向喜欢装模作样地孤芳自赏，其实我并不芳。”她也说：“天才梦是孤独的梦。”

张爱玲的性格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为：“天才而寂寞，冷峻而深情，敏感而自持，孤傲而清醒。”她是那个“站在时代边缘”，却能看穿一切、写尽众生的女人。

她一生从不为别人而活。无论是离开中共国，还是独居美国，张爱玲始终坚持“独来独往”的自由方式。晚年她独居洛杉矶，孤身死于寓所，无子无女，不与亲友过多联系，但留下了一部部永不老去的作品。

张爱玲人生态度和智慧

记得我的学生时期，曾经在一段时间里，疯狂的爱上张爱玲的文学作品，也许我们今天可以通过她的一部部文学作品，更加深刻的认识张爱玲，了解她的人生态度和智慧。以下摘自她小说中一些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的名言名句：

“也许爱情本来就是这副模样，在兵荒马乱的世界里，两个没有什么特别的人，却因为彼此相依，而成就了一段特别的缘分。”“一个人的一生中至少该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有结果，不求同行，不求曾经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我最美的年华里，遇到你。”《倾城之恋》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也是男人，永远永远。”《红玫瑰与白玫瑰》

“她不是在生活，她只是在记恨。”“她把她的儿女，一个个都锁在她那条沉重的金锁链上，一生都不得自由。”《金锁记》

“她已经不是她了，她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人在寂寞的时候最容易爱上别人。”《色·戒》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小团圆》

张爱玲的性格，决定了她的人生态度。在她的文学作品中，她把一个个复杂的人性故事描绘出来。我在阅读她的文学作品时，常常感到她不属于她的那个时代，她冷静、清醒、自尊，同时自负与自卑并存。她看得清世界的荒诞，却不愿与它撕扯；她写尽人间的情爱纠缠，却不肯真正为谁燃尽自己。她的人生态度是拒绝参与、拒绝屈从、拒绝失去自我。

关于张爱玲的出走

张爱玲于1955年正式离开中共国，经香港转赴美旅居，最终再也没有回国。她的离开并非以“叛逃”或公开政治反对者的方式，而是采取了一种极其隐晦、巧妙、非对抗性的方式，符合她一贯“避世冷静、不与权力正面冲突”的性格。她并没有公开宣称反共，而是以“完成学业”、“文学创作需要”等“非政治性”理由悄然出走。

但是真实原因，是她对中共政权的失望和无法适应。张爱玲在中共建政初期（1949年以后）仍留在上海，曾短暂参与官方安排的文学活动。但她很快发现新政权对艺术创作管控严格，强调“政治服务性”，不容“人性描写”、“个人情感”。她的作品风格中“关注女性、私生活、人性灰暗面”完全与中共文艺的“革命现实主义”背道而驰，被认为是“资产阶级颓废文学”，无法继续发表作品而被边缘化。

尽管她对毛时代的“集体主义压迫、个人消亡、虚伪政治口号”深感厌倦，但她不愿公开反抗，于是选择“沉默和逃离”。张爱玲离开大陆是“合法出境”，并非“叛逃”或偷渡，用今天的语言就是张爱玲不是“走线”来美的。她非常聪明，没有在政治上留下任何把柄，甚至给中共方面留足了“面子”。

1952年她移居香港，声称是为香港的《天地》杂志写稿、做编辑。她以“香港大学访问、文化交流”的名义，为自己获得出境通行证，最终1955年通过香港转赴美国，定居旧金山，洛杉矶。整个过程没有公开批评共产党政权，巧妙避开了政治风险。

她的真实态度从未直说，但却藏在文字里。张爱玲从不写政治批判文章，但她用小说讽刺极权、写尽人性荒谬。她的小说《色·戒》写特务、间谍、政治利用下的爱情毁灭。她在给友人的信中曾说：“我没有爱国心，也没有仇恨。我只是不愿意活在没有自由、没有尊严的地方。”

张爱玲离开中共国，是对极权的不合作，是以沉默和逃避的方式拒绝被奴役。她不愿高声反抗，也不愿跪着写作。可以说张爱玲用最聪明、最体面、最无声的方式，离开了她不认同的国家。

结语：

今天，我每次经过那栋红砖楼，仿佛都能感受到一种冷静的目光，从窗后投来，轻轻扫过这个世界，既不评判，也不介入。她没有为谁奔走，却留下了属于每一个清醒人的一盏灯。

张爱玲没有选择反抗中共，她选择了远离中共。她用沉默保护自我，用文字对抗遗忘。许多年后，我们还在读她，还在谈她，而她那一走了之的背影，早已成为那个时代最漂亮的“退出姿态”。这不是侥幸，而是清醒；不是逃避，而是一种极致的独立。她的旅美出走，不只是地理的迁移，而是精神的自救。

（北春记者 缪青旅美随笔，撰文于10/0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