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八九學生運動反思/劉孔伏

八九學生運動反思

劉孔伏

一九八九年發生的大規模學生運動席捲全國，要求自由民主和反腐反官倒，聲勢浩大，遠勝過一九一九年的「五四」學生運動。但是，北京學生

運動始終是非暴力的、和平冷靜地占據天安門廣場表達訴求，結果卻遭到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下令派兵鎮壓，死傷慘重，震驚中外，史稱「六四」天安門事件。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學生運動，由北京大學、北京高師、北京高等工業學校等十三所高校的三千多名學生在天安門前聚集，要求北洋政府懲處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三人的巴黎和會的賣國行為。遊行示威的學生隊伍走到東交民巷使館區時，受到了軍警阻撓，於是轉向趙家樓胡同曹汝霖的住處。曹汝霖聞訊已逃走，遊行的學生痛打章宗祥，然後將屋內易燃品點燃，引發火災，史稱「火燒趙家樓」事件［1］。事後打人放火的學生並沒有受到抓捕懲處，北洋軍政府也沒有派兵進行鎮壓。

兩相比較，號稱「人民政府」的中共領導人鄧小平遠遠勝過北洋軍政府，比北洋軍政府更壞、更凶惡。正如李銳評論說：「後來接班的鄧小平，其實也是半個毛澤東」；鄧小平「出動軍隊鎮壓學生運動，這種連毛澤東活著都不能幹出來的事」［2］。毛澤東為什麼幹不出來這種事？因為古今中外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博學多才的毛澤東尚且明白這個道理。拙文〈趙紫陽是如何得罪鄧小平的？）［3］一文末云：

無論中共黨內派系鬥爭多么復雜殘酷，鄧小平心裏有多少苦衷和不得已，都不能為鄧小平開脫，他就是天安門「六四慘案」的劊子手，被永遠地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關於「五四」學生運動的反思與評價，筆者曾與著名社會文化學者、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金耀基教授書信交流過，他於2012年12月4日覆信云：

孔伏先生：

十一月三日大函，我昨日始讀到，我剛從外地返港，遲覆為歉。

其中「五四」之評價，近百年來，褒貶不一

，此在中國大陸如此，海外亦然，我個人是把它看作中國現代化（特別是思想、文化層面）的一個里程碑（當然是正面的）。誠然，對於五四中一股極端主義的反傳統思想，我是不認同的。

關於中國文化是否重集體一點，想先生會同意，這是十分複雜的問題，非數語可決，我曾對此一問題有所論述，後收入拙著《中國社會與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2）。未知先生有機會見遇否？此書早已斷市，現「增訂版」正在排印中，明春問世。

謝謝先生來信，並祝

研究

金耀基

2012、12、4

在「六四」天安門事件中，筆者友人北京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曹思源先生被稱為「六四」學生運動幕後黑手之一，他當時就在天安門現場，後被中共抓捕投入北京秦城監獄一年有餘。他出獄後

，於1991年春來我家相會，拙文〈曹思源《秦城之歌》〉［4］一文記其事云：

我將曹思源讓進書齋，不用寒暄，一見如故，抵掌而談。話題當然是「六四」事件，我先瞭解北京現場方方面面的情況，他侃侃而談，嚴謹沈重，又不失幽默風趣。最後我提出了一個值得大家反省的問題：政治妥協是一門藝術，應該懂得退一步進兩步的道理，明知趙紫陽同情學潮，在「六四」最後關頭他到天安門看望學生，為什麼不與他達成妥協方案？曹思源反應很快，他回答說，當時學生領袖一個比一個革命，被称为「幕後黑手」的知識精英根本無法引導掌控。當然這個問題太尖銳了，這是群眾學生運動之弊端，雖然不能求全責備，但是應該值得深刻反省。

筆者是歷史學家，加上不在天安門現場的「旁觀者清」，所以反思「六四」學生運動較早。

今年是紀念「六四」三十六週年，2025年5月24日「追尋六四真相，推動轉型正義」研討會在美國紐約皇后學院召開，主辦單位：紐約思想者智庫，紀念胡耀邦、趙紫陽基金會，《北京之春》雜誌社，博登書屋。其研討會主題：聚焦「六四」事件在中國改革中的歷史地位，探討中共體制內改革可能性與當代中國的民主前景，邀請學者與公共知識份子發表見解。

戴晴新著《鄧小平在1989》［5］一書，是近年來記錄與反思一九八九年學生運動的難得力作。博登書屋再版了該書，每個研討會參加者都獲贈一本，自然該書也是研討會的熱門話題之一。

戴晴好友、清華大學陳小雅教授首先在2019

年對該書做出了評論，她在〈戴晴新書《鄧小平在1989》的看點〉［6］一文中云：

話題就是八九民運期間的中共高層鬥爭；觀點就是學生運動為黨內保守派所利用，成為改革派出局的原因。說是「老話題」，是因為，在事發當時筆者周圍就有類似議論，經由陳一諮《十年改革與八民運》得到強化。筆者在《八九民運史》的初版中，也採用了其書的相關例證。筆者也注意到，包括鮑彤在內的一批趙系人物，大多持有類似視點與結論。隨著學運主體敘事的崛起，「民間民」資料的日益豐富，這種原始的高層視點雖然略有轉移，但並未淡出對運動整體思考的視野。而是最終促成了八九研究中「高層博弈」與「朝野亙動」架構的搭成。這期間，張良《中國「六四」真相》以及趙紫陽回憶錄、李鵬日記等一大批當事人敘事的面世，都在資料層面，對這一基本構架形成了有力的

拱衛。也正是在這一整體思考的觀照下，戴晴的新書奠定了其在「高層博弈」敘事中不可替代的價值

。

近來《老楊到處說》節目播出〈與戴晴訪談〉

中，戴晴認為八九學生運動在中共允許在天安門廣場悼念胡耀邦後，就應該做出妥協讓步，撤離天安門廣場，即4月27日反對《人民日報》社論大遊行後。後來的絕食抗爭和反對戒嚴是「形右實左」，

企圖反抗到底，必然會醖成悲劇，斷送胡耀邦、趙紫陽開創的政治改革。

筆者讚同戴晴「形右實左」看法，這是學生群眾運動的弊病，不懂得政治爭鬥中的妥協藝術。這也難怪，他們從小耳濡目染中共的鬥爭哲學教育熏陶，只知道鬥爭到底、戰鬥到底，卻不知道必要的妥協會更好地解決政治紛爭。但政治妥協需要把握時機，這也是非常關鍵重要的。誠然不錯，4月27

日反對《人民日報》社論大遊行後是最佳時機，但

這是事件參加者難以抓住把握的，只可能是事後研究這段歷史的人才能做出的結論。戴晴是事件參加者，他自己當時就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故此說法太理想化了，近乎於苛責。

其實，八九學生運動參加者最應該抓住把握妥協的時機，應該是5月16日閻明復等人到天安門廣場勸說學生和5月19日趙紫陽到天安門廣場看望

勸說學生之時，與其達成協議。其理由如下所述。

自從鄧小平「改革開放」以來，整個八十代年代主要是中共兩個元老鄧小平與陳雲之間的明爭暗鬥，他們倆人有着幾十年的交往友誼，感情深厚，但在政治改革上有不同的認識和分歧，總是「談不攏」。鄧小平的政治政革思想是在保證中共執政地位下進行憲政改革，使中共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

。中共黨內四大才子之首的胡喬木看准了這一點，利用他掌管的中宣部，宣傳影響或阻礙政治改革的方向與進程，誘導鄧小平做出了制定「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政策，且將其寫入憲法。關於這個問題筆者將另撰專文詳論，這里不再贅言。

鄧小平不僅與陳雲「談不攏」，而且也要受其他中共元老和勢力的限制，「改革開放」一觸及政治改革問題，陳雲、李先念等元老就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說事，反對政治改革，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搞得鄧小平無言以對，猶如啞吧吃黃連，有苦難言。其接班人胡耀邦、趙紫陽在進行撥亂反正和實際的憲政改革中也經常受限於「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能如願，束縛手腳，猶如孫悟空頭上的緊箍咒。久而久之，他們在思想意識和看法上與鄧小平產生了矛盾與衝突，親密關係產生疏離，漸行漸遠，特別是在對中國民運與學生運動的看法和處理上大相徑庭，南轅北轍。八九學生運動發生在中共黨內錯綜復雜的派別勢力明爭暗鬥背景之下，學生政治上較為幼稚，不完全懂得這些，但所謂的「幕後黑手」應該有這樣的政治意識和認識。

關於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必須旗

幟鮮明的反對動亂〉一文，定性學生運動為「動亂

」當然不可接受，但並不知道此定性出自鄧小平。

李鵬抓住了這個機會使壞，把此定性出自鄧小平向北京市傳達，使北京人人皆知，引發了次日大遊行抗議反對。根據(鄧樸方和他的「康華」在八九學潮中的政治表演〉［7］一文云：

事後分析起來，如果當時僅僅是發表「四二六社論」，而沒有讓一般百姓知道社論中對學潮性質的無限上綱是鄧小平的原話，那麼雖然仍會引起群情激憤的後果，但應該不至於引出「萬人齊咒」鄧小平的局面，因此也可能不會使鄧小平肝火愈旺，

以至在最後的決策中失去理智。在此前提下，當時的趙紫陽從朝鮮回國後提出的否定「四二六社論」

，由他本人承擔責任的主張也有可能實現。

趙紫陽從朝鮮訪問返回後，雖然提出否定「四二六社論」，以緩和學生強烈抗議反對，但在處理學生運動的主導權上已從他領導的中共中央轉移到國務院，由鄧小平、李鵬等人主導。甚至「此時中辦已經被李鵬為首的「中央」撇在一邊，無法正常履行職能了」［8］。他提出否定「四二六社論」的建議，自然不被一慣固執、一言九鼎的鄧小平所接受採納，反而成為了清算他的罪狀。

為了讓學生認清當時局勢，五月四日趙紫陽會見戈爾巴喬夫時說：

「從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共三中全會起，鄧小平就是我們黨和國家內外公認的領袖。盡管前年開的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根據鄧小平同志本人的意願，他從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常委的崗位退下來了。但是，我們黨的所有同志們都知道，沒有他的領導、智慧和經驗，是不行的。

因此，在十三大選出的中共中央委員會的第一次全會上，正式通過了一項非常重要的決議，凡是重大的問題，我們都必須向他請示。這個決議沒有公佈，但是今天就向您通報了。」［9］

趙紫陽這就向學生桃明了，我是名義上的總書記一把手，實際上是鄧小平說了算，學生們要搞清楚。隨後他知道鄧小平、李鵬實行戒嚴令，就派閻明復去勸說學生未果，所以他又親自去勸說學生。《海南日報》副主編程凱〈我的1980年代〉［10］一文云：

令我感到痛心的是，5月1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长阎明复代表总书记赵紫阳与天安门广场学生对话，要求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不要给邓小平、李鹏向学生动武提供理由，并且给党内改革派一些时间，与保守派周旋、较量，但遭到学生领袖们的断然拒绝，激进的学生领袖们绝不与中共党内改革派合作。我的心头被80年代的改革与赵紫阳的政治生命将毁于一旦的强烈预感笼罩着。葬送80年代与击败赵紫阳，是邓小平、李鹏与天安门广场激进的学生领袖共同完成的。

這個時候學生領袖還「絕不與中共黨內改革派合作」，達成協議，究竟要幹什麼？要推翻中共

，學生領袖上台掌權，這可能嗎？戴晴稱其為「形右實左」，恰如其分，無疑是正確的。

在這次紀念「六四」三十六週年研討會上，胡平先生語重心長地說：

「 六四」后民间再无大规模抗争，朝中再无赵紫阳，有关民运人士必须躬身自省 ！

此言擲地有聲，振聾發聵，令人警醒！胡先生還希望海外民運人士研究當前中共黨內派系爭鬥

，利用其矛盾，推動中國民主化轉型。

［1］《維基百科》火燒趙家樓事件條目。

［2］editr：〈李銳「不當奴隸，更不當奴才—紀念胡耀邦〉，獨立中文筆會2015年2月8日。

［3］刊美國《北京之春》2025年5月號。

［4］刊美國《議報》2024年11月9日。

［5］新世紀出版社2019年出版。

［6］2019年8月3日PDF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