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言论自由”应该缓行

——写在刘晓波逝世8周年

戎小捷

刘晓波已经逝世8周年了。刘晓波无疑是一位仁人志士，他为中国的民主事业、或者说他为中国的政治改革事业，贡献了一生。我们作为后人，纪念他的最好途径，就是实实在在地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大业，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民主大业。

    那么，如何具体推动中国的民主大业呢？

    刘晓波说：“我期待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在这里，每一位国民的发言都会得到同等的善待；在这里，不同的价值、思想、信仰、政见……既相互竞争又和平共处；在这里，多数的意见和少数的意见都会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别是那些不同于当权者的政见将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在这里，所有的政见都将摊在阳光下接受民众的选择，每个国民都能毫无恐惧地发表政见，决不会因发表不同政见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之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

刘晓波说：“无论于官于民，推动大陆的新闻开放和言论自由，实乃推动中国社会稳定转型的首要目标，党禁可以缓开，但开放言禁却刻不容缓”。

刘晓波说：“言禁一开，自由中国必定降临。” 

    曾写过《论言论自由》的胡平先生也认为：“推动中国民主转型，我们不但必须确定我们要说什么、做什么，而且还要确定先说什么、先做什么。把争取言论自由置于首位，这是刘晓波给我们留下的重要的政治遗产。”

    显然，刘晓波和胡平、以及许多民主人士的思路都是：中国政治改革的第一步，或说中国民主事业的第一步，应该是先和平地争取“言论自由”。因为有了言论自由，就有了民主大厦的基石。

    那么，这条路是否能走通呢？我认为，如果直接一下子走，肯定走不通，理由如下：

    首先，目前严酷的现实是，自“六四”之后，现在的执政党已经成了双倍的惊弓之鸟。不要说言论自由，就是一些敏感的词汇，都已无法使用。他们怕的是，如果你有了言论自由，你宣传多党制怎么办？你宣传西方的宪政民主怎么办？广大青年学生如果听了你们的宣传，再次上街游行、再次去天安门广场绝食怎么办？再爆发一次“六四”怎么办？我这里不去讨论他们的想法是对是错，我只是阐明他们是如何想的，他们担心的是什么，他们为什么现在不会给你言论自由，哪怕一丁点也不会给。

因此，我的结论是，“言论自由”应该缓行。注意，我说的是“缓行”，而不是“放弃”。或者更具体说，我们应该先不搞言论自由，先不提言论自由，而是先搞别的一种东西，先提别的一种东西，一种似乎和言论自由毫不沾边的东西，以次来为最终实现言论自由创造条件，以及更进一步为中国的现代民主转型创造条件。打个比方，这就好比共产党，50年代极力号召超过英国，超过英国的钢产量。结果呢，没超过英国，反而引来一场大灾难。后来不提钢产量要超过谁谁了，只是搞了对外开放，结果钢产量一下上去了，成了世界第一。再比如，70年代整天号召增加粮食产量，整天号召学习粮食产量高的大寨，结果粮食产量始终上不去。后来不提这些增产粮食的口号了，只是搞了一个联产责任制 ，分田单干，结果粮食产量一下就上去了。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民主运动的例子。57年知识分子们就提出言论自由、多党“轮流坐庄”。结果呢？被打压不说，之后，言论反而比以前更不自由了。89年的六四，学生们又再次提出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各种诉求。结果呢？被镇压不说，之后的言论也更不自由了。后来刘晓波等又提出了《零八宪章》，结果又被镇压不说，08年之后的言论也比以前更不自由了。总之，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你越想直接得到什么东西，往往你越是得不到。你越想让人家给你言论自由，人家越不给你。因此，我认为，你若先搞另外一个什么东西，先搞另一个看上去与言论自由完全无关的东西，则你可能会最终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得到你梦寐以求的言论自由和民主转型。   

那么，我们应该先搞一种什么样的另外的东西、以最终实现言论自由呢？且听我慢慢道来。

我们依然从言论自由出发，展开讨论。假如我们真想争取言论自由，那么显然，合理的途径就应该是缓慢的、循序渐进的。怎么循序渐进呢？具体来说，就是应该先给中国的各级领导干部们争取一定的、有限的言论自由，然后才能进一步给广大的知识分子们、广大的一般民众争取一定的、有限的言论自由。最终，经过一定的过渡期，才能最终实现全社会普遍的、很少限制的言论自由。这就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循序渐进的常识。

那么，什么是“一定的、有限的言论自由”呢？

更详细一点、更具体一点来说，“一定的、有限的言论自由”，我指的就是“不说假话”的自由、或“保持沉默”的自由。即，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先给各级领导干部们以“不说假话”的自由、“保持沉默”的自由，然后才能更进一步让他们拥有“说真话”的自由，也就是拥有初步的言论自由。

那么，如何才能让各级领导干部们拥有不说假话的自由呢？如何才能让他们，至少当某个中央决策出现失误、导致严重社会问题的时候，这些各级领导干部们能敢于向上反映、敢于不说假话而说真话呢？

我们都知道，在中国的社会现实中，在中国的各级官场中，最吊诡的就是，上面，尤其是最高层，总是要求下面说真话，让下面如实汇报情况（没有人愿意被欺骗）；如果发现谁说假话、欺骗上面的话，还会严惩不贷。可结果呢？依然是假话盛行，依然是瞒骗盛行。几千年来，一直如此，俨然一个真真正正的中国特色啊。我记得过去读毛选五卷的时候，里面有一篇文章，题目是《党内通信：关于说真话问题》（1959年4月29日）。里面写道：“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看见没有，这可是最高指示呀，怎么没有人听呢？

下面，我就来分析一下原因，大家看看有没有道理。

中国的基层干部、中层干部、以至高层干部，他们的产生方式都是自上而下的层层任命制。他们每个人的或升或降的命运，都掌握在自己的顶头上司手中。于是自然而然，报喜不报忧的现象就会发生。下面只揣摩、只敢说上面喜欢听的话，不敢说上面不喜欢听的话。更不敢批评上面的错误决策，也不敢不执行上面的错误决策，生怕触怒上面，自己被撤职。即使你毛泽东来到基层，基层干部也不敢说实话。因为你毛泽东总会走的，你一走，我的顶头上司就会收拾我。至少也会给我小鞋穿，让大家都不再理我，用软暴力把我逼走。

但，如果我们的各级干部不是自上而下的任命制，而是自下而上的层层选举制，就像许多民主人士所主张的那样，那又会如何？那样也不行啊。因为那样的话，假话虽然没有了，但层层干部都会争相讨好自己的下级，走向另一个极端，谁还会执行上级的即使正确的指示？整个国家不就散了架了？

难道这个问题就无解吗？当然有解，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呀。解决的办法也不难，甚至可以说出奇的简单。那就是：我们既不能实行自上而下的层层任命制，也不能实行自下而上的层层选举制，而应该实行一种由上、下双方来共同任免干部的体制。例如，某个市委一把手的任免，由上面的省领导和下面的各个县的领导们来共同决定。由此一来，各级干部层层向上说假话的现象自然就会逐步消失，不说假话的、初级的、领导干部们的言论自由就会落地、就会真正实现。那么，真正的、全面的、普及到知识分子、普及到全社会的、一般性的言论自由，也就为期不远了。

总之一句话，我的观点是，言论自由应该缓行，而各级领导干部的上、下双向任免制应该先行。看似一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但其实，由此，才能真正实现我们所期待了100多年的言论自由，并进而最终实现中国的现代民主转型。不知道刘晓波的在天之灵，会不会同意我的看法？不知道胡平先生、以及海外的各位民运人士，会不会同意我的看法？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