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谋划下的诈骗集团

张致君

看了人口失踪与东南亚诈骗集团相关的新闻，又看国际调查报告得知集团用非法拘禁、暴力逼迫、器官摘取等方式控制人质。而受害者多是来自中国，我曾数次在中国与诱拐擦肩而过，现在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近日来，又频繁看到中国公民被诱骗、甚至绑架至东南亚从事电信诈骗的事件，就想写一篇文章谈谈自己对这件事的浅显看法。

从柬埔寨西港的“血汗园区”，到缅甸妙瓦底、老挝金三角特区的诈骗园区，成千上万中国人沦为人口贩卖和诈骗集团的奴工。从诈骗集团内部流传出来的视频来看，受害者遭遇暴力威胁、器官贩卖、强迫诈骗、甚至被“杀猪盘”转型为“卖命盘”，而最震惊的是，中国政府对此现象的冷漠，甚至有迹象表明，中共本身可能是这条黑色产业链背后的推动者、受益者乃至操控者。

这条跨国黑色利益链的运作模式，是否真的有中共势力的参与其中，而这面对中国公民的遭遇，中共在此事的处理方式其背后展现的极权体制性腐败和专制制度的黑暗，足够令所有人胆寒。

被电诈绑架的中国青年原本是找工作或寻求出路的青年。他们通过“高薪招聘”“境外客服”之类广告，被诱骗到柬埔寨、缅甸、老挝等地，一到现场就被没收护照、暴力胁迫，强迫从事网络诈骗工作。不顺从或试图逃跑，就会遭受酷刑、转卖甚至活摘器官。

《南华早报》《纽约时报》等媒体曾披露，诈骗集团每月收缴数千人，被视为“牲口”一样关在铁笼内，被强迫致电、写剧本、伪装成“美女”，向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地民众行骗。而受害者家属向中国驻外使馆求助，得到的往往是冷漠敷衍的答复，无法干预。

更有甚者，部分中国地方政府甚至配合诈骗园区控制人口流动，拒绝为受害者开具护照遗失证明，从而使受害者无法回国。这一切，不禁让人质疑：中国政府是真无能，还是根本不想救人。

电诈集团看似是民间犯罪组织，实际上有着精密的金字塔式管理体系，其上层不仅包括中国籍“老板”、港澳台中介，还有大量军阀、政客、地方权贵和警察的参与。在缅甸妙瓦底地区，多数诈骗园区由原克钦、果敢等地武装力量提供保护。而这些武装组织虽然名义上与中共对立，但实际上与中国黑社会有长期合作。电诈园区里的大量技术人员、剧本策划、洗钱网络，都与中国内地有直接联系。诈骗使用的银行卡、虚拟币通道、APP服务器，几乎全部依赖中国大陆的支持体系。

据菲律宾、柬埔寨、泰国警方多次通报，不少“诈骗头子”本身就是中国籍，有犯罪记录却长期未被追逃。一旦被捕，他们会拿出中国身份证或与中国驻外使馆取得联系，很快被“遣返”回中国，却在国内销声匿迹，继续操控地下犯罪。中国当局对此并非不知情，而是默许、配合甚至保护。

据公开媒体调查估计，电信诈骗每年从中国民众手中骗取的资金数以千亿计。这些钱通过地下钱庄、加密货币等形式最终回流中国，进入房地产、娱乐、赌博、网络安全等行业，一部分直接支持地方政府的税收与就业。一些地方公安机关在打击诈骗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为诈骗团伙办理合法身份、协助掩盖行踪。地方政府的利益与之绑定，不仅容忍，还依赖其输血。

恰恰犯罪一直猖獗是因为中国政府在处理公共安全问题时，始终以“维稳”为第一优先级。对当局来说，境外电诈虽扰乱民生，却不像异见分子、访民、维权律师那样具有政治威胁。与其投入资源去解救被困青年，中共更愿意用于监控网民、打击网络“谣言”、封锁海外消息、审查社交媒体，更可以打着“保护民众财产安全”的幌子安装“反诈”软件，变本加厉的侦察言论。

此外大量被骗出境者本身具有低学历、低收入背景，不具备强烈的话语权和社会影响力，他们的苦难不容易引发体制内的压力。他们被当成“可以牺牲的边缘群体”，更甚至在经济低迷的中国社会下，输出低价值人群是中共稳定社会的另一种手段。

诈骗集团的产生，对中共政权的稳定万利无一害。

记者对这这一黑色利益链调查后显示，诈骗集团的“老板”有的本身就是前公安、武警、边检人员，还有一些是退役军人或地方政法委背景。他们在中国出境、资金操作等环节均畅通无阻，显示出不寻常的“系统内保护”。

中共对外强调“积极配合打击跨国犯罪”，但实地行动往往滞后甚至反向操作。一些被解救的受害者反映，他们在外国警方协助下逃出园区，却因中国使馆“不出面”而滞留数月不能回国。这种消极态度，不仅没有保护公民，反而像是在有意压制事态曝光。中共宣传部门始终试图将责任归咎于“东南亚落后国家管理混乱”“自己贪小便宜受骗”等，刻意淡化背后中国势力的牵涉，混淆视听。反之中共政府对电诈受害者的报道进行严密审查，封禁自媒体账号，打压“缅北电诈求救”类话题。微博、知乎、抖音等平台纷纷限制相关内容的传播，删除爆料视频，打压家属的发声渠道。

如果中国政府真如其所宣称“打击电诈零容忍”，为何要封锁舆论？这种表现也确实更像是掩盖共谋，而非反制犯罪。

电诈与中共体制的关系，是一条非法经济链，也是极权主义的衍生症状。它揭示出一个残酷现实：在一个没有法治、没有新闻自由、没有政治透明的国家，国家机器本身可能沦为犯罪利益的工具。

电诈集团依赖中共体制提供的人员、资金、出入境、执法“协作”，也依赖中共操控下的媒体、平台压制真相。而中共则从中获取政治稳定（通过外部转移社会矛盾）和经济回报（通过黑钱洗入金融系统）。

这是一种“半合法黑金帝国”逻辑，犯罪存在，但被权力规范、驯化、服务于体制本身。

对中国普通民众来说，这是一场几乎无法逃脱的噩梦。你不小心点开一条诈骗短信，或被骗出境找工作，一旦陷入其中，将无人搭救。中共政府不会救你，媒体不能发声，平台会封你口，警察也是帮凶。

从制度角度看，只有彻底的政治改革、媒体开放与法治建设，才能终结这场由体制造成的集体犯罪。国际社会也应加大对中国政府在电诈问题上的问责力度，支持曝光与调查，保护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发声权。

当中国人民被当成可以随意交易、牺牲的筹码。这不是简单的犯罪问题，而是一场道德崩溃、体制腐烂的集中体现。人权，需要追问。

中国人岂能继续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