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封的“北京暴雨”：中共究竟在害怕什么？

田茂

7月下旬，北京遭遇特大暴雨，截至7月29日，已有30人确认遇难，更多伤亡数据则处于信息封锁之中。这本应是一场公共灾难，所有公民有知情权、表达权与监督权的时刻，却再次沦为中共舆论管控的试验场：灾情相关词汇被列入敏感词，社交媒体清洗发帖，抖音用户上传暴雨视频即遭封号，普通民众的求助声在统一的官方口径中悄然消失。真相未明，言论先亡。这一切熟悉得近乎麻木，令人不禁要问：中共如此高度戒备，究竟在怕什么？

答案并不复杂。它首先惧怕的，是真相的失控。
极权政权从来不是靠真理统治，而是靠对真相的垄断维持统治合法性的幻觉。从1989年的天安门，到2008年的汶川地震，再到2020年初的武汉疫情，每一次重大危机都是一个舆论战场。谁掌握叙述权，谁就掌握民心。在此次北京暴雨中，民间传出“失联超过三百人”的说法，随即遭到官方辟谣和全网封杀。但问题是，封锁信息从未抹去现实——它只能暂时遮蔽痛苦，却无法阻止社会信任的流失。

中共深知，真相一旦脱离控制，就可能引爆民众的质疑与觉醒。它所维系的“稳定”其实是一种信息构建的幻象，一旦裂缝出现，真相将如潮水般冲垮这片虚假的宁静。

中共更怕的是民间的组织能力与情感共鸣。
信息自由不仅是民主的起点，也是集体行动的基础。从东欧剧变到阿拉伯之春，历史无数次证明：一个能够互相倾听、互相信任的民间社会，是专制统治最致命的威胁。在中国，这样的可能性被防火墙、人脸识别、舆情算法等手段层层压制。中共对“传播”极度敏感，不是因为那段视频本身有多可怕，而是它明白，一旦形成共识，哪怕只是一个“失联者名单”的共享，都可能成为社会动员的契机。哪怕是一条普通的抖音视频，都可能点燃沉默者之间的连结。

它还惧怕思想的多元化与政治觉醒。
一个社会越发达，信息越丰富，个体的判断力与参与意识就越强。这本是文明社会进步的自然趋势。但在中共眼中，多元思想等同于“不稳定因素”。因为它始终需要一个统一的叙事：从“党的英明”到“民族伟大复兴”，从“制度优越”到“中国奇迹”，一切都必须由它来定调。而任何不同声音——无论是知识分子的质疑，还是网民的牢骚，都会被视为“敌对势力”“负能量”。

言论控制的本质，是为了维持意识形态霸权，是为了把所有人的思想，纳入一个由上而下的话语框架中。对中共来说，只能有一种声音，只能有一个真理。

最根本的是，中共害怕它自己构建的体系本身。
极权政治最脆弱之处，在于它不能容忍自我纠错。一旦放开言论自由，问题就浮出水面，人民就会提出要求，权力就必须回应。而这个回应的过程，往往会指向对制度本身的反思。对中共来说，这种反思不是改革的机会，而是生死存亡的威胁。正因如此，它才竭尽所能压制不同声音，不惜为保“面子工程”牺牲现实生命，不惜让一场暴雨的伤亡成为政治禁区。

它知道，一旦人民开始追问——谁应该负责？为何信息被掩盖？为何预警系统形同虚设？为何求助无人回应？——那它赖以维系的“执政为民”神话就将破产。而它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给出答案。

中共的这种恐惧，是不合理的，却又真实存在。
它以“稳定”为名掩盖失败，以“正能量”为名遮蔽痛苦，以“国家利益”为名践踏个体尊严。然而历史一再告诉我们：真正造成动荡的，从来不是人民的表达，而是权力对表达的压制；真正让社会崩塌的，不是批评者的存在，而是不容批评的体制本身。

在这场北京暴雨之后，中共依旧熟练地封锁视频、封禁账号、清洗平台，却无法掩盖一个事实：它依然在惧怕声音。而它最该害怕的，其实不是一段视频，不是一句质疑，而是一个逐渐清醒的人民。

北京之春纽约记者站田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