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体制下的就业危机：中国就业环境的沉沦

景辉晨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一度创造出无数就业机会，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从国企到互联网巨头。然而，进入2020年代，尤其是在疫情之后，中国就业形势急转直下。青年失业率节节攀升，以至于国家统计局在2023年罕见地“暂停发布”该数据；大学毕业生陷入“学历贬值”和“就业难”的双重困局；而小微企业不断倒闭，民营经济信心涣散。

在表象背后，是中共极权体制对资本、言论、产业链乃至个人选择的全面压制和控制。在所谓“高质量发展”口号的掩盖下，就业问题不只是经济周期的自然现象，而是深层次政治体制问题的直接反映。极权体制下，中共将中国社会推入就业危机的深渊。

近年来，“35岁焦虑”、“考公热潮”、“躺平主义”成为年轻人的时代标签。据官方数据，2024年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突破1179万，是历史新高。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体制内岗位（如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却变得愈发稀缺和内卷，录取比例甚至高达“千里挑一”。

而高学历在现实就业环境中面临的是价值贬值。极权体制本质上排斥真正自由的知识分子，容不得独立思考和多元声音。在教育体系长期“应试化”与“政治化”的塑造下，即使年轻人拥有硕士、博士学位，实际技能却与市场脱节，无法适应灵活多变的现代经济体系。

而体制的权力资源配置倾向体制内职业，严重压缩了社会创新空间，使得更多年轻人不得不挤破头去“端铁饭碗”，而非创业、科研、技术创新等领域发展。这种“路径依赖”反过来进一步恶化就业生态。

一个正常社会中，高等教育应为个体赋权，拓宽人生选择。但在中国，极权体制将高等教育变为一种“思想驯化工程”，毕业后多数人不是追求兴趣和能力的匹配，而是被动适应政治和体制规则。这种对“选择权”的系统性压制，使得个体与市场失配，直接加剧了失业。

包括中共对民营经济的打压，资本被驯服，导致就业遭牺牲。中共在口头上始终强调“民营经济的重要性”，但实际政策却处处设限，甚至进行直接打压。从阿里、蚂蚁金服、滴滴的整改，到教培行业“一夜清零”，这一系列操作导致数百万相关就业岗位瞬间蒸发。

近年来，中共大力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实际目的是将民企收编纳入国有体系。例如，多个科技巨头被国资平台收购股份，背后是中共对“数据权”“平台控制权”的争夺。这种政治化资本操作使得原本充满活力的民营企业逐渐失去创新动力，转而进行“政治投机”式生存。

企业失去活力，就业自然受创。民营企业是中国就业的最大提供者，占总就业比例超过80%。当权力将其纳入政治体系加以管控，企业活不下去，就业必然大面积萎缩。

中共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却还以“稳定”之名进行“就业收缩”。中共所谓的“稳定”本质是“对信息、权力、资本的绝对掌控”，而非市场秩序的正常运转。在这种模式下，许多行业因政策不确定性而无法扩张，甚至停止招聘。平台企业、初创公司、外资公司纷纷观望或撤退，就业岗位大量消失。

政治优先于经济，极权压垮市场信心。从2020年到2022年底，中国实施严苛“动态清零政策”。无数商户、小企业、个体户在封城和限制中倒闭，劳动者被迫失业。虽然政策已松动，但遗留的破坏仍在延续：消费需求不足、创业信心崩塌、资金流动性危机严重。这是极权体制将政治安全置于人道与经济之上的典型体现。

在极权体制下，中共采取政治化的用工结构，就业结构也被扭曲。政府更倾向于在公安、宣传、监控、网信、维稳等领域扩招，哪怕这些岗位并不创造实际财富。这种“表面就业”掩盖了真实的劳动力浪费和社会不公，同时使青年被纳入政权工具，进一步消耗国家未来发展潜力。

就业并非孤立的经济现象，而是人才、资本、制度之间良性互动的产物。中共近年扼杀言论自由与创新精神愈加严重，直接性就业禁锢了系统性枷锁，限制新闻自由，阻止企业获取真实市场信息；打压思想自由，大学生不能在校园自由讨论社会问题；审查社交平台，限制信息传播与人才连接；恐吓创业者，以“依法整顿”之名驱赶资本创新。

当一个国家不能允许自由表达、自由试错、自由合作，其劳动力市场就不可能繁荣，就业只能陷入官僚管控、垄断经济和“人情岗位”的泥潭。

更甚至中共采取的 “鼓励就业”政策是虚伪与充满表演性的。中共近年来出台无数“就业扶持政策”：扩招研究生、增加公考岗位、基层服务计划、企业补贴、灵活就业平台等等。但这些政策大多治标不治本，甚至是转移矛盾的权宜之计：扩招研究生延缓失业压力，却制造更多未来学历泡沫；所谓“灵活就业”多是“送外卖、直播、刷单”式的非正式劳动，毫无保障；对企业补贴门槛高、审批繁、落地难，无法真正支持中小企业稳定就业。

这些政策在极权体制下更像是一种“表演性治理”——让社会看到“党在努力”，却掩盖了体制自身就是造成就业危机的根源。

中国就业危机表面看是经济、人口、技术等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实则是中共极权体制长期压抑自由市场、控制个人命运、打击民间活力的必然产物。

一个不容质疑的政权，无法容纳真正自由的就业结构；一个政治挂帅的体制，不可能为年轻人提供广阔的发展路径。要真正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必须进行深层次的政治改革：释放市场活力，保障言论自由，尊重人权尊严。

否则，“失业”将不仅是经济指标的变动，而是整个社会活力与未来的逐渐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