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分享艰难”吗? 近几年来,国内文学界出现了一类反映改革下的中国的社会问题的小说,有 论者将之称为“分享艰难的文学”。 正象“伤痕文学”得名于小说《伤痕》一样,“分享艰难文学”得名于一部 小说《分享艰难》(刊于《上海文学》1996年1月号,作者刘醒龙)。这类小说的故事 发生背景,或是尚属贫困的乡镇,或是濒临破产的国营企业。主要人物有三种,一 是共产党干部(乡镇领导、厂长),一是“一部份先富起来的人”,一是在改革中利 益受到损害的普通群众。作品多多少少描写到一些群众的生活窘况,描写到一些大 款大腕的权钱挂钩、道德败坏、违法乱纪,也描写到官场的腐败和倾轧,有时还借 个别受损害的群众之口蹦出两句直接骂共产党的话来。因此被不少评论家称作“新 现实主义”。 何谓“分享艰难”?看来是指让遭受损害的群众和共产党干部分享艰难。改革 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大家好,但在其过程中,免不了会让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这就 要求老百姓多多体谅。再说,领导也有领导的难处,当领导的也是人,他们也要追 求他们的利益,只要还能想着点老百姓也就不错了。至于那些大款大腕,虽然他们 财路不正,为富不仁,品行恶劣,但是要致富还离不开他们,只要领导能够巧施权 术或者是制造点戏剧性的感人场面使其良心发现几分钟,让他们好歹也掏点钱出来 偶尔地济济贫,大家也就该对他们多多包涵,连作奸犯科之事也就只好眼睁眼闭了 。 “分享艰难文学”意在说明,在我们的社会中,虽然不同的人们有着不同的 价值观和不同的切身利益,因而有着各种各样的矛盾与冲突,但是大家毕竟生活在 一处,要有同舟共命之感,彼此间要多包容,多协调,多沟通。这些作品大都很强 调良知,强调人情,强调道德感化。其中有些煽情的段落,使我不禁回想起六十年 代的一部电影《北国江南》。该片被当局定为大毒草,罪状之一是鼓吹“资产阶级 人情味”。我是打了预防针去看电影的,所以倒不容易“中毒”,不过我清楚地记 得,当看到片中最富人情味的那一段时,我心里却隐隐地冒出几丝莫名的反感。事 后分析起来,那多半是反感于它的夸张做作,倒不是反对它宣扬的理念(我那时绝无 此等觉悟)。如今读“分享艰难文学”,这种反感更强烈也更明确。“分享艰难文学 ”之招人反感,不仅在于它的媚俗煽情,更在于它意图传达的理念。没有法治下的 平等权利,没有对权力的分享,凭什么要我们老百姓去和专制者“分享艰难”? 我当然知道,为富者未必皆不仁。我也承认,在朝者未必无清官。“分享艰 难文学”的作者都很聪明,他们写的是基层而不是高层。在中共既成体制下,中低 层官员要想打出一片不同的新天地根本是办不到的,如果他不去反对体制本身的话 。再有,小说占一个便宜,它允许读者见仁见智。例如《分享艰难》这个标题,到 底是伪善的说教,还是暗示的嘲讽?实在大可怀疑。有部“分享艰难”类的作品,写 到一位领导者讲授其为官之道。他说:“做政府的法人代表,特别要注意别在群众闹 事时让步,要让也得等将来,这样就不会使他们养成遇事就闹的习惯。”这话要正 着读,自然令人愤慨,但若是把它读作对当政者权术与心态的揭露,那不是也满有 意味的吗? 《分享艰难文学》的出现至少是一个信号,它表明经济改革的蜜月期早已结 束。如今中国的经济改革显然遭遇到了重大的困难,普通群众的不满情绪显然有所 增长。有人说,在这时更需要加强专制,更不能开放自由民主。可是我们都还记得 ,前些年经济形势看上去还好的时候,当局说那全靠专制之功,没有专制的铁腕, 就没有经济的繁荣与发展。这就怪了:经济形势好,你说那证明专制的必要;经济形 势出了问题,你说没有专制更不行。真是横也有理,竖也有理,总是有理。 在这篇短文中,我不打算对上述为专制辩护的观点再作批判。本期杂志刊发 了一组有关改革之下工农权益的文章,有兴趣者不妨也找几篇“分享艰难”类的小 说看看,此外,杂志过去曾发表过不少讨论有关问题的理论文章,相信读者们可以 从中引出有益的思考和得出自己的结论。□ ——《北京之春》1998年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