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共向外资开放文化市场计划

      
      据报道，中共当局正在与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由江泽民决定作出有条件让步
，计划在未来数年内逐步向外资开放文化市场，预计三年后开放出版及期刊市场，
五年后开放报业，八年后开放电子媒体。
      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我们重视的信息。另外又有小道消息说，中共也打算在未
来几年内允许公民自行经营出版业。应该看到，中共提出此类计划，并不等于它已
经作出实行出版自由的承诺。不过，若和以前由政府垄断出版业的情况相比，这仍
是一个有限的进步。
      我们知道，出版制度历来有两种，一曰预防制，一曰追惩制。预防制是指对
出版物在其出版之前进行干预和限制。预防制有四种形式。(1)检查制：在检查制下
，虽然允许公民自行经营出版业，但出版物必须经国家书报检察机关审查通过后才
得出版。(2)特许制和(3)保证金制：要求出版社或报刊的开办与发行必须预先得到
行政机关的批准认可，编辑人员必须经过审查许可后方许使用。如果报刊方面一定
要用国家不许可的编辑，国家则收取高额的保证金。(4)报告制：要求出版者事先报
告有关行政机关，出版后须将出版物呈送有关机关备案。关于追惩制，其意义有二
：一、政府对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和发行事先不加干涉和限制；二、出版物如有违
法行为则由法庭依据法律实行事后惩罚。不难看出，任何一种形式的预防制都是对
出版自由的否定。唯有追惩制才可能保障出版自由，但还需有两个其他的条件：其
一是有关法律中不得有思想罪或意见罪，其二是对违法出版物的事后惩罚的机关只
能是独立审判的陪审法院。否则，追惩制下依然无所谓出版自由。例如文化革命时
流行的大字报，有人称为变相的出版自由，其实充其量只能算是追惩制。在当时，
法律明文规定有思想罪意见罪(所谓《公安六条》即为突出一例)，司法机关毫无独
立性可言，所以根本谈不上出版自由。以上分析表明，即便在未来数年内，中共兑
现了它的对外资开放文化市场的计划，兑现了它的允许公民自行经营出版业的计划
，那固然较此前不失为一个重要的进步，但很可能和真正的出版自由仍有相当的距
离。
      众所周知，共产极权制度是古今中外最为彻底最为极端的专制制度。它对出
版自由的压制也达到了历史上的顶峰。如果我们把传统专制下的书报检查制度比作
屠婴，那么，极权制度下的书报检查制度则有如避孕。长期以来，无数志士仁人为
了争取出版自由而进行了可歌可泣的英勇奋斗。民主墙时期的民间刊物就是一次争
取出版自由的伟大尝试。当时，中共内部也有一批自由派人士积极努力，试图给民
间刊物以合法地位。他们提出了制定出版法的要求，但遭到强硬派的坚决否定。陈
云说：“不要搞什么出版法。过去我们同国民党斗，就是利用了国民党政府那个出
版法去登记，钻出版法的空子，进行合法斗争；现在我们不能让人家来钻我们的空
子，变非法为合法，利用合法斗争形式同我们斗。要让他们登记无门，一律取缔。
”民主墙运动虽然未能实现出版自由的目标，但人们并没有放弃信念，放弃奋斗。
在八零年的大学生竞选运动中，许多学生都提出了出版自由的诉求，有人还拟定了
出版法草案。在八九民运中，出版自由更是千千万万参与者的共同呼声。此外我们
也应看到，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国内的出版状况也发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一些
准同人刊物式的出版物已经悄悄出现，还有人则以买书号的方式出版了一些未经官
方事先审查的东西。进入九十年代，上述状况又有了持续的发展。尤其是在思想观
念上，越来越多的人理解和接受了出版自由的原则。这对于出版自由的未来前景具
有决定性的意义。如今，中共提出了逐步对外资开放文化市场的计划(或许还有开放
民营出版业的计划)，未来是否实行尚有待观察，但是，单单是中共作出此等表示，
那本身就已经表明一种趋势，一种为专制者难以抵挡的趋势。有鉴于此，我们更应
该坚定我们的信念，坚定信心，继续坚持理性的、韧性的奋斗。有些朋友只习惯于
在高潮的形势下看到自由化的伟大胜利，他们很少注意到，就在所谓低潮的形势下
，自由也在顽强地向前挺进。□
      ——《北京之春》1998年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