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折的道路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十年简史》第六部分 原载《北京之春》一九九三年七月号 陈力 芦苇 首批大陆留学生访台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在台海两岸,发生了一件令人兴奋鼓舞的大事,中国大陆和 台湾相互隔绝了四十年,终于掀开了民间交流的新篇章,这就是首批大陆留学生组 团到台湾参观访问。这批大陆留学生的人选名单为:钱颖一(哈佛大学经济系博士候 选人)、裴敏欣(哈佛大学政治系博士候选人)、吴牟人(纽约市立大学语言分析哲学 系博士候选人)、徐邦泰(加州柏克莱大学东亚系研究生)、许成钢(哈佛大学经济系 博士候选人)。 中国大陆留学生访台的要求,最早是由哈佛大学就读的钱颖一在接受《联合报》 访问时提出,不久后,国民党海工会主任郑心元即表示,中华民国政府正在考虑邀 请留学生赴台参观。八八年六月,由推动此行最为出力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 盟”的主任委员马树礼出面,邀集赵少康、李胜峰等六位立委、教授访美,与美国 各地大陆留学生座谈,进一步直接地促成了他们访台的意愿。 访台时间从十二月二十日开始,至十二月二十九日结束,为期十天,由台湾民间 团体“团结自强协会”安排行程,其中包括团体及个人参观访问项目。访台的经费 ,初定由大陆留学生自行负担。但后来,由于有相当多的基金会及民间团体主动表 示支持,他们亦接受了这些经济上的赞助。 对于大陆留学生访台一事,美国政府乐观其成,表示在返美的签证问题上,不会 有所为难。 首批大陆留学生组团赴台参观访问一事,同时也得到了中国大陆政府的认可。中 国大陆驻纽约领事馆主管留学生事务的参赞何龙表示,赞成大陆留学生去台湾访问 ,留学生访台与海峡两岸的政策都不抵触,两岸民间交往是好事,对彼此都有益。 这些留学生访台回大陆后,他们不会因为这件事而受到任何影响。 在大陆,中新社和《人民日报》也相继登了简短的消息,中新社还公布了五位留 学生的名单。 在美国的各大华文报纸,如《世界日报》、《中报》、《华侨日报》等,都对首 批大陆留学生赴台一事作了肯定和赞同的评价。 访台大陆留学生之一徐邦泰,后来担任了民联联伟会主任。他一九七七年考入上 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在校读书期间,筹组了学生组织“四五新闻学会”,并被选为 会长,他在复旦大学的《大学生》杂志上,发表了“社会主义报刊民主与新闻法” 及“制定新闻法并非空想”等文章,鼓吹新闻自由。一九七九年,徐邦泰利用《大 学生》杂志,向学生发出了五百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三分之二的复旦大学的学 生不信仰共产主义,过半数以上的人认为特权是中国大陆最大的社会问题。这项行 动,也是在大陆进行的具有真实内涵的首次民意测验,故引起官方的震怒,使其调 查结果未能发表。八零年初,从未搞过直接选举的共产党,决定在区、县试行民主 选举。复旦新闻系的同学,认为这是推动政治民主化的难能可贵的好时机,于是推 选徐邦泰竞选上海宝山县人民代表。其实,徐邦泰已是一名共产党员,在中国大陆 的社会条件下,共产党员是要服从共产党的安排的。此次他以民选身分参加竞选, 自然会引起党组织的不快。一九八零年五月,他当上了上海市宝山县人民代表,这 也是中国大陆第一个民选代表。其后,中共官方又否定了八零年民选活动,认为参 选的都是一些“不乖”的人,徐邦泰自此惹上了麻烦。校方党委成立了专案小组, 审查他的“问题”。他被定为自由化份子,并开除党籍。大学毕业后,他四处奔波 求职,但一看到档案,便没人敢要。最后是由一家手表厂“收留”了他。徐邦泰在 无法施展抱负的情况下,开始申请到美国念书。一九八五年,他终于得到了批准, 在太平洋彼岸开始了新的生活。 另一位具有民联身分的访台大陆留学生吴牟人,和徐邦泰曲折多难的经历相比, 要显得顺利得多了。虽然他在中国大陆多次政治运动中,都较少波及,但他对共产 党的感触,却甚于许多受过伤害的人。少年的吴牟人就极关心政治,当亲友长辈谈 论政治问题时,他总是静坐一旁,仔细倾听。对光怪驳离的社会现象,他都要问个 “为什么”,加以深刻地思考和分析。他有写日记的习惯,日记里记下了他很多严 肃的思考和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愤怒。在他二十一岁的时候就考入了上海复旦大学 哲学研究所,是最年轻的研究生。其后来美国,并毅然加入了中国民联。他认为, 中国大陆的问题是政治问题,不是经济问题。大陆进行的轰轰烈烈的改革,始终控 制在共产党体制框架内,故对中国大陆起不了什么大作用。他说:“有些人不愿意 提政治改革,藉口是怕引起社会的不安,其实专制政权的存在才是大陆最不安定的 因素!” 这五位大陆留学生于十二月二十日抵达台湾中正机场,他们的访问,给两岸隔绝 的台湾社会带来无比的兴奋和激荡。《中国时报》在十二月二十日的社论中说:“ 两岸分隔是历史的悲剧。就老一代而言,无论省籍,不分彼此,对于过去两岸的骨 肉分离、思乡情苦,莫不感到极大的悲哀……然而,就两岸新一代而言,彼此间多 了一份陌生之感,少了一份相思之情,加以两岸政、经、社会体制不同,新一代对 政治的认知,对社会的体验,对经济的观察,也都有所不同。是以今天大陆新一代 的留学生打前锋,首先来台访问参观,从两岸新一代交流的观点来看,其意义格外 重大。” 他们刚一踏出机门,就感受到台湾人民火一样的热情,许许多多的记者包围着他 们,镁光灯闪烁不停。当晚,“团结自强协会”设晚宴招待他们,出席招待会的有 该会理事长陈宝川、红十字会会长徐亨、中国人权协会理事长杭立武、台北市议员 郁慕明,气氛十分融洽,宾主尽欢。 自二十一日起,五位留学生就开始了他们紧张的参观、访问和实地考查的活动, 他们首先参观了台大、政大等大专院校。台湾报纸这样描述了参观的盛况:“五位 大陆留学生乘座的专车一到台大行政大楼,负责接待的台大研究生协会立即依计划 ,‘两个干部护一人’,与大群摄影机和记者展开了‘保卫战’。专门抵达学生活 动中心后,整栋二层楼挤满了要看‘大陆人’的台大学生。”二十三日,他们访问 了秀朗小学,受到了小学生的热烈欢迎,当天的新闻又这样写到:“……参观教室 时,裴敏欣一时兴起,上台作了五分钟的‘代理老师’,教导学生简体字与繁体字 的差别,小朋友兴趣盎然。而钱颖一在课堂上也问小朋友:‘一匹马掉进十一尺的 坑里,它每次可跳高二尺,几次可跳出坑外?’小朋友齐声答道:‘永远也跳不出 来!’在场人士大笑,徐邦泰也竖起了大拇指说:‘台湾的小学生不是盖的!’” 另外一则新闻更加有趣,十二月二十日,五位留学生前往清大参观,“他们来到台 湾大学女学生宿舍门前,不明白为何要挂‘男宾止步’的牌子?钱颖一不解地说: ‘大陆是不挂男宾止步的,而且男生还可以随时光临,并未设防。’在好奇心地驱 使下,他要求参观女生宿舍……当然,没有事先通报。在交谊厅看电视的女生,见 五个大男生,还有六十多名记者闯进,此惊不小,慌忙警怯地问:‘你们是谁?’ 问明来意,女生们的热情自然流露,欢迎不速之客。轻扣门扉后,他们还欣赏了‘ 闺房’,对宿舍中的缤纷五彩的晾衣场,分外感兴趣,并掏出相机留影。” 五位大陆留学生此次访台急于想要看到和了解的是台湾自“解禁”以后是怎样实 行民主的,它能否达到目标?遇到了怎样的困难和阻力?会给大陆社会的前途带来 什么样的借鉴?吴牟人说:“我们五人都是独立的知识分子,我们深切地盼望能看 到真正的台湾,说出我们的良知和真正想说的话。”带着这个目的,他们参观访问 了大专院校、研究所、农村、工厂、博物馆、新闻学术机构、以至立法院、政界高 层人士和民进党人士。虽然时间短促,但可以说工、农、商、学、政,无所不包。 对于台湾的新闻自由,五位留学生都有深刻的感受。徐邦泰说:“台湾的新闻界 ,非常有活力,这和大陆截然不同。大陆的新闻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不能越雷池 半步。而台湾却不受任何束缚。台湾的记者真厉害,尤其是女记者。”吴牟人说: “来台访问这几天,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台湾新闻界的竞争与活力。在民主社会, 新闻自由与民主政治被视为理所当然、相辅相成的两个环节,而在大陆的专制体制 下,枪杆子与笔杆子却成了维护政权的两大工具。” 他们在访问了台湾的各大专院校后,通过了解学生团体的发展现况,也充分感到 了校园的民主气息。徐邦泰说:“台大给我的印象是社会活动相当活跃,我还收到 了好多学生自办的报纸和刊物,也看到了许多‘大字报’,在参加座谈会时,大家 意见不一致,甚至在客人面前争辩起来,这更令我印象深刻。” 他们在农村访问时,对台湾土地改革的模式作了较深入的调查,进而和大陆的土 地改革作了比较。他们说,大陆土地改革是耕者“种”其田,台湾则是耕者“有” 其田,一字之差,结果截然不同。裴敏欣、钱颖一对台湾进行土地改革能够和平而 不流血,深表惊讶。他们问:改革之初是否有地主的阻力?如何解决的?土地改革 馆教务的组长谢智容向他们作了详细介绍。他说:“早期台湾搞政治的人都是些有 钱的大地主,他们均以身作则地配合政府的政策。同时,台湾吸取了日本补偿地主 发放现金的办法,改采七成实物债券,搭配三四成大公司股票的方式,使地主所获 补偿不受通货膨胀影响,无形中化解了不小阻力。”五位留学生均感叹道:“这么 好的制度,为什么以前不在大陆实施?”在回顾大陆的土地改革时,徐邦泰认为: 大陆的土地改革相当失败。若说国民党当年因土地问题丢了大陆,却也因土地改革 而创造了台湾奇迹。共产党以“打土豪”、“分田地”的号召取得了政权,去也因 土地改革的失败,而产生了很多问题。 对台湾四十年来所创造的经济奇迹,五位留学生也都深为佩服。台湾经济为什么 会这么繁荣?他们一致得出的结论是:台湾自由的市场经济是创造奇迹的主要原因 。 此外,五位留学生还加深了对台湾民主政治的理解。二十三日,他们至立法院参 观,出乎意料的,他们的到来竟遭到了一些立委的“流弹袭击”,民进党某立委指 骂五位留学生来台是被执政党“当成猴戏耍”,进而引起执政党立委的不满,纷纷 上台发言,批驳民进党某立委的观点。对此,吴牟人表示:“我没有被执政党当猴 戏耍的感觉。”其他几位留学生也说民主权利人人享有,我们来到台湾,也可以有 说话的基本人权,别人如果不同意,尽可以加以批评,但不应加以指责。” 当天,他们还与立法院代院长刘阔才会面,并对若干问题交换了意见。徐邦泰说 :“看来担任民主社会的议长似乎很不轻松。”引起了刘院长的一阵苦笑。徐邦泰 说:“在大陆,‘人民代表’是公认的最轻松的工作,是一个不用动脑筋的举手机 器。在民主社会,才感到议员、议长是最难作也最难当的。” 吴牟人、徐邦泰还拜会了民进党主席黄信介,双方就台海两岸的政治问题交换了 意见。 总之,在十天的对台访问中,五位大陆留学生都深切地感到,台湾尽管在目前, 还存在着种种缺陷和不足,但在这片土地上,民主的种子已播下,并开始茁壮成长 了。他们期望的是,台湾的经验能够在大陆登岸,进而影响大陆,成为大陆政治体 制向民主演进有力的催化剂。 另外,这五位大陆留学生还参加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座谈会,在会上,他们就海峡 两岸问题、民主问题、独统问题、大陆的经济改革问题都畅述了自己的观念。他们 表示,大陆和台湾的统一应该在什么条件下进行呢?首先政治上应该民主,经济上 应该采取市场制度。而这两条,台湾都是具备的,不具备的是大陆。所以,希望台 湾在政治经济上能产生示范作用。 时间过得真快!短短十天的访问,转眼就过去了,在惜惜离别之际,吴牟人在他 的日记里写下了这么一首诗: 聚…… 只不过是生命历程中, 命定的结合, 散…… 只不过是生命历程里, 缘尽后无可奈何的分手。 只要人们相信, 聚不是开始,散也不是结束, 那么真正值得在记忆里铭刻的 该是聚也依依,散也依依。 十二月二十九日,五位大陆留学生乘机返美。 五位大陆留学生的赴台访问,自此打开了大陆和台湾在民间团体互访的大门。这 之后,又先后有不少组团的或个别的大陆留学生前往台湾访问。 对于赴台访问的大陆留学生,一位台湾作家有过一个非常恰当的比喻,她称他们 是“安静的火种”。是的,通过访问和实际的考查,使大陆留学生进一步认清了两 种社会制度的孰优孰劣,中国大陆的病根在哪里?作为一个深具忧患意识的中国人 ,我们应该怎么办?火种在思想深处安静地燃烧,总有一天,它会迸发出来,把智 慧的光芒带回他们的故乡——中国大陆。 罢王风波 但是,就在中国大陆和海外的民运事业正如火种一般迅速燃烧、蔓延之际,“中 国民联”又经历了一次大曲折——严重的内部纷争终于导致了一场“罢王(炳章)风 波”,使民联陷于危机之中。 “罢王风波”发生在八九年一月召开的“三方联席会议”(即总部、联委、监委) ,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矛盾的种子,早在很久之前就种下了。究其原因,大 约有三条: 一、长久以来,不少盟员存在着对王炳章领导作风的意见,认为他在政治运作上 缺乏民主化、透明化和公开化,特别是对他在担任主席期间的财务制度的“黑箱作 业”深为不满。 二、在人事纠纷上,出现了“倒薛”和“倒王”两方互动的斗争。在民联的核心 中,就“资格”而言,大概只有薛伟可以和王炳章相匹了,王炳章的盟员证是一号 ,薛伟是二号。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薛伟成了王炳章意欲清除的对象(连薛伟本人 也不清楚),胡平接任主席以后,王炳章多次向胡平和丁楚提出,要专门讨论薛伟“ 国民党特务”的嫌疑问题,要求对薛伟进行组织处理。但他的意见未得到胡平和丁 楚的响应。之后,林樵清又找薛伟密谈,希望薛伟不要参加“四大”,被薛伟拒绝 。最后,由副主席柯力思出面,写了一份要求处理薛伟的材料,内含很多臆造的人 身攻击的指控。薛伟终于被激怒了,他把证明自己无辜的材料向全盟散发,并在公 开场合下对王炳章、柯力思进行了反击,以至使他们之间的冲突变成了“三方联席 会议”的直接的导火线。 三、另一个原因是王炳章开了一家保险公司和专办政治庇护的DW&C公司,引起了 盟内的不满。DW&C政治庇护公司,收费未请律师;而保险公司打着民运的旗号,发 动盟员买保险,却又未按原定比例把钱交给民联。有人认为有诈财的嫌疑,要求对 这两个公司进行调查和清算,其中最积极的推动者是常委余丛,而钱达、黄奔、莫 逢杰、吴方城以及主持财务的林心声、丁楚也表示支持。 当然,在他们中间,也有人持另外一种观点,一些人要左右开弓,既反对王炳章 大搞神秘化的“专制主义”,也反对胡平不重视组织工作的“取消主义”,持此观 点的以常委呼延民为代表。 这样,一个反对王炳章的力量就组合形成了。 最矛盾的是主席胡平,他本来不想挑开矛盾,但是,盟内的纷争又那么激烈,总需 要一个正当的途径来加以解决。最后,他还是下了决心同意开会。他给会议确定的 宗旨是:提供一个正当的途径解决纷争,交换意见,化解误会,会议录音整理,发 至全盟,让盟员自去辨别是非曲直,对人和事不作结论,不作组织处理。同时,他 觉得把常委、监委从各地召到一起来不容易,因此建议除解决盟内的矛盾外,另加 两个议程:一是总结过去一年的工作,二是讨论民主运动的形势,规划未来一年的 战略策略。 会期原定在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后因王炳章有家事,延期至八九年一月 七日召开,地点在纽约《中国之春》编辑部。 会议其实对人员并没有设限,“会议通知”夹在民联的内部刊物《民运记事》里 ,发至每个联络站,唯一的要求就是由于经费紧张,凡愿意来参加会议者,自己掏 钱。在参会人员问题上,也曾发生过一些风波,一是副主席柯力思没有到会,这事 被后来一些人宣传为“阴谋”,其实并非如此。当时柯力思在法国,他在开会前三 天给丁楚打电话请假说:因为圣诞节邮件多,他十一天才收到信,现在订机票又遇 到机场工人罢工,已经来不及了。另一件事是主席胡平曾力劝杨怀安和杨漫克不要 参加会议。因为他们二人都曾被王炳章“整肃”过,胡平劝他们不要来,其实用心 良苦,是希望会议尽量少一点反王的“火力”,不要使事态扩大、矛盾升级。但胡 平却为此付出了代价。会议的第一天,既一月七日晚上,与会者聚集在丁楚家里, 主要是批评胡平,问他为什么在此时调走了柯力思?为何拿的工资比王炳章高?为 什么……?刚好在此时,杨漫克来到了丁楚家,问题又集中在一个焦点上:为什么 不准杨漫克参加会议?为何要剥夺他的权利?几门大炮,轰得胡平有苦难言。杨漫 克显然不希望再为他的事争论下去,他主动提出,为了不给胡平添麻烦,第二天将 不来开会。 第二天,会议正式开始。到会者三十余人,还有不少纽约的盟员前来旁听。会议 确实充满了火药味,其中还出现过两次骚动:一是吴方城、钱达提出修改议程,将 原来“向总部质询”的第三项议程提前为第二项,放在“讨论形势,规划战略”之 前。胡平表示反对,遂引起争论,最后付诸表决,同意了吴、钱的提案。另一次是 在会议进行中,杨漫克突然出现在会场,余丛、吴方城坚持认为他有参加会议的权 利,而胡平则希望他遵守昨天的诺言。丁楚提议表决,而杨则在表决前自动退出会 场。除此之外,整个会议基本无人违规,唯一超过十分钟发言的,是王炳章对批评 的答辩(经主席批准)。而对王炳章的批评,总的来说,不外乎三个方面:一是政治 运作中的问题;二是财务问题;三是打着民运的旗号所办的两个公司的问题。会议 正要结束之际,忽然传来为迎接杨巍出狱而派赴大陆的三位盟员汤光中、黄奔、黄 汉被中共拘留的消息,一时间,群情激愤,吴方城、余丛、唐婕等立即报名,要求 回国闯关,非向中共争到探望杨巍的权利不可。晚八时,总部又收到黄奔(此时已被 中共释放)从香港打来的电话,说,中共拘捕他们的理由是他们带了《中国之春》的 “反动刊物”和王炳章的“反动信件”入境。这回胡平生气了,因为胡平曾再三交 代,除了迎接杨巍出狱外,不可再做任何让中共抓到“把柄”的事,而现在出现的 节外生枝,显然都是王炳章背着他所作的。在胡平的质问下,王炳章只好承认了。 这无疑是火上交油,把“倒王”又推向了一个高潮。 当天晚上,与会者都散去了,只留有胡平和杨巍的妻子车少莉,在编辑部给杨巍 打电话。杨巍没有按时出狱(后经证实,他出狱的时间被中共推迟了数小时),他的 母亲回了电话,她说:“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导,你们派来的人被捕是因为他们 带有《中国之春》杂志和王炳章的亲笔信。求求你们为杨巍着想,不要再带什么慰 问信了。”胡平心情十分沉重,这次行动,他考虑过所有可能发生的后果,他认为 ,无论中共采取什么行动,民联都可以在道义上得到分。但现在,他却没有料到, 由于王炳章背着他的动作,不仅使民联道义上失分,也使杨巍和他的亲属又一次陷 入险境之中。 胡平和车少莉打完电话又来到丁楚家,不少与会者正聚在那儿,一听到情况,顿 时象炸了锅。他们打电话给监委主任薛伟。十分钟后,薛伟赶到,他一进门就愤怒 地大吼:“这件事监委要追查、要处分,拿着盟员的生命当儿戏,不能严肃处理怎 么行?”人们一致要求把王炳章叫来质问。二十分钟后,王炳章到了。一发发“炮 弹”猛烈地向王炳章轰来,但王炳章不承认拘捕汤光中等是由于携带《中国之春》 和他的信的结果,这更引起了大家的愤怒,于是程铁军、吴方城等起草了一个弹劾 建议,当场就有十五个人在上面签了字。此后,胡平和余丛又和王炳章谈了很长时 间,希望王炳章能有诸葛亮失街亭自贬三级的作风,主动辞职,这种大度的作风, 一是有助于平息盟员的不满,二是提倡一种敢于负责、敢于认错的精神。王炳章若 有所思,答应回去考虑一下,明天给大家一个答复。 第二天十二点钟,王炳章来到编辑部,大家早聚在那儿等他了,在会上,他说: “我早上起来,就向上帝祈祷了,上帝给我一个启示,我现在受到一批小人的陷害 。我有如在这里受小人的审判,还不如回国去受中共的审判。”说罢转身就走。王 炳章的发言,一时把大家都弄懵了,许多人愤怒非常,胡平、姚月谦、杨农、郭城 等人纷纷在弹劾书上签了名。林樵清、唐婕等却又十分同情王炳章,唐婕甚至嚎啕 大哭起来。 这时,胡平和林樵清一起去劝王炳章辞职,王说考虑一下,遂把自己关在一间办 公室内。过了一会,他出来了,向大家宣读了他的三点建议:一、他不再履行常委 职责;二、他不再参加民联任何活动;三、他不参加“四大”,让王炳章的名字在 社会上自动消失。丁楚、呼延民等觉得这个方案可以接受。但吴方城、余丛、郭城 、林心声却不赞成,认为既不是辞职,又不履行职责,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要为 今后翻案埋下伏线?王炳章解释说,他是不愿为此事引起更大的震动,他愿为盟内 的团结作出牺牲。这话引起了胡平的反感,他问王炳章:你一口一口顾全大局,似 乎你为民主作出多大牺牲似的。承认错误就是委屈你了吗?大家对你的处分不仅只 是为了杨巍的事,弹劾书写了,还有“一系列错误”,包括DW&C公司和保险公司。 你借这个台阶,引咎辞职,不是很主动吗?他提议,首先劝王辞职,若王不愿意, 就将接受弹劾,通过罢免程序。如果罢免通不过,说明民联缺乏起码的是非观念, 那么,他将退盟。胡平说完,王炳章未答一言,即离场而去。 鉴于当时民联一些常委、监委都未到会,遂决定把罢王案的投票延至在二十日以 内,即一月二十九日截止。 在这二十天内,“罢王”和“拥王”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每一个有权利投票的 常委、监委,都成了争夺的对象。 按照中国民联章程,罢免一名常委需经常委会和监委会过半数票赞成方能通过。 一月十四日前,监委会的多数“罢王”票已经形成,七名监委中,薛伟、万宝、杨 先智、童菁已投了赞成票,而常委也有四票赞成,即:胡平、余丛、姚月谦、呼延 民。 常委中沙林休假,联系不上,柯力思和林樵清投了反对罢免票,剩下最关键的一 票,就是张侠了。一月十五日夜,张侠向监委主任薛伟来电,通知他:她赞成罢免 ,由于人不在纽约,票随后寄来。这样,实际“罢王案”业已形成。 可是一天后,张侠又忽然改变初衷,提了另一个建议:即成立一个中性调查组, 然后再举行罢免王的投票。 她的建议被否决。因为大家觉得,在选举过程中,票是神圣的,票一旦投入票箱 ,就不能再更动。至于张侠的建议,仍有合理的因素,但只能在完成“罢王”程序 以后才能进行。 一月十九日,张侠打电话给胡平,宣布退盟,并称不要再将她的票计算在常委的 票数内。这样,常委的总票数就成了偶数,这也是造成后来更大风波的一个重要原 因。 这时,许多人又转回头来采取了对王炳章的“劝退”的办法,但遭到王炳章的坚 拒。“拥王”和“罢王”之间的缓和的路已被完全堵死。 与此同时,纽约的各家华文报纸也展开了一场笔战。最早的文章是张侠写的,她 建议成立一个中性的调查组,先调查王炳章的问题,再行罢免程序,该文登于一月 十六日的《时报周刊》,参加赴上海迎接杨巍出狱被拘留后又释放返回纽约的汤光 中,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唐婕以《中国之春》记者(并为受《中国之春》委派) 参加了会议,她将民联的内部斗争公布于世,汤光中在会上还透露了一个令人震惊 的“消息”,他说他在上海时,杨巍的亲人曾亲口对他说过,中共对待民联的策略 是“拥胡倒王”,使举座哗然。但数天后,杨巍的妻子车少莉发表声明,说她已向 杨巍的亲人核实,没有人说过“拥胡倒王”的话。 自汤光中记者会后,“拥王”和“罢王”两派把笔战拉到社会的新闻媒体上,主 要战场是纽约的《美东时报》,也有一些文章发表在《时报周刊》、香港的《争鸣 》和台湾的一些报纸、杂志上。而且愈演愈烈,甚至挟有人身攻击,一些文章和广 告直接指控某人是“中共特务”等。面对这种情况,胡平向全盟呼吁,希望双方停 止攻击,即便写文章,也要签署真名,以示负责。但没有得到“拥王”派的响应。 一月二十九日以后,“罢王”派单方面停火,以避免事态的继续扩大。 一月二十七日,双方再次展开协调行动,常委呼延民和王炳章进行会商,一月二 十八日中午,达成协议,即由王炳章作自我检讨并自请停职。方案由呼延民起草, 胡平表示接受。可是事后王又不按协议办,拒不交出检讨。一月二十九日,时限已 到,民联常委会、监委会发布罢免王炳章公告。监委会以五票赞成,一票反对,一 票弃权通过,常委以四票赞成,三票反对,一票弃权,也宣布通过。 民联监委、常委会公告公布以后,引起了盟内极大的反弹,常委沙林在过了投票 截止日期之后,来到纽约,称他反对罢免,并与林樵清、杨农、唐婕等人在《世界 日报》、《美东时报》刊登广告,声明罢免无效,他们的理由是:根据罢免法,常 委只有四票,未过半数。于是,双方又展开了一场有关章程和程序的争论。 按照民联的章程规定,监委会具有对章程的法定的解释权。一月三十日,民联监 委会发出通知,宣布罢免王炳章符合章程。理由是:根据民联总章程二十二条规定 ,在双方票数相等的表决中,主席的一票具有裁决权。总章程是母法,而罢免法是 子法,在遇到特殊情况,没有明确规定时,子法应服从母法。 两种不同的观点,造成了民联的分裂,内布拉斯加、芝加哥、香港、澳洲等支部 发表声明,宣布罢王无效,而肯塔基、洛杉矶、华盛顿、日本等支部又宣布支持罢 王的决议。 二月四日,由“罢王”引起的风波又对民联造成了进一步的震荡。这天是星期六 ,民联纽约支部原定在编辑部召开新春茶话会,并讨论三月二十九日魏京生被捕十 周年应采取的行动。纽约支部当时没有主任委员,由常委呼延民代管。当天到会的 盟员共有二十五人,会议一开始,就偏离了事先预订的议题,而转到对王炳章罢免 的争论上来,其时,呼延民要忙着去打工,把会议交给副主任委员梁云主持,但他 人刚走,林樵清就提议支部改选。在一场匆忙的选举中,李达当选为主任委员,郑 为民、唐婕当选为副主任委员、接着,郑为民宣读了事先写好的“纽约支部关于罢 免王炳章无效的声明”,得到了通过。春节前夕,“拥王”派又进一步采取行动, 利用林樵清是总部租房契约签订人的方便,占领了总部住房——包括当时在总部住 房的全部重要机密档案。二月八日,由于王炳章对罢免不服,遂向监委会上诉。他 的这一举动,得到了总部的好评,认为他的上诉,表明了他还是愿意回到规章和程 序上来解决纷争的,监委会立即成立了一个由钱达、黄奔、林心声、陈力组成的小 组,重新复查王炳章的问题以及罢王的程序是否合法。与此同时,纽约侨界一些友 好人士,如徐松林、李东渤、刘添财等,也自愿热心参与协调,以图化解民运内部 的矛盾。 二月十八、十九、二十日,调查组分别见到双方的主要成员,拟出了调查提纲, 并提出双方各让一步,就其自己的错误作自我批评,向全盟认错。对此,王炳章立 即表示同意,为了弥补伤痕,胡平还提议成立“民主战略研究小组”,胡平任组长 ,王炳章、丁楚任副组长。此时,中国大陆发生了三十三人签名的公开信,要求释 放魏京生,一个新的民运高潮已经到来。在这一派令人鼓舞的形势下,很多盟员都 希望这场纷争能尽快平息,郭城、李达等二十四名观点相异的盟友联名呼吁,停止 内战,以战斗的姿态投入中国大陆民运高潮中去,得到了一致的响应。形势似乎正 在好转。但殊不知情形并非如此,早在二月十七日,即调查组分别与双方主要成员 沟通协调之前,甫由巴黎来到纽约的副主席柯力思,便以“财务监督”的名义,私 自提走了《中国之春》的大部分存款七万五千美元,二月二十一日,又提走了剩余 的三千七百美元,并关闭了帐户。而《中国之春》的经理及总部的财务干事林心声 ,是在二十二日去银行存款,才得到此消息的。一时之间,舆论大哗。已经逐渐好 转的形势再度恶化下去。二十四日,柯力思发表声明,提出提款的三条理由:一、 总部滥用钱打内战;二、某人有卷款潜逃的嫌疑;三、总部运作已经瘫痪,将用这 一笔钱召开“四大”。柯力思将提出来的钱,存入私人帐号,同时宣布:“纽约支 部”的李达、唐兴、许一鸣为管理这笔钱的监督小组成员。一时间,总部和《中国 之春》杂志又陷入了经济危机之中,许多支部纷纷出动,紧急募捐,仅洛杉矶支部 就捐出了二千五百美元,支援总部和杂志。在此艰难的条件下,总部和编辑部的人 员又只有靠打义工维持,他们克服各种困难,使《中国之春》第七十一期照常出刊 。 紧接着,王炳章又通知电话公司,切断了《中国之春》编辑部的电话——因为电 话曾是以他的名义安装的,使民联总部和各分、支部的联络中断,总部运作近于瘫 痪。 又经过了十多天反反复复的谈判,仍无所进展,胡平终于忍无可忍地作出了罢免 柯力思副主席职务的决定,又以常委和监委的多数票,罢免了他的常委的职务,另 补丁楚、车少莉为民联常委,最后,监委又以多数票通过了开除王炳章、柯力思盟 籍的决定,同时并对柯力思转移公款一案向法院起诉。 三月九日,王炳章、柯力思以及“财务监督小组”的李达、唐兴、许一鸣分别收 到了传票。法院在此之前已下达禁止令,禁止王炳章等以“中国民联”的名义活动 ,后来经过判决,要求柯力思在限定的时间内将钱全部退还,并提前半年召开“四 大”。 而在三月六日,“拥王”派就已开始以总部名义下达召开“四大”的文件,并称 已获得二十一名委员的认同。三月三十一日,王炳章、柯力思等召开会议,四月一 日,命名此次为“中国民联紧急大会”,四月二日,改称为“中国民主党成立大会 ”,并宣布“中国民主党”正式成立。 其间,在人事纠葛上又出现了一些变化,如民联常委呼延民,称因鉴于“民联紧 急大会”的代表性,参加了该会议,数日后,他向胡平提出辞呈,自动辞去其民联 常委职务,得到了总部的同意。 “中国民主党”成立后,大部份党员都有双重身份,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召 开的民联“四大”,以六十九票对十一票的表决,通过了张卓之、余丛等人的议案 ,即将民主党与民联从组织上分开,具有组织的双重身份者,需在三个月内选择, 或者为“民主党”党员退出“民联”,或者保持“民联”盟员身份而退出“民主党 ”。 事隔两年,即在一九九一年六月一日召开的“民联五大”上,大会又通过了一个 与“四大”相反的中止盟党(民联和民主党)分家案,该提案认为:“四大”作出的 盟党分家案,是一个特殊历史情况下为结束内部纷争的产物,“罢王”曾对民联带 来过沉重的创伤。现在,时间已愈合了这一创伤,欢迎所有因“罢王风波”和“四 大”后离开民联的盟员都回到盟内,本着“联合、团结、和解”的精神,为中国的 民主事业共同奋斗。议案通过之后,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一个压在民 联头上两年多的包袱,终于得到了化解。 这之后,有不少人又重新归队,唯觉遗憾的是,如王炳章、柯力思、林樵清、沙 林、张侠等原民联的骨干成员,却由于“罢王风波”所引起的创痛,一直未再回到 盟内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