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潮中的崛起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十年简史》第十一部分 原载《北京之春》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一九九四年一月号合刊 陈力 芦苇 中国民联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 中国民联第五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九一年六月一日至六月三日在加拿大多伦多市 召开。参加此次会议的共有六十九名正式代表和五十多名列席代表。 六月初的多伦多风和日丽，景色宜人，正是旅游的好季节。但令人遗憾的是因为 签证的问题和经济的原因，有近三分之一的正式代表和许多应邀的来宾未能到会。 由于民联刚刚渡过财务危机，本次代表大会规定正式代表和来宾的路费原则上自己 解决，尽管这一规定使一些财政窘迫的代表未能与会，但另一方面，它却为海外民 运开创了一个朴素节俭的风气。北美到会的代表大部分是开车前往多伦多的，几十 个小时的风尘仆仆，充分显示了他们对民联的向心力和对民主运动的关心。在这里 ，还要特别提出的是，多伦多的华侨对于本次会给予了倾力的支持，他们积极捐款 ，以尽地主之宜，为代表的食宿提供了保障。 六月一日，中国民联第五次代表大会开幕式在多伦多市政厅圆形大厅举行，由于 会场空间巨大，百多位出席会议者显得稀稀拉拉，但是整个会议却秩序井然，人们 不断地对来宾的发言报以掌声。为欢迎此次会议在加拿大召开，不少加拿大议员以 及省长、市长都写来祝词，多伦多侨界、美加学自联以及很多民运组织也送来贺信 。民阵主席万润南、副主席吾尔开希、工自联负责人吕京花等，都以来宾身份出席 了会议。吾尔开希说，他是特为推动民联和民阵的联合而来的，他希望大家能够象 自家人一样共同商量这件事。万润南也说，希望不要错过民主运动联合的机会。吕 京花在发言中指出，民运组织要提倡说实话办实事的精神。她呼吁人们不要总把眼 光集中在明星身上，要更多地关心普通人的想法。民联的法律顾问，来自洛杉矶的 律师哈泼女士也在发言中幽默地讲道：一个美国人在加拿大的土地上谈论中国的人 权，这本身就说明人权问题是超越国境的。 当天下午，是多伦多市各界纪念“六四”两周年的集会示威，民联的五大在此召 开，更为他们的纪念活动壮大了声势。吾尔开希等“八九民运”的参与者在示威场 地发表演说，使人们更如身历其境地回到了那腥风血雨的悲壮的日子。吾尔开希说 到慷慨激昂处，因为过于激动而昏倒，把人们的愤怒的情绪推向了高潮。 晚上，多伦多市侨界为欢迎民联“五大”的召开，举行了盛大宴会。在这一公众 场合上，民联主席竞选人和他们的助选班子借机展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生动活泼 的竞选攻势。 在宴会上，最初，是有人递了一张条子，要求主席竞选人上台唱歌。此举正合了 副主席竞选人方能达之意。方能达在民联盟龄不长，根基不深，很多盟员都不太熟 悉他。但他却有一副好嗓子，遇到这种场合，足以应付自如。于是他首先登台，唱 了一首俄文歌，同时也向代表展示了他语言方面的天才，一席表演下来，果然提高 了他在代表中的“知名度”。另一位副主席竞选人伍凡不甘示弱，他按捺不住，携 太太一齐出马跳了一段迪斯科。伍凡和他的太太都是民联的老盟员，他们是在民联 支部的一次舞会上认识的，民联是他们的月老，跳舞是他们的红线，没想到这条红 线今天又在主席竞选时派上了用场。观众显然对副主席候选人的表演不感到尽兴， 他们开始对竞选的主帅叫号。主席竞选人于大海不善歌舞，眼看走投无路，突然从 助选班子里杀出一员大将“护驾”，他就是原监委主任薛伟。薛伟也登台唱了一首 俄文歌，可称和方能达匹敌。接着对方阵营里也推出了苏洋，他的一曲高歌，赢得 一片掌声。之后，于大海唱了一首《中华民族颂》，另一主席竞选人汪岷缺乏表演 细胞，急中生智，请他太太出来“代劳”。他太太的歌声引来了满堂喝彩。一场表 演比赛，轻松活跃，使主席、副主席的候选人都“亮了相”，这种别开生面的助选 方式，对民联来说，倒是第一次。 六月二日和六月三日上午，主要是总结工作和修改章程。民联第四届副主席黄奔 ，代表总部作了“民联总部工作报告”。他说，四大以后，民联的工作可分为三个 方面，十二件事件。首先，是大陆方面。海外民运必须面向大陆，这同时也是海外 民运最重要、最艰巨的任务。在这方面，民联做了四件事，即：(1)坚持通过各种方 式，把《中国之春》杂志和其它信息材料送入大陆。现在，每月送入大陆的《中国 之春》杂志有八、九百本左右，“海外通讯”(中国民联编印的不定期活页)寄送量 超过一千份。同时，民联也借助于其它国家、地区或团体的传播工具，向国内人民 传递民联的信息。(2)因地制宜地提出切实可行的活动方案与构想，内外配合，推动 大陆内部各种形式的民主运动。如动员大陆民众记变天帐，打击与分化专制统治者 及其帮凶；动员民众对政治受难者及其家属给予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关心帮助。在“ 四五”前夕、“六四”前夕和亚运会前夕，又先后提出“到天安门广场散步”、“ 白衣行动”和“到亚运会去”等活动方案。(3)打破信息封锁，不仅把外边的信息传 进去，而且还把里面的信息带出来。两年来，《中国之春》发表了大量的关于大陆 内部人权遭受严重侵犯的事实报导，发表了国内地下民运组织的宣言和地下民运刊 物的文章，发表了被捕民运人士在法庭内外的英勇抗争事迹，发表了对各界人士， 包括干部、军人、工人、农民、市民、知识份子和学生的采访记录，发表了现仍在 国内的著名民运人士和学者的重要文章。与此同时，又把这些发表的东西送回大陆 内部。(4)从前年秋天起，民联就着手从精神上、物质上给国内民运人士及其家属支 持帮助，发动大家寄贺年卡、慰问信，以及送上海外民众的捐款。第二方面，即海 外工作方面，民联也做了四件事：(1)形成了对中共的广泛的国际压力。两年来，民 联通过演讲、座谈、集会、游说、发行出版物等方式，系统地向国际社会介绍了中 国大陆的政治经济情况和民运动态，介绍了从民主墙运动到“八九民运”的大陆民 运人士遭受政治迫害的状况，发展了与国际人权组织和民主国家政府的友好关系， 特别是在苏联、东欧巨变之后，民联及时派遣人员表示支持和进行采访考察，同时 ，民联还派人参加了第一届国际论坛会议，并在东欧和苏联等地设立了自己的联络 机构。在美国，民联则积极参与和促成美国政府与国会提出或通过的一系列有关的 中国大陆议案。(2)加强了宣传工作。民联的机关刊物《中国之春》，近两年来，质 量有明显的提高，被公认是海外影响力最大的中文政论刊物之一，也是最好的民运 刊物之一。此外，澳洲地区的民联成员还自行创办了《中国之春》澳洲版，民联总 部也不定期出版了英文版《中国民主之声》及《海外通讯》等。(3)民联十分重视理 论研究。四大以来，民联在对自由民主理论的阐发、宪政原则的探讨、时局演变的 分析、对极权制度的深入批判以及对大陆民主运动的经验总结、民运的基本战略的 制定方面，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切实的进展。(4)“六四”之后，国内大批民运人士 流亡海外，为了妥善地接应和安置他们，民联做了不少力所能及的工作。这包括打 电话、回复信件、机场车站接送、临时性的食宿安排、介绍工作和介绍社会关系、 联系学校、经济资助、为要求政治庇护的人提供咨询服务等等，这类工作不仅总部 在坚持做，许多基层组织和民联成员也在坚持做。在这些大量的、平凡而琐细的活 动中，表现了民联成员的高度的热情和奉献精神。第三方面是组织建设取得了新的 进展，表现在以下四点：(1)人们对民联的参与程度提高，一是盟员数量大幅度增加 ，二是盟员积极投入各项活动的程度提高。现在民联成员已超过两千名，其中包括 一大批直接参加过“八九民运”的活跃份子。(2)民联内部的规章制度进一步健全， 成文的规定日趋细密，并且大体上做到了必要的监督与检查。(3)民联努力推动海外 民主力量的大联合，加强了与台湾朝野间的友好关系，加强了对香港人民保卫自由 权利的斗争和对西藏人民反抗暴政的斗争的支持，加强了与华侨社团的相互理解与 帮助。民联还十分注意与海外其它民运团体或机构的相互合作。(4)由于全盟上下的 不懈努力，民联的形象有了显著的提升。 接着，《中国之春》杂志主编丁楚又做了“《中国之春》编辑部工作报告”。 大会代表还对总部工作进行了质询。整个质询过程秩序井然，有条不紊，唯一出 现的波动是有两位盟员突然出现在会场，向总部提意见，要求代表权，他们所提的 问题引起会场极大的重视，最后经主席团裁决，同意他们为正式代表。 在质询前，四届主席胡平主动向代表报了两笔流水帐，一笔是他私人帐户的经济 状况，一笔是他参加各种活动的统计数字。在四届主席任内，他提出大陆工作计划 五项，接受媒体采访六十四次，参加民运会议三十九次，参加学术研讨活动十八场 ，讲演六十二场，离开总部外出活动二百四十三天，发表民运文章近五十万字。尽 管代表们并没有要求胡平公布自己私人的财务状况，但都对他的这种做法表示赞扬 ，同时也对他任内所做的大量工作表示欣赏。 针对胡平对民联的贡献，民联四届监委会通过决议，对胡平所做的大量的工作进 行了表彰。 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和民阵合并的决议”以及“关于中止盟党分家的决议”。 六月三日下午，开始进行领导班子的竞选。 本次代表大会的主席和副主席有三对竞选者，即：于大海和伍凡，汪岷和方能达 ，李国愚和金秀红。 选举结果于大海以五票之差获胜。 在联委和监委的选举中，一些曾经为民联作出重大贡献的人让开了，胡平、黄奔 、薛伟、丁楚、吴方城、钱达，均没有接受代表的提名，他们把机会让给了新的人 。一批新鲜血液，尤其是象吴仁华、姚勇战这些参加过“八九民运”的新人，补充 进了民联的领导核心。 中国民联第五届领导机构成员名单如下： 中国民联主席：于大海 中国民联副主席：伍凡 中国民联联盟委员会主任徐邦泰，副主任汪岷，联盟委员：汪小风、方能达、吴 仁华、姚勇战、郑郁、宗继祥、张伟、杨漫克、高格文、苏洋、李国愚。候补委员 ：钟锐、梁华、冯胜平。 中国民联监察委员会主任郭平、副主任李兆阳，监委委员：钟锦江、王坚、冯斌 、莫逢杰、李刚，候补委员任松林、金秀红。 中国民联第五届主席于大海，男，一九六一年生，在天津长大。他曾因在全国数 学竞赛中得了奖，获免试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读书。八一年九月，他参加了诺贝尔 奖金获得者李政道先生主持的中美物理系研究生联合招生考试，在八百余名考生中 ，他以物理总分名列第十三、英语总分名列第九被录取。据此，于一九八二年秋进 入美国宾州大学研究院攻读物理系博士学位，八三年，由于他GRE和托福考得好，加 上美国著名经济学教授邹至庄的大力推荐，他转入普林斯顿大学，改攻经济系博士 ，并担任了中国留美同学经济学会首任会长，并被聘为“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特邀 理事。八四年起，他三次回访大陆，曾在体改所、社科院、国务院经济技术研究中 心等单位讲解经济理论，并曾在大陆的经济学刊物上发表数篇文章，参与关于经济 体制改革的讨论。 于大海早在民主墙时期就是民主运动的参与者，他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我到北 京(读书)才一个月，中共就为七六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平了反，西单民主墙也 随之出现。我感到新奇，常和一些同学到西单看大字报。那些日子里，西单墙总是 挤得水泄不通，有几次，我在天安门广场遇到了举着‘要民主、要自由’、‘反饥 饿、反迫害’等横幅的游行队伍。这些场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九八零 年，他参加过北大学生搞的竞选，还和同学编了一本竞选资料集，定名为《开拓》 。八六年底的学潮和八七年初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给他以极大的震动，而且直 接牵涉到他认识和了解的方励之先生。对中共不能容纳象方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 他十分愤慨，于是，便和一些朋友发起、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留学生签名活动，反 对中共的反自由化运动。这次签名活动在大陆造成了震撼。八八年春天，他最后一 次访问大陆后，出于对改革的失望，他开始在《中国之春》上发表文章，并加入了 中国民联。他在总结自己的心路历程时，写道：“我体会到，要在中国结束中共的 一党专政、建立民主政体，非要有强大的有组织的民间政治力量不可。”“我们要 走的路很长，但民主事业是充满希望的，值得我们为之作出不懈的努力。” 在“五大”将要结束时，于大海作了主席就职演说，他着重谈到了道德标准问题 ，他说：“我们民运队伍里，现在有很多不正之风。有些人为了抬高自己，好说假 话、大话或空话，好自吹自擂。有些人好搞小圈子，拉一派，打一派，不择手段地 争权夺利、争风吃醋。这样的坏风气，我们必须花大力气扭转。不少盟友对我个人 的品质表示了信任，对此我十分感谢。同时，我也感到惭愧，因为金无足赤、人无 完人，我和所有的人一样，是在道德上有这样那样的毛病。有毛病并不可怕。关键 是，一个人应当不断地、自觉地反省自己、改进自己。照我看来，谁能做到这一点 ，谁就应当算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了。我认为我们所有的民运份子都应该是有道德信 仰的人。在与盟友相处时，道德信仰就反映在‘严于律己，宽厚待人’这八个字中 。”他又说：“目前，中国的民主运动处在一个低潮时期，这对我们每一个民运份 子，都是个考验。我想，我们中国民联是能经得起考验的……人民在考验我们，在 试探我们究竟是用什么材料作成的。……我们别无它求，最大的愿望就是做他们忠 实的仆人，只有这样，我们的民运才有希望。” 整顿总部及《中国之春》编辑部 于大海及新的总部班子上任伊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进总部及《中国之春》 编辑部的工作。 “五大”前后，民联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状态，就是稳定捐款减少了百分之四十左 右，减少后的捐款，仅只够能勉强维持一份《中国之春》杂志的出版。财务的窘迫 ，是于大海当主席的总部班子面临的第一个难题。 于大海是学经济的，当然也是理财的高手。在他的领导下，从开源和节流两个方 面，采取了以下具体措施： 一、修订预算。民联此一阶段的每月收入仅二万三千美元左右。经总部和联委会 共同决定，将其中一万七千元划给杂志社，一千元划给了联委和监委，三千元划给 了香港办事处(杂志社香港分社)，所剩的划给了总部。这个预算，是紧而又紧的。 这一点，可从与以前联委会通过的月预算比较看出。一九九零年一月，民联月收入 有四万八千元，其中，给杂志社的是二万五千元，九零年七月，民联发生财务危机 ，但月收入尚有三万七千三百元，其中杂志社是二万一千元。由此可见，于大海上 任的时侯，是民联财务状况最吃紧的时侯。面对此一情况，于大海在写给民联的工 作报告中说：“不过，我们还是有信心继续在保质保量的前提下，按时出版发行杂 志，并用总部仅有的一点钱干出几件事来。” 二、撤销华盛顿总部办公室，总部与设在纽约的《中国之春》杂志社合并办公。 曾有一度时期，为了运作及游说的方便，民联总部在华盛顿设立了办公室。捐款减 少后，新的总部不得不首先考虑撤销华盛顿总部办公室。合并办公是不得不为之的 办法。因为华盛顿的总部办公室负担着民联的很多事务性工作，并负责出版对美国 国会有相当影响的英文月刊《中国民主之声》，而且还是民联一大批骨干的大本营 。于大海开始的想法，是先维持一段时间，但由于捐款状况一直未有大的改善，合 并办公成了唯一的出路。 三、压缩日常开支。民联总部及杂志社的开支，做到了省而又省。例如对电话费 、差旅费、稿费，他们都进行了压缩。至于人工，则尽量做到不裁员和人尽其用。 民联工作人员的工资标准是在新班子之前就已定好的，即使为了抵消通货膨胀，他 们每年也应给予加薪，但是，在目前的财务状况下，提高工资已是不可能了。这就 是说，在民联工作的人，所领取的工资实际上是比两年前少了。 在开源方面，新的总部也做了不少工作。他们主要是寻求新的捐款。在于大海等 人的领导下，他们和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取得了联系。之后，NED前来审查《 中国之春》的财务管理状况，《中国之春》有关人员协同会计师向NED介绍了情况， 在《中国之春》杂志社的财务管理的可靠性获得NED的认可后，NED送来了一份关于 由NED向《中国之春》提供经费的合约，于大海和NED总裁Gershman先后在合约上签 字，一九九二年六月，《中国之春》接到了NED提供的第一笔四万五千元的经费。获 得NED对《中国之春》的支持后，民联的财务状况有了一定的改善。新的总部接手后 ，还清了民联积欠的近二万元的债务。此外，还向过去的捐款渠道加强了联系及公 关工作。 总之，新的总部自上任以来，帐号公开，用钱得当，财务清楚，没有拖欠工资、 印刷费，稿费的拖欠期也缩短了，并做到每月向联委会上报一次财务情况，给民联 的财务信誉塑造了一个良好的形象。 新的总部班子还十分重视改进《中国之春》编辑部和总部的工作。于大海认为， 在民运处于低潮的今天，《中国之春》杂志对于民联的生存和发展来说，无疑是至 关重要的。一九九一年七月，民联召开联委会，于大海和副主席伍凡交换意见后， 草拟了一套杂志社的运作方案，使编辑部的工作进一步制度化。经于大海提议，《 中国之春》组成新的编委会，除于大海任主任外，另设胡平(《中国之春》主笔)、 薛伟(《中国之春》经理)、方舟(《中国之春》执行编辑，后辞去工作)为委员，编 委会还颁布了“工作条例”，每周编委会都要举行例行会议，总结杂志工作的优点 及不足之处，并对下期的文章、封面进行部署。编辑部对收到的每一篇稿件都要求 做到慎重处理，先由执行编辑初审，再交由各位编委再审，对意见不一致的稿件经 开会讨论后按多数意见决定是否刊登。对编辑部的事务编委还做了明确的分工，采 访和搜集内部消息，主要由方舟或丁楚做，约稿由于大海主要做，社论、观察家评 论等由胡平主要做，编辑部的日常事务和杂志发行，由薛伟主要做。为了提高《中 国之春》的编采质量，于大海还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努力：(1)缩短文章的平均长 度，要求论说文更加言之有物。(2)扩大撰稿人范围，多用外稿，尽量减少内稿，提 升民运人士和留学生的参与感与向心力。(3)在民运动态和民运理论之外，增加了对 大陆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研究讨论，为即将到来的大陆社会转型提供 高质量的参考。(4)增设文艺园地，使杂志更加生动活泼。(5)汲取新的排版技术， 继续提升排版质量，减少错别字。(6)扩大杂志的发行量。 有一段时间，于大海曾按照联委会的决议，公开向民联内部和社会招聘主编。胡 平、丁楚、方舟、亚衣、华夏子、醒民、倪育贤、王策等纷纷毛遂自荐。但由于于 大海提名的方舟、胡平先后被联委会否决，主编招聘一事便搁置下来了。 经过总部对《中国之春》工作的整顿，《中国之春》杂志的质量又得到进一步的 提高，太多的好稿件使编委会难以舍弃，于是，杂志社经过研究，决定从一零七期 起，由原来的一百页增加到一百零八页。在发行上，从一零三期开始，正式进入了 台湾，由《联合报》所属的联经公司协助订销。同时，又在泰国建立了发行站，并 使北美、香港、澳洲、欧洲等地的发行工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在此基础上，编 辑部又从出版十年的《中国之春》杂志中，选出了二百多篇有代表性的文章，编成 了一部一百多万字的《中国之春文选》。一九九三年一月，筹组了《中国民联十年 简史》的写作班子，该书自《中国之春》第一一七期起，开始连载。 在总部工作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措施。 (一)对盟员重新登记。一九九一年十月，经于大海提名、联委会通过，任命杨巍 为民联组织干事。杨巍出任后，即主持了对民联成员重新登记的工作，进一步健全 了盟员的档案资料的管理，加强了和盟员的组织联系，同时也使许多失去联系的盟 员又重新回到了盟内。 (二)相应地，也推动了各分部、支部的工作的开展。例如杨巍在进行盟员登记的 同时，就为纽约分部的重组做了许多工作。经过“罢王风波”，纽约分部的组织受 到极大的挫伤，盟员流失严重。九一年十一月三日，借盟员登记之机，四十多位民 联新老盟员终于又重新聚集起来，这其中，有自民党背景的盟员就占了近一半人， 他们相互握手言和，消除分歧。一位老盟员说，纽约分部有这么多人来开会，这在 纽约分部成立以来，还是从未有过的。他们于当日召开了重建大会，选举了分部的 领导班子。其后，如波士顿分部、华盛顿分部等，都是借盟员登记在杨巍及姚勇战 的努力下，组织得到了进一步的健全。一九九一年八、九月间，总部又委托姚勇战 前往香港和澳门，处理香港分部的事务，促进盟员之间的团结。原《中国之春》书 屋经理、民联香港分部主任黄硫在与姚勇战见面后，答应将原《中国之春》在香港 地区的发行名单交出。同时，还研究了《中国之春》在香港扩大发行的途径。 主席于大海，也亲自参与组织的整顿工作，他先后去过澳洲、欧洲、日本、台湾 、缅甸、香港等地，对民运组织起了相当的整合作用。于大海访问了澳洲，在民运 中，澳洲是一个大头，民联盟员也占了相当大的数量。在澳洲，在和一些民联成员 接触后，于大海了解到不少盟员和留学生居留有困难，有些难民公司在办身份时制 造伪证，靠欺骗赚钱，民联内部的一些纠纷，也与这种弄虚做假现象有关。针对这 一情况，他表示民运人士要在道德水平上严格要求自己，对那些民联内部靠制造伪 证赚钱的害群之马，应给予纪律处分。有鉴于此，民联监委会发布了关于“公私分 明”的决议，决议要求：“由即日起，民联各级组织不得有出具假证明、滥发或出 卖盟员证等以公某私的行为，担任各级职务的成员并且要回避其他类似的利益冲突 ，回避方法有二：一是停止参与谋利的活动；二是辞去盟内职务，……凡有以公谋 私情节者，经监委会调查属实，一律开除盟籍……”。同时，为增强民运的宣传工 作，又颁布了《中国之春》澳洲版在澳洲出版的细则。一九九二年五月，民联澳洲 维省分部在召开二大时出现了违背选举原则的现象，民联总部及联委会了解了情况 以后，发表了“对澳大利亚维省分部内部纠纷处理意见”，“意见”承认五月十七 日分部大会及其选举结果的合法性，抵制了来自民联内部的一些歪风邪气。与此前 后不久，澳洲悉尼的民联组织又出现了意见分歧，于大海和总部办公室主任薛伟等 数度调解未果，总部根据具体情况，终于下了“合不成就正式分开”的决心，正式 批准民联纽省分部成立，和悉尼分部分开。十一月上旬，于大海又访问了法国和德 国，在法国，他见到了民联老盟员柯力思、王克平、刘坤宁、周雄等，在重建民联 巴黎支部方面作了一些努力。在德国，他又和民联德国分部主任梁达胜、《中国之 春》德国发行人杨先智商谈了工作。一九九二年二月底至三月初，于大海又到了民 联工作开展最困难的缅甸。缅甸和中国接壤，民联缅甸分部于一九八七年成立，有 数十名盟员，但由于政治形势和地理原因，“三大”以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未与总 部联系，特别是缅甸分部负责人梁超天被中共逮捕以后，缅甸分部的活动近于瘫痪 。自九一年九月起，总部和香港分部就试探和缅甸分部重新取得联络，由于通信周 期长，直到九二年二月初才得到确认。原订计划，于大海应和香港分部一成员一同 赴缅，但由于签证遇到困难，结果是于大海一人前行。在缅甸期间，他的联络工作 受到该国军政府的阻挠，困难重重，虽未达到如期效果，但还是了解了相当多的情 况，并建立了一些关系。 在整顿原有分部、支部的同时，民联总部又开辟了新的战线。一九九二年四月五 日，民联泰国曼谷分部成立。也是从该月起，《中国之春》杂志在曼谷开始发行。 曼谷分部的成员多半是经由缅甸、印度支那逃到泰国的中国大陆人，在泰国无居留 权，活动相当困难。四月底，泰国移民局以非法入境的罪名逮捕了一些民联成员， 六月三日，曼谷分部的三位负责人那天生、林乃湘、李素问又在筹备“六四”活动 时被泰国移民局逮捕。为营救他们，总部将有关材料送给了大赦国际组织和中国人 权组织，同时也向泰国外交部致函，希望泰国政府本着人道主义原则释放他们，并 给他们以合法居留身份。总部还派出香港分部的三名盟员前往曼谷看望了被关在拘 留所的民联成员。经过总部的努力，绝大多数盟员较快地获得了释放。 (三)恢复《中国之春简讯》的出版。一九九一年八月，总部恢复了《中国之春简 讯》的出版，这份刊物主要对象是输往中国大陆，以活页形式，编选一些《中国之 春》杂志的重要文章，装在普通信封中寄出。复刊后，总部通过邮政或特殊流通渠 道，输入中国大陆万余册。一九九二年春天起，总部恢复了在纽约机场向大陆来客 赠送《中国之春》的活动，每月送出数百册。 (四)“五大”以来，民联还在大陆建立了一些新的联络点，一些民联成员在大陆 组织了研讨社会政治问题的秘密组织。同时，也派遣了一些海外的盟员或和民联关 系极深的人回国，秘密开展民运工作。因这方面的问题比较敏感，这里不再详述。 (五)不定期地出版英文《简讯》。上届胡平任主席时，曾与民阵联合出版英文简 讯《中国民主之声》，但民阵方面实际几乎未出过人力和经费。于大海上任后，由 于经费减少，英文简讯的出版出现了困难。但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总部还是不定 期地出版简讯，以期向美国社会和国会施加影响。为了便于和英文世界取得联系， 于大海又于一九九一年九月主持编写了一份英文介绍册，共十二页，旨在向美国社 会介绍中国大陆及海外的民运情况，向国会和美国有关部门散发。 (六)总部和《中国之春》杂志社工作人员经常举办演讲会、记者招待会以及向国 会开展游说等工作。例如民联主席于大海就曾在美国的奥兰多、肯塔基州莱克星顿 、密西根州的东兰兴、底特律、芝加哥、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渥太华、金斯顿、多 伦多、爱德蒙特、加尔各里、法国的巴黎、德国的科隆、特利尔、波鸿、澳大利亚 的悉尼、墨尔本，日本的东京以及香港、台北等地举办过演讲会。《中国之春》主 笔胡平也在美国东兰兴、澳大利亚悉尼、堪培拉、墨尔本以及加拿大的数个城市进 行了演讲。总部办公室主任薛伟、组织干事杨巍、公关干事吕京花等亦曾外出演讲 。此外，总部还加强了对新闻媒体的利用，发布过数十次新闻，举办过十余次记者 招待会。总部负责人并多次接受媒体采访，仅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便有十多次 。 民联总部对游说国会的工作十分重视。例如，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初，民联总部在 综合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确定了支持美国在给予中国大陆最惠国待遇时附加人权 条件的立场，随后，总部派遣杨巍、叶宁、华夏子参加了由全美学自联组织的在美 国国会的游说活动。 (七)加强了和其它民运组织的关系。自于大海任主席以来，和民阵、学自联、自 民党以及港支联等民运组织，一直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和自民党的关系。自民党是“罢王风波”以后，从民联分离出去的人成立的一个民 运组织。于大海上任以后，即和王炳章单独作了长谈，一九九一年六月，自民党召 开特别代表大会，于大海又在会上表示，希望分离出去的盟员能重新回到盟内来， 对化解分歧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一九九一年八月一日，总部从报纸上得到自民党北 京支部创办《中国之春报》的消息，同一天，自民党主席王炳章举行记者招待会， 说自民党使用《中国之春》名义是因为它在大陆已经有相当的知名度，自民党北京 支部的成员许多又是《中国之春》的老成员。事情出后，民联内部反映很激烈，《 中国之春》杂志也发表声明，对自民党侵权行为表示了抗议。后来，经过协商，这 一矛盾终于得到了化解，自民党未再坚持出版《中国之春报》，使民联与自民党关 系的消极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基本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