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的勇士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十年简史》第十二部分 原载《北京之春》一九九四年三月号 陈力 芦苇 民联支援郭罗基争人权的斗争 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国民联、民主中国阵线和全美学自联联合发出呼吁 书，对中国大陆著名学者郭罗基为争取自身人权状告国家教委予以声援。这份由民 联主席于大海起草的呼吁书说： “我们认为，中共当局确实侵犯了郭罗基的基本人权，也确实违反了中国大陆的 现行法律。事实上，中共当局的所作所为，是中共几十年来以言治罪的一贯做法的 延续。我们希望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能够主持公道，认真审理郭罗基的上诉状。… …中共的行为违反了宪法，当然要作为被告受到法律追究。我们希望江苏省高级人 民法院本着司法独立的精神，不去理会中共的特殊地位。正如郭罗基在上诉状中所 指出的那样：‘过去没有就从现在开始吧。共产党违法为什么告不得？……共产党 有不受法律监督的特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不健全的症结所在，也是共产党自 身不可抑制地发生腐败的原因所在。’……我们认为，郭罗基提出起诉和上诉的行 动，已经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大陆的社会进步。我们也知道，在今日的中国大陆，郭 罗基表达这些看法是冒了很大风险的。目前，中国大陆还有包括魏京生、王希哲、 王军涛、陈子明、王丹在内的数以千计的异议人士因为发表言论而被中共关押。因 此，我们郑重提醒中共当局，郭罗基只是根据现行法律提出控告，如果中共因此便 进一步迫害郭罗基，人们必定会对中共最近作出的改革开放姿态失去信心。我们也 呼吁全世界追求民主自由的人们都来关心郭罗基的命运，以促进中国大陆人权状况 的改善。” 郭罗基，生于一九三三年，江苏无锡人。如同他那个时代的许多热血青年一样， 郭罗基亦向往过共产党的革命。一九五五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由于成绩优 良而提前毕业，留校在哲学系任教。“四人帮”倒台后，郭罗基给北京市委写了一 封公开信，以北大为例，锋芒直指大搞“两个凡是”的北京市委，引起中共高层的 震怒，当时中共最高掌权者华国锋作了批示：“一定要把郭罗基压下去。”一九七 九年十一月，他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文章提出 ：严格地划清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的界线是不必要的，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政治 问题也是可以讨论的。他说：“民主政治，就应当允许讨论；不许讨论，就是专制 政治。”该文刊出后，中共政法系统的首脑彭真极为不满，指郭文“违宪”，他一 面亲自组织人写文章批判，一面又对他进行政治迫害，企图将他调离北京。一九八 一年八月，郭罗基在《人民日报》以“马温”的笔名，发表了一篇反对个人崇拜的 文章，终于触怒龙颜，被教育部以“工作需要”为名，逐出北京。不过，郭罗基坚 持不肯离开，一直拖到一九八二年八月，方才去到他新的工作单位——南京大学哲 学系。但郭罗基还未到达南京，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就在全校教职员工大会上宣布： “郭罗基要来了，大家须提高警惕。”防范工作一直部署到基层，甚至邻居都有监 督他的任务。更令人愤怒的是，郭罗基调到了南京大学后，教育部规定他“只能当 教师，不能当干部”，与此相应的规定还有：不准发表文章，不准出版著作，不准 参加学术活动。他甚至不明不白的连选举权都失去了。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在中共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将郭罗基和魏京生、王炳章并提，说他是“资 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在这种强大的政治压力下，郭罗基只能用笔名发表文 章，有时连稿末的“通讯地址”和“真实姓名”也是向友人借来的。“六四”之后 ，南京大学根据“上面的精神”，拒绝了郭罗基的党员登记，剥夺了他教书的权利 ，扣发了他的工资。 由于中共粗暴地践踏法律和人权，郭罗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一九九二年一 月二十五日，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呈递了《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 大学校长曲钦岳和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以及《对中国共产党南京 大学委员会的起诉书》，以中共自定的法律为武器，主动出击，控告中共部门的违 犯行为。通过司法的手段揭发“一党专制”的罪行，在中共建国的历史上，郭罗基 还是第一次。 郭罗基在两份起诉书中指出：“简言之，我的三点看法是：所谓‘反对资产阶级 自由化’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六四’流血事件是反人民的；‘党员重新登记’是 反党章的。……我因发表了‘三点看法’而被取消了党籍，但是没有人指出，我究 竟错在哪里？唯一的说法是‘和党中央不一致’。本来不一致，确实不一致，就因 为不一致我才表示保留。……如果能证明我有错，我准备随时向真理低头；如果不 能证明我有错，我决心到处对谬误作战。”对南京大学剥夺他的教书的权利，郭罗 基写道：“不许我上课，没有任何教学上的正当理由，完全是政治迫害。所以‘待 聘’也是欺人之谈，待到学期结束始终未聘。……被告们滥用权力，重演了‘文化 大革命’中‘靠边站’的非法行为，使得一个有工作岗位的人失去工作，一个有劳 动能力的人无法劳动。政党是由公民中的一部分组成的，不管这一部分公民自称是 ‘优秀人种’还是‘先锋战士’，都不应窃取国家权力。一部分公民组成的政党有 什么理由凌驾于全体公民之上？通过合法手续，政党可以执掌政权，但政党本身不 是政权机构。如果允许某一政党视国家权力为已有，这个国家必定不是民主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不是属于任何政党、任何个人的。政党窃国、个 人专制应在禁止之列，属于违宪活动。” 可想而知，被中共控制的司法部门是不会受理这个案子的。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 九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出“行政裁定书”，裁定“对郭罗基的起诉本院不予 受理。” 一九九二年三月十日，郭罗基再呈上诉状给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除状告国家教 委、南京大学、南京大学哲学系及中共南京大学党委外，亦对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的裁定书予以反驳，他指出：“第一，裁定书不符合法律程序；第二，裁定书运用 法律有错误；第三，裁定书所作的调查是片面的。”并“要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将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书发回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由于郭罗基状告中共违法，中共便更加强了对他的控制和迫害，跟踪、盯梢接踵 而来，使郭罗基不得不向海外发出保障他的人身安全的呼吁。 《中国之春》通过可靠的秘密途径取得了郭罗基的起诉书等文件。文件经过辗转 流徙，很多字迹已难以辨认。当民联主席同时也是《中国之春》社长的于大海得到 这些文件时，他深深地感到了它的重量。他知道，郭罗基先生之所以冒着这极大的 风险，使这些手稿交到《中国之春》，一方面表达了他对《中国之春》的信任，另 一方面也可看出海外民运已成为中国大陆民运和国际世界相联系的一条不可缺少的 纽带。郭罗基的第一批文件到编辑部时，当时已经截稿，于大海又急忙安排通知印 刷厂暂停运作，连夜将他的起诉书打好、排好，做到了尽快发表。 郭罗基和中国民联前任主席胡平，有较深的渊源关系，胡平在一篇题为《于无声 处听惊雷》的文章中回忆道：“郭罗基先生是我最尊敬的前辈之一。我敬郭先生为 前辈，不仅因为他年龄比我稍长，更因为他是中国大陆近十余年来推动思想自由和 政治民主的优秀先驱。”胡平说，早在一九七八年，他进入北京大学的时侯，他就 和郭罗基相识了。“和许许多多有幸和郭先生有直接接触的人一样，我从郭先生那 里不仅获得了丰富的知识，而且从他身上吸取了强大的道义精神力量。”“去国五 年，我时常想念郭先生……当我读到郭先生这两份起诉书时，我感到自己再也不能 沉默。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他这样做是冒了何等的风险，两篇起诉书，犀利严谨 ，无懈可击。非大智大勇者不能为之。伟大的人格有如火石，遭到的打击越强，迸 出的光芒越亮。真正的勇士未必总是在形势顺利时冲得最远的人，但必是在恶浪袭 来时屹立不退的人。” 为了配合郭罗基的上诉，中国民联总部一方面在《中国之春》上登载郭罗基的情 况追踪，另一方面主动运作，和世界各地民运团体联系，共同发表声明，并倾其所 力，造成对中共的广泛的国际压力。“美国之音”、《纽约时报》以及许多中文媒 体都根据中国民联提供的资料报道了郭罗基的起诉。 中国民联总部还派专人到南京看望了郭罗基先生，给予了他生活上的帮助。 一九九二年十月，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中共不得已作出让步，给郭罗基发了护 照。十一月二十七日，郭罗基飞抵纽约，受到于大海、吴方城等民联成员的迎接， 民联公关干事吕京花向郭罗基献了鲜花。出国后，郭罗基除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研 究工作外，也多次参加中国民联举办的会议以及有关民运的活动，并为《中国之春 》投稿，成为《中国之春》的基本作者之一。在后来民联、民阵的“联合风波”之 后，他担任了《北京之春》杂志的编辑顾问，为民运事业做了很多的工作。 搜集“六四”死亡者及被捕者名单 中共在“六四”以及后来对“八九民运”的整肃中，到底杀了多少人？捕了多少 人？制造了多少冤案？给人民带来了多大的痛苦？在专制政权沉重的铁幕后面，直 到今天，仍是一个谜。 但历史是公道的，总有一天，它会把中共这些惨无人道的罪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 下。 北京有一位杰出的女性，叫丁子霖，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一九八九年“六四 ”事件中，她的十七岁的儿子蒋捷连，倒在屠杀的枪口之下。而在这之后，中共不 仅毫无悔意，反而采取高压政策，不准人们议论，妄图使人民忘记“六四”。在忍 无可忍的情况下，丁子霖终于在“六四”两周年前夕，打破了沉默，接受了美国AB C广播公司的采访，用铁的事实揭露了中共在“六四”期间屠杀人民的罪行。为此， 她招来了中共整肃和迫害。“六四”三周年前夕，她遭到了党内除名和停止研究生 导师资格的处分。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面，丁子霖并未屈服，她默默地做着搜集和 整理“六四”死难者与被捕者名单的工作。她说：“搜集和公布遇难者名单的工作 本来是应由中国政府来做的，而且政府的几位领导人曾就此事向来华访问的有关人 士作过承诺，海外媒体也曾作过多次报道。然而，诺言至今没有兑现。有鉴于此， 我作为受难者群体的一员，作为一个失去儿子的母亲，决定以我绵薄之力，做好搜 集、整理‘六四’死难者及伤残者名单的工作，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来从事这项工 作。” 象丁子霖这样的人大有人在。“六四”之后《中国之春》编辑部经常会收到、接 待揭露“六四”真相的信件、来访者。滴水成海。《中国之春》编辑部相信，只要 不断努力，持之以恒，总有一天，会把中共屠杀人民的血腥的罪行的“谜”全部揭 穿开来。 《中国之春》早在“六四”屠杀后的第三天，就收到了由大陆传来的第一批死亡 者十三人名单，这些名单很及时地刊登在《中国之春》第七十四期上。 一九九一年十月，《中国之春》在其一百零一期上，又一次刊登了九百零三名被 捕民运人士名单。 中国民联主席于大海，为这份名单的发表撰写了“编者的话”。他说： “我们怀着凝重的心情，向《中国之春》的读者献上九百零三位大陆被捕民运人 士名单。这份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名单，是由中国人权民主基金会在各方面的有力 支持下搜集的。 “两年多过去了，数以千计的‘八九民运’参加者却仍被中共关在铁牢里。他们 的‘罪’，仅仅是以和平的方式表达对时局的看法，阐述自己的政治理念。按照国 际公认的人权准则，真正有罪的不是这些民运人士，而是迫害、关押他们的中共专 制政权。 “害怕民众表达政治观点，是一个政权缺乏民意基础的表现。中共政权不断以维 护社会安定为借口来迫害民运人士。实际上，真正的社会安定要以言论、集会自由 为前提，以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为基础的。中共的‘安定’，说穿了，指的是其一 党专政的延续。这种‘安定’，是以扼杀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为代价的。四十多年 来，除了一党专政一直大致安全稳定外，中国大陆在中共统治下并没有什么安定可 言。中共内部不断发生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老百姓饱受政治运动的冲击，生活水 平远远落到了台湾、香港等地区的后面。中共是靠高压手段，靠迫害政治异议人士 才得以维持其统治的。一党专政下一潭死水般的假安定，是中共当权派的利益所在 ，却也是中华民族繁荣与复兴必须排除的障碍。因此，我们由衷敬佩敢于向中共一 党专政提出质疑和挑战的国内民运人士。他们不但是民运的勇士，也是民族的英雄 。 “专制统治者怕阳光，害怕真理。为了进行欺骗宣传，他们不但极力垄断政治理 念的表达，也极力垄断信息的传播。中共至今不肯公布‘六四’死亡者名单，所公 布的其它资料，也不允许外界独立地加以核证。因此，大家手中的这份还远不够完 整的名单就显得格外宝贵。它是经过许多人辛勤的劳动才得以问世的。 “被捕的民运人士在替整个民族受难。我们这些享有自由的人有责任尽力营救帮 助他们。我们希望这份名单的发表有助于改善民运人士的处境，有助于推动中国的 民主事业。” 九百零三人名单公布后，读者来信踊跃，一名叫丁颖达的读者来信说：“感谢你 们的刊登，感谢搜集整理这份名单的人们。勇士的血，是信德的种子。烈士的血不 会白流，勇士的苦不会白受。让我们为他们祈祷，愿民主自由的春天早日降临华夏 大地。”更可贵的是，还有的读者来信对名单进行补正或补缺，以使名单做到尽量 的准确丰富。如一位读者给编辑部的一封信这样写道：“看了最新一期《中国之春 》上刊载的大陆九百余名被捕民运人士的名单，我惊喜地找到了我所熟悉的几个名 字，原来他们还未被人遗忘。非常感谢《中国之春》所做的工作。美中不足的是有 些信息不十分确切，可能信息管道有些差错。作为一名当时的知情者，我想补正如 下：原文：李洪波：八九年六月上海被捕，上海广播学院学生。补正：李洪波：八 九年八月十三日于上海被捕，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研究生，八六级。湖北宜昌 人。原文：李殿员：八九年六月被捕，上海广播学院学生。补正：李典元：八九年 八月被捕，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研究生，湖南人。原文：何冬冬：八九年六月被 捕，上海交大。补正：贺东东：八九年八月被捕，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八五级本 科生，湖南益阳人。补缺：彭小真：八九年八月被捕，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动力工程 系研究生。以上四人均于‘六四’一周年前后释放。……” 这批名单的发表，也引起了国际上的强烈反映。九一年十一月四日，德国经济部 长Moellermann访华，他是“六四”后第一位到中国访问的德国部长级人士。德国的 大陆留学生组织全德学联得知消息，向他递交了一份《中国之春》一零一期发表的 九百零三名名单，要求部长先生将这份名单亲手交给中国政府。随同部长一同访华 的经济部参事向学联表示，他们一定会按学联的意愿去做。Moellermann部长到达北 京的当日，就与中国大陆国务院副总理朱熔基会谈。他以德国政府的名义，要求了 解这些政治犯目前的状况。在与国务院总理李鹏、外交部长钱其琛会谈时，Moelle rmann部长再度递交了这份名单，他明白地向中国政府表示，中国大陆人权现状已成 为德中经济关系的最大障碍，只有释放所有这些政治犯，德中才能充分互相谅解。 李鹏当场答应，中国政府一定会认真研究这份名单，然后给德国政府一个回音。 Moellermann部长于十一月七日返回德国，当天第一个新闻发布会的内容就是谈联 邦德国经济部长将这份政治犯名单交给中国政府的事情。一时之间，德国所有电台 纷纷报道，次日几乎所有报纸都刊登此事，消息传遍全德。“德国之声”电台又将 此消息用汉语向大陆广播，全德学联也成了新闻采访的热点。 十一月十四日，李鹏果然应诺，给了德国政府一个“回音”，但回答的却十分草 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吴建民在北京的新闻发布会上宣称，这份名单是不严肃的， 仅此而已。十一月十五日，Moellermann部长再度致函李鹏，要求就对这份政治犯名 单的调查结果，给德国政府一个正式的官方答复。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以联邦德国议会副主席Klein为团长的议会人权代表团访华， 再度讯问有关这份名单的情况。中国外交部代表对此作了正式但却又非常笼统的回 答： 经过对这份名单的调查，在这份名单中： 三百零三人因人名不准和缺乏有关信息以致无法对证； 二百五十七人经审理后被释放； 四十九人未经审理； 二百四十二人犯有刑事案； 二十六人因违法而被送入劳动教养； 十三人因触犯中国刑法尚在审理中； 十三人是台湾国民党秘密特务。 Klein议会副主席待进一步询问时，中国外交部表示，不能给予更详尽的回答。 针对中共迫害政治犯而又欲盖弥彰的态度，吴欣在《中国之春》上写道：“中共 外交部对被捕民运人士名单的答复，又一次显露出中共对于人民的基本尊严和基本 权利的蔑视。被捕名单上的民运人士都是有名有姓有简历的，可是中共作答时却只 给出几个统计数字。也许中共并没去挨个查对这些民运人士的下落，因而拿不出关 于具体人、具体情况的整套资料，中共所提供的数字是编出来的。更为可能的，是 中共有整套资料但又秘不示人。可是，这种资料为什么要保密呢？难道中共治下的 百姓每个人都只是一个数字，一个符号，而不可以有自己人格和个性？即使中共认 为民运人士不该同情，民运人士还有家人子女，他们的悲欢离合、心酸苦辣难道也 不值一顾？……中共就不怕成为天良泯灭、冥顽不化的代名词吗？” 继九百零三人的名单之后，一九九二年六月，《中国之春》在其一百零九期上刊 登了《六十三名被捕民运人士的资料》，名单由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提供，“ 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萧强写了前言，他说：“一九九一年，‘中国人权’通过独立 渠道，搜集到六十三名由于政治原因被中国政府逮捕或迫害的人士的资料。其中绝 大部分，在此之前从未报道过。 “这份备忘录，可为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共约四万五 千字的‘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提供对照。 “我们知道，这六十三个名字，还不及同样案例总数的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 。‘亚洲观察’、‘国际大赦’等国际人权组织，多年来搜集了数以千计的中国政 府侵犯人权的记录，那仍是冰山一角。 “取得详实资料，把中国政府一桩桩、一件件践踏人权的行为公之于世，是‘中 国人权’从不间断的工作。在此，仅向每一位协助取得这些资料的人士表示感谢， 也请更多的人士支持我们。” 这批名单以及以后《中国之春》继续刊载的名单，都同九百零三人的名单一样， 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向中共政权洽谈人权问题的重要资料，对中共政权来说，造成了 十分沉重的政治压力。 一九九三年一月，《中国之春》在其一一六期上又刊载了北明的《山西：一个更 为黑暗的中国》，详细地披露了山西省民运人士遭到逮捕、判刑的情况。她开列的 名单是：山西省作家柯云路、北明、郑义，大学老师丁俊泽、胡健、王新龙、葛湖 、姚虎贤以及记者尹进等。她指出：山西，比之北京，是一个更黑暗的王国，在那 儿，民运人士判刑之重，全国罕见，受刑之苦，令人发指。与此同时，《中国之春 》还刊载了葛湖、王新龙、尹进案的判决书以及他们的上诉书和家信。 一九九三年六月，原《中国之春》社长于大海、主笔胡平、经理薛伟为避免民运 组织的内部纷争，另办《北京之春》月刊。一九九三年十月，《北京之春》第五期 又继续刊登了丁子霖所搜集的“六四”遇难者三十人名单和“六四”伤残者名单。 除了公布名单，《中国之春》还刊登了许多在大陆的民运人士的上诉书、判决书 等，如肖雪慧、莫莉花、王军涛、陈子明、李贵仁、吴学灿、鲍彤、王丹、刘刚等 。 这些名单及民运人士的个案，有力地戳穿了中共的谎言，它用铁的事实证明了中 共剥夺人权、迫害政治异议者以及滥杀无辜、草菅人命的罪行，为中国的民运事业 取得国际的同情、理解和支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