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回失去的大地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十年简史》第十四部分 原载《北京之春》一九九四年五月号 陈力 芦苇 闯关者——叩不开的国门 一方面是中共施用“赶尽杀绝”的恐怖高压手段，迫使大量政治异见人士流亡海 外，另一方面，中共又紧闭国门，严禁“坚持反动立场”的政治流亡者回国。这种 状况，用飘泊在异国他乡的民运人士们的话来说，就是“得到了天空，却失去了大 地。”据披露，中国大陆政府国务院一九九三年十月十八日批准了公安部、国家安 全部关于出入境条例和公安法、国安法的修订条例，其实在这些条例未“批准”前 ，早已在各海关实施了。条例规定了八类人不准入境或暂不准入境，这“八类人” ，归根结底，就是和中共有政治异见并在海外为自己的政治理想作不懈的斗争的人 。中共这样做，其目的主要是企图消除或减弱著名的民运人士对大陆人民的影响力 和号召力，从而减轻或缓解自身面临的巨大的政治压力。 为了揭穿中共这一卑鄙的阴谋，很多中国民联的成员或同中国民联关系极深的民 运人士，都相继采取了闯关的形式，通过这一行动，他们向中共索回被剥夺了的公 民对祖国认同的权利以及其它最基本的人的权利，从而把中共压制人权的丑恶嘴脸 ，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在于大海任主席的这段时间，先后发生了如下几椿闯关事件： 一九九一年七月，刚刚卸任的前民联副主席黄奔，在香港申请进入中国大陆遭到 拒绝。中共的工作人员声称他们有权拒发签证，但对为何拒绝签证的理由则未作任 何解释。 一九九一年八月，四名自民党女党员同时又是民联盟员的杨铮、宁勤、徐如雪和 柳期阳，以旅游签证的方式进了中国大陆。到达北京后，她们随即成立了慰问团， 准备前去探望王军涛、陈子明、徐文立、魏京生、任畹町等被捕民运人士的家属， 这些家属她们有的找到了，有的还没有找到，但由于她们的公开活动，很快被中共 公安部门发觉并予拘捕，次日，她们四人被遣送出境。 一九九二年五月，中国民联成员、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研究生龚小夏与知名异议人 士戴晴，分别于二十八日和三十日在香港被中共当局海关拒绝入境。龚小夏和戴晴 都持有因私出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效护照，且均无其它国家的居留或难民身份。 经过一番周折，戴晴终于获准六月七日进入大陆，而龚小夏则被迫于六月十日由香 港返回美国。龚小夏在一篇刊于《中国之春》111期的题为“中国大陆的棉花墙”一 文中指出：中共不允许她入境，侵犯了她回家的权利。“我的回国受阻不是一个孤 立的事件，它反映了中国政府一再宣布的留学生来去自由的开放政策在国内某些层 次遭受的阻力。更严重的是，我返穗受阻与戴晴回京被拒证明了传闻已久的中国政 府对国外留学人员所开的黑名单的存在。而作为守法公民的戴晴和我之所以被列入 黑名单只能与我们的思想和言论有关，中国政府如果不对这种根据思想、言论开黑 名单并且剥夺名单上的人的最基本公民权利的做法作出说明和进行反省，广大留学 生对政治迫害的疑惧就无法消除，对开放政策的信任就无法产生，因而回国服务的 决心也就无法坚定。” 一九九二年四月十五日，刘宾雁笔下“第二种忠诚”的主角、民联成员同时又是 自民党副主席的倪育贤，乘坐“中国民航”的班机强行闯关，当天下午五时许抵达 上海。当倪育贤通过检疫口，进入第二门交验护照时，四名武警和一名便衣就迅速 将他围住，一名军官说：“你是倪育贤吧，请跟我走。”他们把他带入一间小房内 ，一小时后，又进来几名便衣，倪被四名武警挟持着押入一辆红色轿车，驶离机场 ，到达一家名叫“虹桥宾馆”的大楼。从十五日下午六时，一直到晚上十二时，国 安部人员共换了四批，和他进行了长达六个小时的“对话”，话题从对邓小平的讲 话的评价到“六四”事件的看法，从中国大陆的改革前途到民运组织的价值，双方 辩论十分激烈。 从他们的以下“对话”中，可以充分看出中共企图镇压民运组织和强行剥夺公民 的最基本权利的做法是多么蛮横无理和肆无忌惮。 倪育贤：我先要知道，你们为什么要把我抓起来。每一个中国公民都有权回到自 己的国家，你们有什么权力剥夺我回国的权利？ 国安部官员：为什么不让你进来，原因你自己也明白。你不是一般的留学生回国 ，你是海外反动组织的头目，你在国外从事了大量严重的反政府活动，你做的事， 我们一清二楚。 倪育贤：……民运组织大部分是公开的，不象你们共产党，老是偷偷摸摸搞阴谋 …… 国安部官员：闲话少说，你先回答，这次你回来想干什么？ 倪育贤：最近，邓小平、江泽民、李鹏都公开说欢迎国外持不同政治态度的留学 生和知识分子回国。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姿态。所以，我想来亲身体验一 下共产党的诚意。但想不到这么经不起考验，我一下飞机，就把我抓起来了。 国安部官员：对一般留学生，我们当然欢迎回来，即使有一些人在海外受了错误 宣传的影响，一时说错了话，做错了事，如参加了游行什么的，我们既往不咎，只 要认识了，我们不追究。你不同于一般做错事的留学生，你们在国外上窜下跳，组 织反动组织，叫喊要打倒共产党，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你是有罪的。 倪育贤：我既然登上“中国民航”回来，我就是准备来面对你们的处理。如果你 们认为我在国外的行为触犯了你们的法律，你们完全可以将我按照司法程序进行审 理。但是你们这样不通过司法程序，在海关拘押持合法护照的中国公民，剥夺我回 国的公民权，这是违法的。我要对你们的非法行为提出抗议！ …… 国安部官员：你坚持顽固立场，我们就没有协商的余地了。奉上级命令，我们通 知你，由于你在国外从事反政府活动，宣布你是不受欢迎的人，限时离境。 倪育贤：宣布我是不受欢迎的人，真是不伦不类。按国际法，只有从事非法活动 的外国人才可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我本身是一个中国公民，回国是我的当然权利 。我并不要求你们来欢迎我，这是我自己的国家，即使共产党不欢迎我，我也有回 国的权利。 国安部官员：我们只是宣布你是不受欢迎的人。你应该注意我们没有象外国人一 样用“驱逐出境”的字眼。将来有一天你宣布退出反动组织，我们开车到机场来接 你。我们说话算数。 一九九三年六月，又发生了中国民联成员、前民联总部公关干事、北京工自联常 委吕京花闯关被阻事件。当时，吕京花在香港参加一个有关人权、工会权、民主方 面的国际会议，由于思念大陆亲人心切，她尝试回大陆的办法。但没有想到，她居 然顺利地拿到了签证，这可能是中共疏忽所造成的一个“意外”，也可能是中共有 意安排的一种“杀鸡儆猴”的办法。但不管怎样，由于得到了签证，使吕京花喜出 望外。六月十三日早晨，她乘上了直达北京的飞机。但当她下了飞机，来到北京机 场的入境口的时侯，却过来一个身穿绿色制服的警察。他把她带到一间小屋，里面 早已坐着五、六个便装人员，然后便开始了对她的审讯。其中一人问她：“说，你 到底这次来北京干嘛？”吕京花道：“探亲，就是探亲。我的父亲自从我走之后， 他已第三次进医院做手术，我怕……”但是，还不容吕京花把话说完，几个便衣警 察就打断了她的话，命令她跟他们走，吕京花问：“你们要把我带到哪里去？”“ 你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警察说。吕京花知道她将面临着被驱逐出境的命运，于 是挣扎着拼命地回头，想从那入境口之外拥挤的人群里，找到来接自己的亲人。这 时又跑来四个女警察，一齐动手，强拉死推着吕京花。她们越是推拉，吕京花越是 想见亲人一面。于是，她死死地抓住路边的广告架，和警察对峙起来。吕京花已顾 不得她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了，她大声嚷嚷着要见亲人，只要见一面，她就离开。 但是警察执意不准。这时，一群外国旅客从她身边走过，惊奇地看着警察和吕京花 扭扯成一团，吕京花高声用英文嚷着：“这个国家不讲人权！我只要看看我的亲人 ，他们都不许，还虐待我。”听到吕京花的喊声，几个警察上来，堵着她的嘴，反 扭着她的两臂，不断地推搡着，将她强行押上了回香港的飞机。经过这一番折腾， 使飞机因此而晚点了三十分钟。吕京花在后来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在飞机上 我望着渐渐远去的大地，百感交集，我为见不到我的亲人而伤心，但与此同时，我 心中又升起一种严肃的责任感：为了我们的人民，为了我们的祖国，对那个践踏人 权的专制政权，我们还有多少事要做啊！” 鹰出牢笼任翱翔 一九九二年八月五日，被中共污蔑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祖师爷”的中国民 运的重要人物王若望，偕其夫人冯素英(羊子)也被迫流亡到了美国。 王若望，原名王寿华，一九一八年生，江苏省武进县人。他一九三三年就加入了 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宝鸡中心县委书记等职。 一九四九年，中共夺取大陆政权后，他担任上海总工会党总支书记兼宣传部长、上 海柴油机厂厂长兼党委副书记，中共华东局文艺处副处长，《文艺月报》副主编。 一九五七年，王若望由于主张文艺自由化，写了《步步设防》和《释“落后份子” 》等文章，被打成右派。一九六八年，又以“恶毒攻击毛主席罪”，入狱四年，出 狱后继续被当作“现行反革命”，续以劳动改造。一九七九年中共搞“右派”平反 ，王若望遂恢复党籍，任《上海文学》副主编，并被中国作家协会选为理事。也正 由于王若望有这些“革命”的“老资历”，所以被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誉之为“共和 国近卫军老战士”。 但王若望和中共却根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他所著《饥饿三部曲》纪实文学，敢 于打破文艺上的禁区，描述了中共监狱的非人生活，是公认的“黑牢文学”的开路 先锋。这当然引起了中共文宣部门的警觉。一九八三年八月，中共负责意识形态的 头面人物胡乔木，曾找王若望谈过话，他指责王若望：“有些人在组织上入了党， 但思想上没有入党，你就是这样的人，一个共产党员烧成灰还是共产党员，你现在 还没有烧成灰，已经不是共产党员了。”一名香港记者曾问过他，你本来是一个坚 强的共产主义战士，怎么会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王若望答道：“共产 党在反对国民党时，是主张民主自由的。毛泽东一旦掌握了政权，就要做独裁者， 共产党又是按照阶级斗争的理论建立起来的。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这一理论著作 ，强调国家是专政机器，它是用来镇压反动阶级的，不是保护人民的。这就使毛泽 东有理由不断地镇压他所谓的‘坏人’。中国国内受迫害的，包括精神的、物质的 、肉体的迫害，人数达一亿人。反右时七十万，文革变成一亿。这不是共产党的错 误越来越多吗？越来越不可救药了吗？共产党这些做法，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认识 到，这个党，我跟它没有一点好处，只有活受罪。”“我早已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 明，我不相信共产主义，那是一种脱离实际的空想主义。我现在对自由民主的信仰 比我年青时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要强烈十倍！我之所以能在几十年中百折不挠地同专 制政权对着干，也同我个人的坎坷经历有关。我在中共淫威下遭遇了三个‘二次’ ——二次戴帽子，二次坐黑牢，二次被开除党籍。我从血的教训中看出了中共的不 人道、违天理。二次坐牢，使我同人民、尤其是生活在十八层地狱之下的人民接触 ，坚定了‘为民请命’的意愿，决不为邪恶的政权效劳。”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王若望和刘宾雁、方励 之一起被中共公开宣布开除党籍，并在新闻媒体上展开了对他们的“大批判”。中 共这样做，是秉承了邓小平的旨意，早在一九八六年底，邓小平就讲过一段话：“ 王若望猖狂得很，我早就说过要开除党籍。”他们对王若望罹织的“罪名”是，指 王若望在《镜报》两次发表文章批评中共，其中最使邓小平恼火的是王若望在一篇 批评“第三梯队”的文章中说：“‘第三梯队’是父传子、子传孙的家天下的继续 ”；又把王若望在一些报刊上发表的《一放就乱》、《对两极分化之我见》等杂文 ，指称为“反对党的领导”、“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特别是发表在《深圳工人 报》上的《对两极分化之我见》，是标明与邓小平“商榷”的，当然也是一次公开 地向邓小平挑战，所以，大大触怒了邓小平，《深圳工人报》也因此被封闭。 一九八九年，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再度掀起了高潮，王若望此时不顾个人安危， 积极参与民运，带头上街游行。四月二十五日，他公开上书，写了一篇《致邓小平 的公开信》，王若望在该信指出；“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似不应将青年 人争民主争自由的群众运动视若洪水猛兽，应该把他看做推动历史的动力。而你(指 邓小平)在对待一九八六年底的学生运动的谈话和决策，违反了这条原则。……大方 向错了，具体的步骤便形成一系列的倒行逆施。” 中共“六四”在北京对民运采取严酷的镇压和屠杀手段，王若望的厄运也接踵而 来。一九八九年七月，他为了躲避“风头”，到浙江农村去“避难”了一个多月。 社会上一时盛传他“失踪”。九月中旬，他回到上海家里。第二天就有公安人员上 门拉他去传讯，第三天即告拘捕。王若望被关押在上海市第三看守所共一年另两个 月，他回忆起这段铁窗生涯时，说：“这是我铁窗生涯中最幸运的一次，我获准可 以读一些书刊，我读了二十几本《资治通鉴》……同时，每天还特配给香烟六、七 支，但不给火柴，要看守临时供给。饭可以吃饱，每周还可吃两次肉和准看半天电 视。最坏的是不准‘放风’，不能出监房走动。以致出狱后拔掉两颗牙齿。” 在王若望入狱一个多月后，即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日，上海的《解放日报》、《 文汇报》紧锣密鼓，双箭齐发，发表了两篇批判他的文章。当时海内外关心民运的 人士都莫不为之焦虑不安，认为对王若望的刑期至少要判十年以上。但颇使人感到 “意外”的是，一九九零年初冬的一个下午，公安局竟同意了王若望的夫人羊子的 要求，让他“取保候审”，王若望这才回到家中。一九九一年，公安局对王若望仍 控制严厉，他们怕王若望同境外新闻记者和民运人士来往，甚至下令拆去了他家的 电话。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作为一个年已七十多岁的老人，王若望仍坚持初衷， 保持旺盛的斗争精神，并在他夫人羊子的协助下，发挥了巧妙的斗争艺术，并筹出 民办刊物，被公安局发觉连续审问三十多小时。 一九九二年，中共对没有刑事记录的民运人士采取了“任其流亡”的“放行”新 策略，在戴晴、刘青、韩东方都相继离国后，一天，王若望被通知到公安局，公安 人员宣布：“你的案子，现已查明，决定撤销你的‘取保候审’，但你不要忘了你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翌日，王若望所属的单位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宣告：“ 接公安局通知，从今天起，你可以申请出国了。” 王若望终于获得了自由，他自称是“带着满身伤痕来投奔自由的。”这位满头银 发的老人，一到旧金山，刚下飞机就接受了记者的访问，他用锋利的言词，对中国 大陆的问题，一口气提出了五点：“结束一党专政，继续改革开放，推行市场经济 ，实施新闻自由，平反‘六四’冤案。”对于他的愈挫愈勇的敢言作风，美国新闻 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旧金山的一家报纸指出：“近年从中国大陆出来的民运人士 ，对中共多有不同的批评和看法，甚至有个别人迂迥地替中共辩护而尽说些矫情的 话，王若望毫不含糊地直话直说，颇予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八月九日，即王若望到达旧金山的第四天，王若望在这里接受了“中国民主教育 基金会”颁赠的“杰出民主人士”奖，同时，王若望宣布加入了中国民联。然后， 他未扑尽身上的风尘，顾不得劳累，便开始了以“考察海外民运”为目的的世界之 行。八月底，他和夫人羊子访问了加拿大的温哥华和艾得蒙顿。九月七日，来到纽 约。把家刚刚安排定了以后，十月二十七日，又到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和多伦多。十 一月十日，转赴欧洲，先后到了法国、德国、英国。而后，又到香港、澳大利亚。 所到之处，王若望都受到了当地的海外民运人士的热情接待，同时在侨界或大学进 行演讲，并拜会当地国政要。在澳大利亚悉尼的纽省工党礼堂，王若望作了到澳洲 的第一场演讲。记者对这次演讲会的盛况作了如下报导：“演讲原定下午二点开始 ，但由于听众过多，故稍推迟了半个小时，其实二点左右，工党礼堂已是座无虚席 ，座位四周也已站满听众，连走廊也站满。”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王若望应作家柏杨和中国大陆问题研究中心、团结 自强协会之邀，到台湾进行为期两周的访问。王若望一下飞机，就在台北机场向记 者表示，他此行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考察台湾的民主政治的发展，他想看看“中国 人自己实践的民主政治到底是怎一回事。”在台期间，他先后拜会了中国大陆灾胞 救助总会、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陆委会、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行政院 新闻局、政治大学、《联合报》、并参观了国父纪念馆、故宫博物馆、历史博物馆 ，访问了桃园农家、新竹科学园区高雄石油钢铁两大企业，拜会了星云大师等。王 若望说：“以台湾的经验而言，台湾到了一定阶段，在蒋经国总统时代，和现在李 登辉总统主政时，都逐步推动了政治上的改革。若是没有政治上的民主化，经济就 很难再起飞。所以中共虽致力于经济方面的改革，但若不思考政治民主化，前途是 不乐观的。”王若望还呼吁中共领导人，在去“见马克思”之前，一定要好好想一 想，实施民主改革是真正聪明的做法。一九九三年元旦，王若望到总统府前参观了 升旗典礼。六点多钟，行政院长郝柏村来到现场。当他走到王若望面前时，郝柏村 停下来和王若望握手。六点半钟，李登辉总统来到现场，和王若望“不期而遇”， 双方进行了亲切的谈话。李登辉总统说：希望大陆同胞也能享受自由、民主、平等 的生活。王若望认为：台湾政府的首脑们对王若望的接见，表现了他们对大陆人民 血肉相连的感情和对大陆民主事业的关心。 一九九二年十月，王若望在《中国之春》上发表了题为《民运的三条最低纲领》 的文章，这是他在访问加拿大东部时的一篇发言稿，他说：“我建议的民运的三条 当务之急的最低纲领是：一、结束一党专政；二、开放新闻自由；三、给‘六四’ 平反、释放一切政治犯。”在谈到海外民运时，王若望说道：“大陆的知识分子对 待海外民运是很关心的，他们通过海外短波知道你们的重要的行动，你们的活动更 多的是给国内知识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可以告慰大家的是：你们在海外所化的 心血，辛苦没有白费，是有效的。”但是，也“应该承认：大陆来的朋友，灵魂深 处都有个小毛泽东的阴魂在作怪。我是共产党的资深党员，我身上的小毛泽东一定 更顽固，因此我们都面临着一个驱鬼附体的任务，那就是需要时时提醒自己，事事 检查自己，要培养从肉体到精神上浸透了文明的民主气息，这是一个长期的自我修 养的任务。”王若望在这篇文章里还提出了四条民运人士的行为规范，与诸位共勉 ，即：一、以平等精神尊重他人；二、不搞山头主义；三、排除小团体习气；四、 不患得患失，服从整体利益，顾全大局。 王若望于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五日在多伦多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他将于一九九三 年一月下旬在华盛顿举行的民联民阵合并大会中，出马竞选主席职位。他说：能否 当选主席将由选票决定，假如他真的当选，他将发挥与中共打交道数十年的经验，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争取民主运动进一步的胜利。他表示，他虽然现在已届 七十四岁，但觉得目前是他这辈子最幸福的年代，也是最光辉的日子，能够有今天 的自由，过往所受的磨难已经获得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