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精神长存 于大海 一九七九年初“北京之春”民主运动兴起时,我正在北京大学物理系读一年级。 那时,大陆政局在急剧演变,北京也和其他城市一样,处于兴奋状态。我和同学们 对刚刚出现的民办刊物都十分喜爱,觉得新奇、刺激。《北京之春》等刊物在北大 的大饭厅等地方一贴出,马上会被围得水泄不通。和我们住在同一幢楼里的王军涛 是《北京之春》的编辑之一,他的房间整天人来人往,简直象是一处“革命圣地” 。 一九七九年北京的春天冷得出奇,却给了我们许多人持久的希望和信心,令人特 别难忘。我和许多人一样,是在“北京之春”的感召下接受民主理念的。 《北京之春》的原发刊词指出:一九四九年后,中国“不仅未能超过帝国主义列 强,反而在人家身后步履蹒跚,徘徊不前。人们终于发现,原来这一伟大的民族却 穿着两只小鞋:一是蒙昧主义,二是专制主义。…中国要富强,一定要建成社会主 义的现代化强国,这是中国人民长期梦寐以求的理想。但是要大踏步地奔向这一伟 大的理想,必须打破现代封建主义和现代迷信的禁锢,逐步锻炼出社会主义民主和 现代科学的两条健腿。” 这段话,讲出了“北京之春”运动的核心论点。“文革”后,人们看清了中国的 落后。通过思索,许多人也认识到愚昧和专制是导致落后的“两只小鞋”,而科学 和民主是走向富强所需的“两条健腿”。尽管“北京之春”借用了一些中共常用的 说法(如“社会主义民主”),但它的基本诉求,无疑是政治的民主化。它所采取 的独立办刊物的形式,更使它走上了一条与专制制度决裂的不归路。 “北京之春”是一个极富理想主义色彩的运动,其骨干分子大都是抱着“国家兴 亡,匹夫有责”的情怀投入政治活动的,正气凛然,并未想到要出风头、捞实惠。 当时,“四·五”天安门运动刚刚平反,一些“北京之春”的参与者是很有些青云 直上的机会的。(王军涛只有二十岁,就已经当上了共青团中央候补委员。)但他 们在“利”与“理”之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许多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探索》主编魏京生已在狱中度过了十四个年头,他的战友、本刊的作者之一刘 青也曾入狱十载。在众多的民办刊物中,《北京之春》与中共高层的联系最多,但 日后的发展证明,它自始至中依然保持了真正的独立性。 “北京之春”的理想主义色彩,与中国的正统政治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孔子说: “政者,正也。”从事政治活动,目的不应当是获得权力和利益,而应当是伸张社 会正义,匡正社会风气。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用强力 征服和用名利引诱,即使是打着“仁”的幌子,也是不足为取的霸道。而用正义和 公理来感化,虽然也许会困难重重甚至陷于被动,却是我们应当追求的王道。先哲 们的教导虽然屡遭崇尚阶级斗争的中共的围剿,却仍然深藏于中国老百姓的心中, 并体现在了“北京之春”以及后来的八九民运中。对此,我们应当深感欣慰。 这些年来,民运、尤其是海外民运遭遇到很多挫折,我们为此需要深刻反省。民 运的危机之一,就是理想主义色彩的逐渐丧失。目前,民运队伍中拉帮结派、崇拜 “实利”和“实力”之风盛行,内斗的“斗志”十分旺盛。其结果,是民运的道德 感召力空前低落。民运的另一个危机,是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许多人整天把民主二 字挂在嘴上,却不能从民运的立场分析大陆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在行动中也不懂 得尊重别人的权利。这样下去,“民主运动”会慢慢由一个崇高、响亮的口号异化 成一个令人反感的空洞名词。 我们今天在海外重新出版《北京之春》,就是为了提供一个论坛,和大家一起寻 求民运的出路,将“北京之春”运动“推行民主政治,崇尚理想主义”的基本精神 发扬光大。我们相信,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新的、持久的“北京之春”终将会来 到。□ (《北京之春》九三年六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