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成长背后的远虑和近忧


于大海

 
  近几年，大陆的经济成长率一直甚高，令世人瞩目。分析其前因后果，实在很有
必要。
  经济学家一般认为，经济成长的主要原因，有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高效率，资本
的积累，以及技术、管理水平的提高和观念的更新。按照这个分析方法，从七十年
代末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显然是大陆经济高速成长的一个基本原因。废止
人民公社制度、实行承包制、允许乃至鼓励多种形式的所有制、逐步取消价格管制
等改革措施，使市场的力量得到发挥，从而提高了经济活动的效率。金融控制机制
的初步建立、利率的调整和外资(包括港、台资本和世界银行贷款)的引入，帮助了
资本的积累。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则促进了技术、管理水平的提高和观
念的更新。
  中共领导人声称，高速的经济成长证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优越的。实
际上，近年的经济发展，恰恰证明了社会主义的大失败。几十年的毛式社会主义，
大大压抑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大陆的人均收入落到了邻近国家和地区的几分之
一甚至几十分之一。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长，基本上只是部分地填补了实行社会
主义造成的差距。而改革开放的措施，大都是实行市场经济的邻近国家和地区早就
有的，与“社会主义”毫无关联。大陆近年经济成长所证明的，因而应是“掺入资
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比纯社会主义优越”，或是“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优越”。
  可以说，大陆今天是处于“资本主义(或曰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大陆只有承
认落后、虚下心来学习，才能顺利过渡到成熟的市场经济。当今西方国家的成熟的
市场经济制度是几百年不断摸索、不断改进的结果。市场经济制度为了保障公平竞
争，需要有关金融市场管理、税收、反垄断、避免公务人员利益冲突等的大量的、
复杂的立法，需要一支合格的公务员队伍，需要社会舆论的监督机制。在这些方面
，大陆面都临着繁重的学习任务。而仍然在自欺欺人、鼓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
中共，正在日益成为学习的障碍。
  中共领导人又声称，目前的高速经济成长证明“六四”镇压是必要的。实际上，
“六四”悲剧的发生不但暴露了中共为了保住权位不惜枪杀无辜的罪恶本质，也同
时证明了早日实行政治改革的必要。中共说，八九年民间提出了许多过份的改革要
求。但问题在于，中共在此之前根本未给民间提出政治制度改革要求的机会。假如
八六年学潮后，中共不是罢黜胡耀邦、开除方、刘、王，而是建立一条与民间沟通
的有效渠道，那么，八九年中共与民间要达成谅解、妥协就容易多了，“六四”悲
剧也就可以避免了。“六四”屠杀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对立。象南朝鲜的光州屠杀一
样，它是对今后社会稳定以及经济成长的潜在威胁。
  任何社会都存在着矛盾。在民主社会里，开放的言论和定期的、开放的选举提供
了缓解社会矛盾的阀门，使社会能保持动态的稳定。而专制社会使用的办法是强压
住矛盾、否认矛盾的存在。这往往使矛盾不断积累、激化，直至出现总的暴发，所
以，专制之下的稳定往往蕴育着动乱。在中共统治大陆的几十年里，我们经历过好
多个长久的压制导致动乱暴发的周期。不跳出这个周期律，大陆的任何发展、进步
都随时可能前功尽弃。
  经济的成长未必意味着社会的稳定。目前，大陆社会隐藏着很多尖锐的矛盾。最
大的矛盾，要数民众对社会不公平现象的不满了。民众对政府官员、高干子弟以权
谋私、化公为私不满，也对一些人靠敲诈、欺骗、贿赂而致富不满。少数民族地区
的离心倾向，也有所加强。化解这些矛盾的第一步，就在于从善如流，接受许良英
等民间人士的建议，开放言论，允许舆论对不公平现象进行揭露、批评。再下一步
，应是建立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制衡制度。近年经济的发展，为大陆进行政治改革
提供了优越条件。我们希望中共内部的改革派能适时与极权主义决裂，配合民间民
主力量实行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使大陆跳出周期性的政治动荡，也为自己确立一
个正面的历史地位。□
    (《北京之春》九四年五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