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属于民运 ——纪念八九民运五周年 于大海 五年前的八九民运，是历史的重要里程碑。八九民运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自由化。 中共继续推行自由化经济政策并在人权方面作出若干让步，其动因之一，就是要以 此遏制八九民运显示出的民间不满情绪。八九民运敲响了共产专制制度的丧钟，对 于东欧、苏联共产政权的垮台，起到了促进作用。六四屠杀再次暴露了中共的残暴 本质，使之丧失了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的合法性基础。而八九民运高举的“和平、 理性、非暴力”旗帜，则为中国今后政治转型的和平进行，打下了社会心理上的基 础。 八九民运也有许多教训值得汲取。民运参与者缺乏服从纪律、遵守规则的素养， 民运内部缺乏有效的决策机制，以及民运领袖人物在关键时刻表现出的有限的判断 能力，使民运未能形成一股更强大的力量。八九民运的口号中，缺少关系到老百姓 实际利益及鼓励中共内部的改革、开明力量站到民主阵营一边的内容。运动后期， 盲目乐观情绪造成了民主力量的不必要的损失。 对八九民运的批评，有些是没有道理的。有人说，民运的主张，会造成社会动荡 ，因而是不负责的。实际上，中国的广大民众和青年学生提出民主的要求，正是因 为中共几十年来给人民带来了太多的动荡、太深重的苦难。 现在流行的一个说法，是学生“割据天安门广场”是非法的，中共因而不得不镇 压。这个观点，应予驳斥。当代世界上，人权、民主已成为获得普遍接受的价值。 真正相信民主的人面对专制的中共政权，需要根据个人情况决定是否向专制挑战、 在何种程度上挑战，但他们对民运都会持赞同态度。虽然中共执政从来没有经过人 民以自由投票的方式认可过，基于中共是中国大陆的实际统治者，对于它制定的法 律、法规，我们并不一概主张人民去违反。在交通、货币流通等非政治领域，如果 没有了任何规则，社会就要付出巨大的、得不到补偿的代价。但是，中共还制定有 许多旨在践踏基本人权、维护其一党专政的所谓“法律”。刑法中有关“反革命罪 ”的规定，示威游行法中对示威游行的实际禁止，都是这种例子。在政治领域，中 共的地位从根本上是非法的。对它制定的侵犯人权的法律，人们完全没有义务遵守 。不但如此，那些敢于向这些法律挑战并为之付出代价的人，如魏京生、王军涛等 ，还应得到人们的敬佩。表面上，是魏京生等人违了中共的制定的法；实质上，他 们的行为符合公认的人权准则，因而是完全正当的，也是完全符合“主权在民”这 个最根本的自然法的。 中共常常违反自己制定的法律，与中共合法斗争的空间因而确实存在，但我们决 不能将自己限制在这个空间里。世界上的非暴力抵抗(或称公民抗命)活动，大都以 故意违反参与者认为不合理的现行法律为特征。从甘地抗议英国殖民统治，到种族 隔离时代美国黑人去规定不准他们去的公共场所，都是如此。对这种活动的是非判 断，应基于两点。第一，他们所违反的法律是否正当？第二，他们的抗争是否是非 暴力的，是否是尽量减小对社会的代价的？如果所违反的法律不正当，我们应当强 调的，应是改变法律，而不是对抗争者绳之以法。而如果他们的抗争同时是非暴力 的，则我们就应当支持他们、敬佩他们，并争取鼓足勇气加入他们的行列。八九民 运“割据天安门广场”，抗议的是中共对和平示威等基本人权的剥夺，采取的是和 平的方式，因而是完全正当的。 民联阵成立大会上的政治宣言讨论稿说：“中国向民主制度的过渡必须得到全民 族的理解和支持。但这决不是说，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依赖于持续不断的‘群众运 动’。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失控的群众运动对历史进程的负面影响的教训需要记 取。”这段话，铭刻着“精英民主”的印记。所谓“群众运动对历史进程的负面影 响”，指的不外乎是民众公开抗争丢了当权者脸面后，当权者不但予以镇压，而且 政策上更趋于保守、顽固。八六学运后胡耀邦失势、八九民运后赵紫阳下台都是这 种例子。问题在于，民主政治的精髓，就是不能由哪个唯一的中心“控制”社会发 展。专制政权都是作恶多端的。一个专制政权愿意实行改革，显示它有赎罪的愿望 ，是好事。而民众以和平的方式要求加快改革，则是与生俱来的权利。一个专制政 权镇压和平示威的民众，是旧罪上加新罪。它如同时收回改革，则是再加一层罪。 这里，对历史进程造成负面影响的是专制政权，而不是“群众运动”。 古人造字，以“正”“文”为政，表达了一种理想。孔子也说，“政者，正也。 ”正，就是正义、正当，用现代的标准来说，也就是尊重每个人的权利、政权以公 民投票表达的民意为基础。文，也就是八九民运所倡导的和平、理性、非暴力。靠 机枪、坦克垄断中国政坛的中共，完全背离了这个理想，而主张结束中共一党专政 的民运，才是正义的和负责的。□ (《北京之春》九四年六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