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担惊受怕，不如洗心革面 


于大海


  “六四”五周年前后，北京一片恐怖气氛。天安门广场上，武装警察和藏着对讲
机的便衣随处可见，人数比游客还多。想在广场表达对政治、对“六四”的看法的
人，立即会被带走。北京的异议份子有的遭到监视、尾随，有的被带到外地，有的
得到“不准出门”的警告。
  这种情形，极不正常。美国华盛顿的白宫前，只有很小一块空地，但几乎总是有
人在那里示威。如果是在一个有自由、讲人权的国家里，象天安门广场那样引人注
目而又不妨碍交通的地点，一定会三天两头有人来游行、集会。遇上“六四”这样
的历史纪念日，来示威的人就会更多。可在中国大陆，中共从未允许过民间在天安
门广场举行任何示威活动。按理说，“六四”已经五年了，官方和民间对“六四”
各有评价，大家本来都可以谈谈看法的。中共如果仍认为“六四”是“平暴”，也
该去纪念一下那些所谓的“共和国卫士”。可是，中共不但自己不敢谈“六四”，
也不准别人谈，一定要表现得好象五年前在天安门广场什么也没发生似的。邓小平
是靠“实事求是”的口号掌权的，而现在中共的做法却只好用“欲盖弥彰”来形容
了。近来，中共一再宣传说，目前大陆社会稳定，人们都在忙着赚钱，对政治已没
有兴趣。可是，“六四”这个“年关”到来时中共掌权者的紧张，说明他们自己也
不信这一套。
  中共的恐惧病，还有其他症候。不久前，王丹过生日，打算请朋友们来聚一聚。
这点小事，就把公安人员吓了一跳，因为他们看到老百姓聚到一起时，总是如临大
敌，担心有人要“图谋不轨”。公安人员又是调查背景，又是做思想工作，硬是把
王丹的生日冲了。后来王丹又因接受外国记者采访，遭到拘留。
  文学家周眉英去世后，家人因为准备开追悼会，也惊动了公安人员。他们找到周
的妻子徐晓，要了解情况。周的旧友刘青、北岛、胡平等人发去的一封完全没有政
治内容的慰问信，居然让公安人员大伤脑筋。他们最后提出了一大堆要求，包括要
徐将刘青等人的名字涂掉，否则不准开追悼会。出于无奈，徐晓只好答应了。(见本
期《北京之春》上徐晓的来信。)
  近来，中共表面上一直宣称允许、鼓励私营企业发展。中共官商为了获得外资，
需要打私营企业的幌子。那么，对真正的私营企业，中共是怎么想呢？不久前，一
位对中共的“内参”颇有研究的朋友，拿来了一篇最近登在人民日报《内部参阅》
上的一个中共政策制定者的文章。这篇文章说：“私营企业主作为剥削者，如果人
数越来越多，一旦形成一个阶层，甚至一个阶级，他们会逐渐形成自己的代言人，
从而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领域产生重要影响，甚至会导致政治
结构的质的改变。为了维护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有必要对私营企业主的政治要求
保持一定的警觉性。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经常调查研究，分析情况。对私营企业主
要加强教育和管理，把他们的政治要求引入健康的轨道。”这就是中共对私营企业
的真实想法。
  怕有人游行示威，怕有人悼念“六四”死难者，甚至听到有人提及“六四”也会
惊恐万状。不但如此，对有人过生日、开追悼会也怕，对中国人见洋人更怕。一方
面宣传经济的高速成长，另一方面，又害怕私营企业主“导致政治结构的质的改变
”。一个有五千万党员的统治集团神经如此衰弱，也算得一种奇观了！
  俗语道：做贼心虚。中共如此心虚，说明它内心里很清楚，它已因为作恶多端而
丧尽民心了。既然如此，中共如果明智的话，就应当向人民认罪、请求人民的宽恕
，或者至少先默默地搞点政治改革，以便将来得到些赎罪的本钱。中共目前靠高压
维持其统治的做法，无异于坐以待毙。而对中国每一个有一番抱负的人来说，自愿
为这样一个愚不可及的统治集团效劳不但在道义上说不过去，也同样不是明智之举
。□
    (《北京之春》九四年七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