溢美之词掩盖不住屠城之罪


于大海


  本期《北京之春》刊出了《第三十八集团军军史》中有关进京镇压八九民运的一
章。这本军史是中共官方所编，充斥着对事实的歪曲和对当局的辩护。尽管如此，
透过这份反面教材，我们仍可获得若干重要启示。
  《军史》对三十八军的歌颂，建立在北京发生了“暴乱”这个假设之上。然而，
大量事实证明，八九年北京并没有发生暴乱，学生、市民的示威游行一直是和平的
。中共当局出示的暴乱证据，都是中共血腥镇压激起的反抗。换言之，是中共镇压
在先，反抗行动在后。既然没有暴乱，中共军队进京的目的就只能是通过屠杀和平
示威者制造恐怖空气，以维持一个摇摇欲坠的专制政权了。三十八军的军官面对群
众的堵截，不去扪心自问，而是把群众当成敌人，并自鸣得意地“采取佯动迂回、
隐蔽前进、多路进发、高速开进等多种办法向北京集结”，实在十分可耻。三十八
军参与屠杀，不但不该歌颂，还应受到谴责和追究。
  按照民主社会里人们普遍接受的观念，政治权力的归属是应由选票决定的。武装
力量介入政争，是民主社会的大忌。连军人以个人身分参与政治活动，都要受到限
制。仅在极特殊的情况下，军人才参与国家的内部事物，如有时某地区发生灾祸，
政府会派军人前去救灾和维持秩序(防止有人趁火打劫)，以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国
内秩序的维持，是公安部门和警察的事。警察在维持秩序时，也要尊重每个人的权
利。象洛杉矶警察大打出手那样使用过分的强力，是要受到制裁的。军人的职责，
基本上只有守卫疆土、抵御外国侵略。即使在对外作战时，按照国际法和惯例，军
人也不可对平民使用武力。而使用机枪坦克屠杀本国的和平示威者(按《军史》的冷
酷描写，是“以堂堂之阵对付乌合之众”)，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天理所不容的。
  《军史》透露，八九年四月二十二日，也就是胡耀邦去世后仅一周，三十八军便
奉命进京“维护首都安定”了。由此可见，中共对于其专制统治的安危是极为敏感
的，从一开始就考虑到了动用军队的可能性。相比之下，北京的市民和学生就显得
太天真烂漫了。
  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强调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并进行了设立国家军委等
体制改革。但是，从《军史》透露的情况来看，“军队国家化”的目标远未达到，
中共军队依然是一支将维护中共统治放在第一位的“党军”。更确切地说，在一九
八九年，这支军队是为曲指可数的几个中共政治寡头的利益服务的，当了这几个寡
头的家奴。
  有人说，军人的天职是执行命令。这话在正常情况下是不错的。大敌当前之际，
无论对于是否应当参战，还是对于指挥者的决策是否正确、明智，都没有反复斟酌
的余地。但是，军人的天职，更准确地说，应当是守土护民。对于关系到军、民关
系的根本性问题，一个正直的军人应当进行独立的思考。对于非法或不正当的命令
，还应予以抵制。当年，许多德国官兵参与了对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大屠杀，
前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就是其中的一名低级军官。他们是奉了希特勒的命令的
，但这并没有使他们得以摆脱罪责。国际上追捕纳粹的工作，至今仍在继续。即使
不至于遭到法律追究，屠杀无辜也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和人们的鄙视。正如俗话所说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八九民运期间，对李鹏等人调兵镇压的决策，许多官兵是有所抵制的。《军史》
也承认说，“一些同志用善良愿望看待动乱(“动乱”在这里指的是前期的示威游行
)，以担心情绪对待戒严”。这句话表明，中共当局对军人的期望是，不要有善良愿
望，不要在乎戒严造成流血！可惜的是，抵制镇压的力量还不足以影响一整支部队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向当时的三十八集团军军长徐勤先表示敬意。面对巨大风险
，徐勤先不昧良心，抵制戒严令，站到了人民一边。徐勤先的名字，将垂于青史。
我们相信，随着民主理念的传播，中共军队中将出现十个、百个徐勤先。他们将和
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在未来的民运大潮中将一党专政抛入历史的垃圾堆。□
  (《北京之春》九四年八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