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人口要靠经济杠杆 于大海 联合国在开罗召开人口会议，使人们再度关注起中国的人口问题。本期《北京之 春》载有王若望对“一胎化”政策的评论，值得一读。 本世纪世界人口高速增长，使得许多人担心地球的生态将失衡，资源将用尽，大 灾难会随之降临。这种担心有其道理，但有时言过其实。人口高速增长本身，就是 医学进步和营养、卫生条件改善的结果，标志着人类生存本领的飞跃。直到现在， 人类扩大生产的速度仍然堪与人口增长匹敌。连通常被认为是越用越少的“资源” ，也随着技术进步得到了扩充，比如核裂变发电的推广已使一些重元素成了石油的 代替物。将来核聚变发电技术成熟后，海水里取之不尽的重氢还会成为人类新的能 源库。 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写道：“中国的人口众多是 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毛泽东说 “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是没有根据的盲目乐观，但他说“生产”(准 确地说应是经济发展)可以化解人口压力，则并没有错。可惜的是，毛泽东理解的“ 生产”，是由中央计划主导的生产，再加上“合作化”、“大跃进”之类的蛮干； 由于搞公有制，老百姓的聪明才智得不到发挥，国民经济失去了动力，停滞不前。 更可惜的是，由于中共搞极权和人治，在毛泽东主政的近三十年里，权力斗争此起 彼伏，中共领导人总是在忙“革命”，很少顾得上生产，使得已经国有化的经济事 实上处于没人管的状态。最可悲的是，中共为使其专制统治万无一失，全面毁弃了 传统的文化和社会组织，并反复整肃知识分子，造成了人口素质的下降和道德的沦 丧，也使发展生产失去了许多基本的条件。 中共的辩护士将经济落后归因于人口太多，是为了愚弄百姓、推托责任，其用心 是险恶的。中国经济发展落在邻近国家和地区后面的真正原因，是专制制度和中央 计划体制。日本、台湾的人口密度远高于中国大陆，增长率也不低，但经济的发展 就快得多。 既然“生产”不能快速发展，控制一下人口增长也是个维持平衡的办法。可是， 由于有毛泽东“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的金口玉言，中共当局曾长期鼓励多 生多育。由于缺乏言论自由，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等人的不同意见，遭到了无情的 压制和批判。 毛泽东死后，中共又从一个极端摆到另一个极端，全面推行“一胎化”政策，并 使用了强制堕胎(包括晚期堕胎)、强制施行绝育手术等一系列惨无人道的强制手段 。对生第二胎者，还以开除公职、收回住房、吊销营业执照等方式加以惩罚。这些 做法，显然是违反基本人权的。 随“一胎化”政策而来的是一种令人发指的罪行：杀女婴。西方记者对此有许多 可靠的报道。可是，大约是为了防止计划生育政策受到“干扰”，中共对杀女婴现 象的广泛存在一直矢口否认。既然不承认，当然也不会去追查凶手了。说中共是杀 女婴的凶手，是一点也不过分的。不少人计算过中共到底欠下了多少人命债。他们 不应忽略的是，还有数以百万计的无辜女婴被计划生育政策害死了！ “一胎化”政策还造成了许多其他社会问题，如杀女婴及有选择地对女性胎儿堕 胎造成的男女比例失调，独生子女的教育，和今后人口老化、社会中的青壮年人负 担过重等。 人口增长过快，确实有可能阻碍经济发展。中国大陆的人口，也确实需要加以控 制。但是经验表明，政府是可以在尊重基本人权的前提下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的。 首先，政府可以进行关于计划生育的教育和辅助。这包括介绍生育和避孕的知识， 宣讲生儿育女带来的责任和负担，以及提供免费的避孕用品等。中国现有的国家计 划生育委员会及其下属机构，似乎就可在停止任何强制性行为(包括强制推行“一胎 化”)后，改造成为一教育、服务机构。 其次，应进一步取消社会主义的大锅饭。曾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拜克发现，人 们在作出生育的决定时，也要权衡效益(子女带来的快乐和心理上的满足)与成本(抚 养、教育等方面的费用)。中国的生育率偏高的原因之一，正在于生儿育女的个人成 本偏低。多年来，城市中每个人都能得到一份受到政府补贴的食品定额，许多单位 设有免费的托儿所、幼儿园，家长不必为子女找工作操心，上学(包括上大学)一律 免费，连分配住房也要考虑家庭人口的多寡。在农村，孩子长大了，一定可以分到 一块地。这样，谁会不想多要孩子呢？近年来的经济改革，尚未彻底改变这种不合 理的刺激机制。所以，经济的进一步市场化不但会促进经济发展，也有助于放慢人 口增长。 教育辅助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大约已可有效控制住人口增长了。如果仍不行， 则可考虑使用更直接的经济机制。一些西方国家(如加拿大)为加快人口增长，实行 了奖励生育的政策。在中国，为限制人口增长，可采取大致相反的措施，比如可适 当收取子女教育费。不过，应当注意的是，这种措施不应是惩罚性的(因而也不应叫 做罚款)，因为多生孩子并不是一种过错。更理想的做法，是在改革税制的基础上， 通过调整税收规则影响人们的生育行为。□ (《北京之春》九四年十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