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金色冒险号”难民 于大海 六月六日，近三百名福建人乘“金色冒险号”偷渡船抵达纽约。由于偷渡船搁了 浅，人们纷纷跳水向岸上游。结果，有十一人被淹死，尸体浮上岸来。其余的人大 部分当即被美国警方抓获。消息传出，引起美国舆论界的轰动。许多人认为这些偷 渡客属于经济难民，是为了赚钱才跑到美国来的，美国没有义务收留他们。那么， 难民自己怎样说呢？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媒体竟未加报导。 设法与难民取得联系 有人把偷渡难民称为“人蛇”。其实，偷渡难民也是有血有肉的人。耶稣说过， 帮助社会上最弱小的成员，其功德等于是在帮助天父。出于对他们的同情和关心， 我和《北京之春》的同仁反复打听了他们的下落。最后，终于有了结果。我们了解 到，“金色冒险号”上共有二百九十一名难民，除了确认死去的十一人外，有二十 人被关在纽约市，有四十八人被关在宾夕法尼亚州伯利恒市，有约一百一十七人被 关在宾夕法尼亚州约克市，有四十五人被关在弗吉尼亚州温彻斯特市，还有约二十 名妇女被关在路易斯安那州新奥良市。其余的人，有的是被美国政府分开严管的“ 蛇头”，有的是已被释放的少女，有个别人已获得了政治庇护，还有一些下落不明 的人，估计他们不是被海浪卷跑了，就是游上岸后逃入了美国社会。 我和薛伟去看望了关在纽约的施鹏飞、姜爱革等人。他们是关在靠近中国城的移 民局监狱，他们二十个人和另外约二十个其他犯人同关在四楼的一个大房间里。他 们每天有机会到健身房活动，但无法晒到太阳，也从未离开住的这幢楼。移民法庭 就设在一楼。 因为他们身处纽约，来看他们的人较多，他们的律师，有的是由亚美律师事务所 安排的义务律师，但多数是亲友花钱请的。这些律师，看来大都很能干。 其他几个城市里，数地处理海谷的伯利恒离纽约最近。薛伟找到伯利恒监狱的电 话号码后，我给狱长挂了电话，说我是中国学生，想去看看难民。狱长告诉我，只 有难民的亲戚、朋友才能来。我于是又说，我也是《北京之春》的主编，有兴趣采 访难民。狱长说，他可把《北京之春》列在愿采访难民的媒体名单里，如有难民见 到名单后想接受《北京之春》采访，他们可向狱方提出，再由狱方和《北京之春》 联系。我感到这样把握不大，就在寄《北京之春》给难民的捐款支票时，附上了几 本杂志请狱方转交给难民，杂志里还附了一张条子，告诉难民怎样打由《北京之春 》付费的电话。 几天以后，就有难民来电话表示愿意接受我们采访。他们说，他们处境非常不好 ，也许很快要被送回中国，大家在失望之际，正准备绝食抗议。我和薛伟赶紧劝他 们不要急着绝食，并请他们向狱方提出愿接受我们采访。 十六名难民接受《北京之春》采访 随后，我从狱长处得知，已有十六名难民提出愿接受我们采访。八月三日，我和 薛伟一道，到伯利恒市的监狱看望、采访了关在那里的难民。接受《北京之春》采 访的十六名难民是：王金盛、张能唯、赵汝协、陈奋豪、江德水、卢绪永、郑敬琼 、董依琛、林在清、陈学点、陈新强、林茂疆、叶松、林福金、蔡义信、蔡建富。 他们都是福建人，文化程度由小学到高中不等，职业以种田为多，也有工人、裁缝 、美容师等。年龄最小的陈学点只有十七岁，年龄最大的是江德水，四十三岁。接 受采访前，他们先按照狱方的要求签署了同意书。 我和薛伟首先表示，外界关于他们的传说很多，但还没有听到他们自己的说法。 我们来，就是为了给他们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把心里话讲给广大在美华人听一听 。同时，也想了解一下他们需要哪些方面的帮助。 难民们纷纷表示，他们偷渡来美，并不象外界所传的那样，纯粹是为了赚钱，还 有关键性的政治原因。讲到心酸处时，他们常常声泪俱下。下面，就让我们听听几 位难民的亲口诉说吧。 林在清：提出异见遭软禁 我叫林在清。我知道有些华人认为我们来了之后给社会增加压力，甚至丢了他们 的形象。但是他们也许不了解我们政治的背景，不知道我们在中国是生活在神么样 的环境下。我们辛辛苦苦干一年，粮食说上交就上交，拿回来的只是一张白条。我 们在海上飘泊，一天喝不到一口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辛酸的故事。我们中国 就是政治不好，如果象美国这样的话，大家也不会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来到这里。 在美国，打死一个人都不到枪毙，中国想多生一个孩子都要坐牢，这两个国家人权 差了多远。 我们大部分都受过中共的迫害。我自己当过兵，因为早生和回家结婚没有告诉部 队，被取消考干资格。按道理我是海军，回来后政府应该给我安排工作，可他们什 么工作都没给我安排。乡政府那里要电工，可他们不但不给我安排，还把自己的子 女安排了进去。八九年我参加宗教活动，他们又不让我参加，说我参加宗教活动不 利于共产党的形象。还有一次在乡政府开会，选举乡书记，我因为讲了对计划生育 政策和选举方法的不满，被关在乡里软禁了几个星期。在这种状况下，我才想离开 这个国家。 陈学点：纪念“六四”三周年被发现 我来自福建长乐县。我初中毕业考师范学校时，名额被村长的儿子占去。我知道 后到他家去讨个公道，却被揍了一顿。我动手反抗，他父亲就要抓我。九二年我和 朋友一起去乡政府门口纪念“六四”三周年，因此遭到通缉，我父母急忙帮我联络 了老板，叫我赶快外逃。 董依琛：曾参加八九静坐示威 我叫董依琛，我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迫害，也是六四运动的参加者。我们那里的 规定，第一胎是男孩，就不许生了，第一胎如果是女孩，经过五年后，还可以申请 再生一胎。但我是生了三胎，前两个是女儿，是一年一胎。我们生了第二胎后，乡 政府叫我们结扎。当时我们市在其他县做养殖工作，因为这几年改革、开放，我们 承包了一块地盘，砌起来一个水池，养对虾、鳗鱼这类东西。我把老婆也带着去了 ，后来就又生了一个男孩。政府知道了，就到处抓我们，把房子拆掉了，所有的东 西都不见了。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办法，我就跑了。因为他们好几个人到我家去抓 过我，我怕坐牢呀。八九年六四运动时，有一位老师曾经带我们在火车站静坐，虽 然共产党没有抓我，但警告我只能在本地活动，不能再走远。后来我逃走以后，听 说他们拿我做一个典型，好象我什么都和政府过不去，六四运动也参加，计划生育 政策也不遵守。我知道这个情况就出逃了。在亲友的帮助下，九一年九月份我坐福 州的货船到了泰国，到泰国后在老板，就是蛇头的安排下，在房子里关了一年多。 因为老板说我没有身份，出去会被抓。九三年二月十四号就从泰国坐船出来了。 蔡义信：妻子被强迫堕胎 我叫蔡义信，我出生于天主教的中等家庭。我九一年一月跟我相爱了两年多的爱 人结婚，同年十二月生下我的第一胎女儿。我到乡政府办结婚证和孩子出生户口时 ，乡政府以种种理由不让我办。九二年七月底，我妻子经过尿验检查，发现又有身 孕。我父母就叫我妻子躲在家里，不要出去。因为中共那时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强制 分配每个行政村、行政乡要抓多少人，如果被人告密或者被人发现，马上就会来抓 人。 九三年一月，我妻子已经怀孕六个多月，肚子已经很大了。一月五号那天晚上， 我不知道怎么样，反正心情很乱，那天又没月亮，天黑黑的。后来，不幸的事情发 生了。在半夜，计划办工作人员，五个人，拿着电棒、手铐踏们而入。因为他们怕 人跑掉，所以他们半夜来。他们五个人准备把我妻子强迫带走。我父母、我奶奶、 我姥姥都是天主教信徒，他们认为孩子是无辜的，反对堕胎。我上去跟他们讲理， 可是，那些计划办人员如虎似狼，他们拿起手棒，准备打我。我在读书的时候受过 法律教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要有正当防卫，他们又没有搜捕证，所以我就 和他们对抗，拍了他们其中一个人手臂一下。他们五个人就一起把我铐起，抓到乡 政府，关了三天。这三天不是人过的日子，我遭尽了种种毒打，出来的时候，整整 瘦了一圈。被他们打，还不如被狗咬啊！象我们这样的平民百姓，根本没有地方申 冤。 给我更大打击的是，我出来后才知道，我妻子已经被他们强制堕胎了。肉体上受 迫害，人还活着。给我最大打击的是，我妻子被他们强制堕胎。因为我们家信天主 教，天主教反对堕胎。我父母，特别是我母亲，信教非常诚挚，她哭得死去活来。 那几天，我们全家，好象天塌下来了。后来，过了两天，他们又说我第一胎女儿是 早育，要罚款一万元，而且说因为我违反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吊销了我开店的营 业执照。他们总以最大的罪名压在我们平民百姓上。我受到种种迫害后，跟我妻儿 到处躲藏。因为那一万元罚款我认为不合理，没有交，他们说我拒绝交罚款，又与 计划办人员发生过冲突，妨碍计划办人员执行公务，到处抓我。 我躲了差不多一个月后，亲戚朋友帮我联系了投奔去美国。九三年二月三号，我 从福州出发，经过七天爬山越岭，从昆明、缅甸过来，到了泰国。到泰国以后，过 了几天，二月十四号，老板就把我们带上这个船到美国。 林茂疆：参加宗教活动遭骚扰 我叫林茂疆，在家里是工人，受到领导的压迫和欺诈。我的家庭是一个基督教家 庭，父母都是教徒。我小的时候，我父母没有办法上教堂，都是偷偷摸摸在家里聚 会。但是村干部到处找，到处抓，不准聚会，后来才好了一点。我也每个星期都要 到教堂去做祷告。但是工厂里以各种理由不让我去，扣我的奖金，而且还侮辱我， 打骂我。我不满中共的贪官污吏，所以就出逃，投奔美国的民主、自由。 法庭上缺少辩白的机会 对他们的故事的可信度，人们可能会有不同的评估。即使故事可信，也还未必够 得上获得政治庇护的标准。但这些难民目前面临的问题，是他们没有机会把他们的 故事讲给美国法官听。他们的政治庇护申请，是一些义务帮忙的当地律师帮助提出 的。这些小镇上的律师大都没有办理政治庇护的经验，他们花在难民身上的时间也 特别少。有的律师在代表难民出庭前，根本未和难民见过面。在法庭上，语言障碍 也很严重，一些翻译员水准很差，弄得法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有的翻译员还有 很恶劣的态度，如有一位曾对难民说，打了胎再怀不就行了，有什么难好避，你们 到美国来丢了中国人的脸，早点回家算了。 在这种情况下，律师在法庭上往往只能笼统地说几句大陆人权不好。法官听后， 往往说这不是给予政治庇护的充分理由，并立刻判决递解申请者出境。整个出庭过 程，大都只有几分钟。当然，难民被判决递解出境后，还有上诉的机会，但如果律 师和法官依然轻率地处理上诉，可能很快就会有难民用尽上诉的机会，真的被遣送 回大陆。还有些人至今没有律师，完全不知道该怎样出庭。 运气不佳，面临被遣返的命运 过去，到美国后宣布申请政治庇护的人大多数马上可以获释并取得工作许可。也 有不少偷渡船不声不响地进了美国，上面的偷渡客也就开始了在美国非法打工、赚 了钱还债的艰难但却自由的生活。“金色冒险号”难民的运气却特别坏，他们到美 国后马上被警方发现了，而且由于新闻震动太大，美国政府破例将他们关押到偏僻 的地方，以警告想步其后尘者。 我给纽约律师协会帮助他们的律师打过电话。据他们讲，现在美国对这些难民， 是在进行不准入境的法律程序(exclusion proceedings)，因为移民局认为他们大都 是被美国警方从船上带下来的，并没有自己进入美国国境。因此，他们的法律权利 特别少。那些能证明自己是游上岸后呆了一呆才被警方抓到的难民，则也许能进入 驱逐出境的法律程序(deportation proceedings)，他们的权利会多些，说不定能得 到保释。我不懂多少法律，只是觉得这种区分玄得很，似乎没什么道理。“金色冒 险号”是在美国海岸撞滩的。进了美国的领海，怎么还不算进了美国？我给一些国 会议员和司法部、国务院的官员写了信，希望美国政府能依照惯例，放“金色保险 号”难民出狱。 难民们也讲述了他们几百人乘一条破船飘洋过海的惊险历程。他们上船前，都向 亲友借钱付了头款给蛇头，其数目由几千到一万美元不等。余下的一大半，他们本 当在到美国后赚了钱还，但据难民们说，由于蛇头没有把他们送到目的地，假如他 们能获释的话，他们倒是不必再向蛇头负所欠的偷渡费了。从亲友那里借的钱，当 然还是要还的。假如被遣送回国，则他们不但白白欠了亲友的钱，白白在海里飘流 了几个月，还可能被官方以偷越国境的罪名罚款一至五万元人民币，有的甚至会被 判刑。所以，有的难民发狠说，宁可死，也不回去。 心境不畅，急需安慰和帮助 被关在伯利恒市监狱的四十八名福建难民，都住在一个大约十米见方的大房间里 。房间的一边摆满了双层铁床，另一边是活动空间，摆有电视、乒乓球台等。由于 愿接受采访的难民较多，狱方破例让我们到他们的房间里去采访。由此，我们得以 拍摄他们的生活录像。八月五日《北京之春》举办关于此次采访的记者会时，这些 录像成了抢手货，台湾的中视、华视、台视以及美国、德国的电视记者纷纷前来索 取。 有几个难民反映夜里因为心事重重睡不着时，会肚子饿。但总的说来，他们的生 活条件还过得去。他们每天放风两次，放风时可在草坪上打球、举重。我在监狱时 ，被请到牙医那里给难民充当临时翻译，我发现监狱的医生、护士对难民相当耐心 ，监狱的医药条件也很不错。他们最大的压力是心理上的，即担心会被遣送回大陆 。他们通过《北京之春》发出了一份呼吁书，希望各地的华人能理解他们、帮助他 们。 约克监狱的难民进行四天绝食 约克监狱关的难民最多，但因为远，我们一直没有机会去，只是与难民取得了电 话联系。他们的基本情况与伯利恒的难民差不多，最大的苦恼，也是没有足够的机 会把自己的故事讲给法官听。在绝望之中，八月十八日，一些难民开始绝食。八月 十九日，拒绝进食的难民达到一百多人。他们主要是要求移民局从宽审理他们的政 治庇护申请。 这次绝食行动完全是自发的，没有任何预先准备，以至直到八月十九日，外界才 有人听说。绝食提出的要求不明确，他们对后续行动也毫无计划。 我听到绝食的消息后，赶快设法予以劝阻。我感到他们不是处于广受同情的地位 ，对美国社会及其法律程序的了解又太少，未能提出恰当、具体的要求。在此情况 下进行绝食，恐怕无济于事，说不定还有副作用。而且，现在毕竟还没有到很快会 被递解出境的时候。但难民中有一些“强硬派”，他们说，不获自由就不停止，并 说，不坚持下去就是丢祖宗的脸、丢中国人的脸。我怕他们也会象八九年天安门的 激进派那样主导事态的发展，便反复解释为什么他们的要求不切实际，并说，既然 他们声称相信民主，他们就应尊重多数绝食者的意愿。为了使绝食较为体面地结束 ，我表示愿意帮助转发他们的有关说明。我也和监狱长通了电话，他表示愿向费城 的移民局负责人反映难民的意见，愿再次去看望、安慰绝食难民，也愿在绝食结束 后，给难民改善一下伙食。经过我和许多人的劝说，难民们终于在八月二十一日夜 同意了恢复进食。 一百多人进行绝食，这在美国的土地上恐怕是前所未有的。但这次绝食却并未引 起太大的震动。这再次说明这些难民处境之窘迫。我担心，如果这些难民得不到较 多的关怀和安慰，他们可能会再次采取类似的行动，演出一场大悲剧。 有人曾说，蛇头早已教好了难民如何申请政治庇护。我得到的印象是，蛇头并没 有怎么教，至少是没有教好。有位律师告诉我，一位难民在法庭上说，他其实不想 要第二胎，但他的父母非让他要。律师说，他这一说，好象迫害他的不是中共当局 ，而是他父母了。又有一些难民，总是强调村长、乡长怎么坏。这当然也够不上政 治庇护的理由：村长、乡长坏，你可以向县长、市长告状，也可以跑到村长、乡长 好的地方，何必一定要到美国来？这次约克的难民在关于绝食的声明中，又有类似 的误会。声明总是说要求把“我们这批人”怎么怎么样，而事实上，美国是一个强 调个人的国家，庇护申请都是个案处理的。 中共要为难民潮负责 与这些难民打交道，令我感慨万千。我在香港、泰国等地见到过不少大陆难民， 也了解澳大利亚几万中国学生为取得居留权所作的努力。中国大陆成了难民源，是 政治专制、经济落后所至，统治大陆四十多年的中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难民本身是值得同情的。看来，他们多半是所谓的“混合难民”，出逃的原因有 经济的，也有政治的。他们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方式也许不甚可取，但他们并无害人 之心，而只是想在自由神的庇护下用自己的劳动来创业。美国的《独立宣言》不是 把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说成是每个人不可予夺的权利吗！海外华人的祖先， 许多是被当做“猪仔”运出来的，但他们为后代的成功创造了条件。我们许多人， 包括我自己，也都是身无分文地来到美国的，刚来时也出过不少洋相。所以，对偷 渡来到美国的难民，我们应当替他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尽量帮助他们。大陆有的 人挤公共汽车很有本事，但他挤上去以后不是往里走，而是堵在车门那里不让别人 再上。这样的人有时会获得车里人的赞许，但却实在是凭着自己的腰圆膀大夺去了 车下人的机会。这样的人，我们不能学呀！□ (《北京之春》九三年九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