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辛酸漫长的逃亡路 于大海 柳帧才 一、会有“台湾通道”吗？ 伟大的八九民运撼动了中共的专制统治，却不幸功亏一匮，最终在血泊中划上了 休止符。“六四”屠杀后，许多民运分子被迫踏上了看不到光亮的亡命之路。他们 当中，有不少很快就被中共拿获了，但也有许多人在群众的掩护下逃到了海外。被 称为“反共基地”的香港，成了逃亡者最重要的中转站。经香港逃到海外的民运分 子，不下几百人。对于中国民运，香港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再有两年多，香港就要挂上了五星红旗，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地盘了。想再 经香港出逃，将比登天还难。那么，到那时，能有别的逃亡通道吗？比如说，—— 台湾？ 世界在变，台湾也在变，而且变得很快。几年后台湾会变成什么模样，谁也猜不 准。不过，近年来一些民运分子在台湾的经历，对于我们把握台湾朝野对民运分子 态度的变迁，会多有裨益。下面，就让我们看看几位民运分子的经历吧。 二、四个逃亡者偷渡抵台 八九年北京屠杀后，郭承东被迫出逃。他是公安部通缉的山西省重点人物。在三 年多的亡命生涯中，他有一次成功地逃到了香港，但几天后即被遣返了。不幸中的 幸运是，他居然得以又一次从警察的掌握中逃脱。逃亡香港的惨痛经验，并没有使 他失去再次偷渡的勇气，因为这是他回复正常人生活的唯一途径。这次，他挑选了 更艰难的逃亡之路，将目光盯住与福建隔海相望的宝岛。九二年九月十日，郭承东 逃抵台湾。 受到中共政权迫害、欲寻求台湾政权庇护的，并不仅仅有郭承东。张国忠和王敬 是一对未婚情侣，他们也认准了台湾。实际上，他们已经有过一次逃亡台湾的经验 ，但被失望地遣返回了大陆。张国忠因此被劳改队改造了一年零四个月，王敬则由 于押送中机灵地溜走了，才幸免劳改一劫。即使有了这个经历，他们出于对台湾的 信心，仍然决定再次逃往台湾。九二年九月十二日，张国忠、王敬再次逃抵台湾。 尹进，一个在中国监狱蹲了三年，并留下一身伤病的硬汉子，也从福建下海了， 并于九三年七月二十六日逃抵台湾。象郭承忠一样，尹进曾经成功地逃到香港，并 被香港同样成功地遣送回了大陆。这个原《海南日报》的记者此次下海前，不仅有 大丈夫一去不返的决心和气概，还作出了一个十分明智正确的决定：他把他的行动 通知了海外的友人郑义。九三年六月七日，尹进在海外的一位友人收到他发自大陆 的一封信。尹进在信中隐晦地说，他身体又不大好，而且好象比上次还厉害，想“ 去外地休养”，将从福建出发。若得不到他的音讯，“就肯定是住院啦！”这位友 人立刻将消息转告了郑义、北明夫妇。 关于这四个人的故事，《北京之春》第七、八期合刊曾发表过罗蒂的文章。这里 ，我们对事情经过作更详细的介绍。 这四个人当中，郭承东、尹进的身分是很容易查明的。郭承东因参与八九民运， 曾被中共在八九年六月二十三日的《山西日报》上公开通缉。在八九年八月十八日 的《山西日报》上，尹进也被称为“省公安厅通缉的煽动动乱的犯罪分子之一”。 在友人的协助下，尹进的一篇答记者问、两篇对当局的起诉书还得以在《中国之春 》九三年一月号上发表，同时发表的还有尹进参加八九民运的照片，而《中国之春 》早就被中共当局定性为“反动刊物”，主办《中国之春》的中国民联也早就被中 共当局定性为“反动组织”了。张国忠、王敬的身分虽然较难得到证明，但他们的 叙述大致可信。 三、中国人权协会伸出援手 人性中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在专制的社会里，一切由政府强制包办，人 性中善的一面缺乏表现机会，政府不管的事情也不会有别人去管。而在自由的社会 里，人们自行决定是否行善、在哪方面行善，因而，善行能得到彰显，政府不管的 事情社会上也能有人管。 台湾是一个相当自由的社会，有各式各样的民间组织。十分关心大陆民运和人权 状况的“中国人权协会”，是其中之一。郭承东等人抵台后，人生地不熟，对有关 规定更不了解。可幸的是，中国人权协会向他们伸出了无私的援手。人权协会通过 各种渠道询问郭承东等人的境况，并反复向政府部门呼吁：不要急于作出遣返的决 定。人权协会秘书韩若梅小姐在一篇题为“谁关心在台湾的柴玲、吾尔开希”的文 章中叙述了郭承东等三人(那时尹进尚未抵台)的遭遇。她说：“彼等满怀兴奋与期 许之情，向当地警察机关自首，表明其寻求政治庇护意愿，谁知却在拘留中心一待 就是八九个月，迄今似乎仍命运未卜。看到他们时时为着是否会被强制遣返大陆而 担心、受怕，却又完全不得外界有关彼等处置的讯息，这种无语问苍天的内心煎熬 ，岂是生活自由自在的平常人所能体会的？” 韩若梅接着说：“我深切盼望有关单位对这些追求为人基本权利的中国同胞们， 多几分同情，多几分人道考量。……他们也是人生父母养，他们也受有高等教育， 原本也可拥有美满的家庭。他们也象你、我一般希望向人生更高的境界追求。但是 ，为什么当他们鼓起勇气选择了颠沛，我们却让其流离，当他们选择了光明，我们 却还其黑暗？而我们满可以给他们希望，为什么偏偏要让他们绝望？”同胞之情， 溢于言表。 四、现行法规堵死了庇护之路 可是，按照台湾的现行法规，大陆民运分子要在台湾取得政治庇护，几乎是不可 能的。有关的规定，主要是依据《两岸关系条例》制定的《大陆地区人民来台定居 或居留许可办法》。这个《办法》的第五条规定：“领导民主运动，有杰出表现之 具体事实及受迫害之立即危险者，得申请在台居留。”。但《办法》第八条又规定 ，对非法入境者，不予许可。这一补充规定，等于堵死了真正需要政治庇护者的路 ，因为他们多是处在逃亡之中，根本没有可能合法进入台湾。 韩若梅代表中国人权协会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到处呼吁，奔走在法务部、陆委会 、靖庐大陆地区人民新竹处理中心(一处偷渡客收容所，郭承东等人被关在这里)和 各级政府机构之间。她讲述，她恳求，她辩解这条法律的荒谬和不近情理。她得到 了许多官员和相关人士的理解同情，但是，那条法律象一堵坚实的墙堵绝了政治庇 护之路。虽然后来政府表示愿意协助郭承东等人前往第三地，韩若梅仍然十分担心 和感到无能为力。她觉得，如果政府觉得没有前往第三地的可能，很快就会遣返他 们。 五、“中国人权”发动国际救援行动 在一九九三年夏季的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上，韩若梅见到了“中国人权”的执行 主席刘青。她连寒喧都没顾上，就交给了刘青一个厚厚的档案袋，里面是郭承忠、 张国忠和王敬的资料。韩若梅对刘青说，这是你们大陆的民运人士，你们在海外看 看能够做些什么吧。 维也纳大会结束后，“中国人权”立刻开始处理这件事。第一件要做的事，是独 立核实郭承东等人的身分。郭承东的身分很快就核实了。可是，在经过相当的努力 之后，张国忠和王敬的材料仍只得到部分核实。“中国人权”研究后认为，任何一 个民运参加者逃出大陆寻求庇护，都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帮助张国忠和王敬的事 也确定下来了。 经由“中国人权”进行联系，国际人权组织如亚洲观察立刻投入了救援工作。“ 亚洲观察”执行主任申妮以她丰富的人权工作经验，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卓有成效的 建议。于是，思路和办法很快就明确下来了：首先要促使台湾政府保证不遣返，然 后通过各种渠道寻找同意接受他们的第三地。 随后，“亚洲观察”和“中国人权”纷纷向台湾陆委会、外交部、法务部和其他 相关部门致函，要求不遣返郭承东等人，并在生活和居住管理等方面给予照顾。美 国政府对这几个逃亡者的命运是关注的，但是美国政府不便直接向台湾政府交涉。 这时，一位原驻台湾且和台湾有良好关系的美国大使出现了，他的私人信件飞往台 湾一些至关重要的政府部门和官员手中。大约也是这个时间，国际特赦等人权组织 ，也发布了有关这件事的消息和看法。在这种情况下，台湾政府很快作出了反应， 首先就给“亚洲观察”回了函，保证暂不遣返。 美国政府在为逃亡者做了不少事之后，在是否接受他们来美国避难上，却不畅快 了。国务院最初表示可以考虑，但随后又说，其他民主国家也应该分担一些，真没 有接受的国家时，美国再考虑。不过，与另外一些国家比，美国还是给与了最多的 帮助和热心，日本等国家只是简单拒绝了。 六、生活境况获得改善 抵台后，郭承东等人虽然反复声明自己的民运背景，还是被关在了靖庐处理中心 。这是集中关押大陆偷渡者的地方，生活条件相当简陋。最令郭承东等人苦恼的， 是他们在这里的生活缺乏尊严。郭承东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说：台湾“似乎真把这 些人视作‘中国政治垃圾’了”。 九三年七月，郑义、全美学自联副主席时和平、“中国人权”执委会成员张华洁 参加了“台湾之旅”活动。他们到台湾后，为郭承东等人的事专门拜访了法务部长 马英九、陆委会副主任委员焦仁和、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副秘书长明居正和立 法委员李庆华等。在靖庐处理中心，他们看到郭承东等人与其他难民混在一起，心 中颇多感慨。(九三年八月，学运领袖吾尔开希也去看望了郭承东等人。)他们当中 ，郑义也有过逃亡经验。他和妻子在大陆东躲西藏数年后逃到香港，虽然未被关在 处理中心那样的地方，但也有一段时间不能随意走动，不能随便对人说话。他懂得 这种状况下的焦急、疑惧和委屈。为改善郭承东等人的境况，郑义和时和平、张华 洁等人一起，积极进行了联系、游说。经过努力，大陆灾胞救济总会表示，只要政 府放人，在等待期间，可以由救总负责生活住宿等问题。但是，由于有关法律的限 制，做到这一点并不简单。 其实，台湾也有不少人在为此同时奔走呼吁。最热心和感人的，要算韩若梅小姐 和后来接替她担任中国人权协会秘书的卢明然先生。他们不仅是执行总干事徐培资 先生的指示，更投入了自己的热情和同情。李庆华先生也频频施压，在立法院提出 这一问题，还通过新闻媒体施加压力。许多政府官员也非常热心，做了不少实际工 作，陆委会陈政三科长就是其中的一位。不过，台湾也存在着大量的冷漠麻木，还 有很强大的遣返舆论。与之相比，热情帮忙的人，就显得太少一些了。 九三年九月初，法务部、陆委会、大同盟、中国人权协会和救总等机构商定，在 九月二十日开会讨论把郭承东等四人移出靖庐、送到救总招待所的法律问题和实施 办法。为了保证这次会议能够有好的结果，刘青和郑义经过商量，决定先搞一封小 规模的签名信，从外部施加一些影响和压力。郑义起草的信文，经方励之、刘宾雁 、王若望、郑义和刘青签名，立即电传给了台湾的有关机构。(信文见《北京之春》 第七、八期合刊中罗蒂的文章。)这封信产生了很大震动，如李庆华先生收到信后， 在立法院举行了很有影响的记者招待会，台湾各大报纸都对此进行了报导。政府的 有关机构顿时感到很大压力，同时，许多官员也为内部会议的消息泄露而大为不满 。有的朋友告诉参与救助的人，千万不要再施加压力了。 九月二十日的会议顺利形成了将郭承东等人由靖庐转至救总招待所的决议。这之 后，具体的实施细节又拖了些日子。直到十月十八日下午，郭承东、张国忠和王敬 才终于离开靖庐，转到救总招待所。十二月二十八日，尹进也转到了这里。救总招 待所位于青山绿水间，比看管较严的靖庐，不论生活待遇还是其他的对待方式，都 强了许多。 除了离开靖庐外，郭承东等人的另一个需要是得到些零用钱。经刘青介绍情况， 学自联主席林长盛、副主席时和平和秘书长刘晓竹商量后决定，全美学自联先给每 位逃亡者三百美元零用钱，如果时间长或是另有需要，学自联可以讨论再给。不久 以后斯坦福学生会也捐了款，这笔钱按照郭承东等人的意见，直接交给了他们的家 属。 七、尹进的背运和幸运 尹进到台湾后，立即找政府，希望得到政治庇护。但是，台湾方面，尤其是在靖 庐这样看管大陆难民的地方，已有一种固定的认识：非法入境，一律遣返。因此， 对台湾抱着很高希望的尹进，与警察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导致尹进腿骨折断。更糟 糕的是，由于这种冲突，尹进还被隔绝起来了。他到台湾一个多月后，外界还不知 道。他完全有可能无声无息地象其他难民一样被遣返大陆。 他后来的命运起了变化，全亏他下海前将逃亡计划告诉了郑义。“中国人权”从 郑义处得知尹进下海逃亡后，立刻与台湾、香港有关的组织和朋友联系，寻找他的 下落。开始，这种联系一直没有结果。有一个时期，刘青等人甚至怀疑是不是在海 里出了问题。这件事多亏了韩若梅小姐，她利用在台湾的各种关系，象雷达一样搜 寻一切可疑信息。有一次，她从靖庐王秘书口里听到些可疑的话，便紧追不放，使 缺口越来越大。九月七日，靖庐处理中心终于正式承认，尹进关在他们那里。 这个时间非常巧，因为决定逃亡者命运的两件事，不久就发生了。一件就是九月 二十日，台湾有关各方讨论是否同意郭承东等人离开靖庐。另一件是联合国难民总 署以固定表格对郭承忠、张国忠和王敬进行询问鉴别登记，当得知还有一个尹进时 ，便一起进行了登记。由于这两件事比郭承东等人晚十个月到台湾的尹进，得以搭 上快车。尹进的背运和幸运，可以说是搅和在一起了。 尹进对自己在台湾所受到的伤害极端愤怒痛恨，这无疑是正常的感情。但他所针 对的对象和表述的方式，使台湾许多帮助他的人有所失望。这里，似乎有必要将伤 害尹进的某些警务人员，与其他的台湾朝野人士分开；即要看到台湾有关法律的荒 唐，行政运作中也还有许多不足，也要看到台湾有同情和帮助民运人士的力量，而 且已经确立了可有效地施加舆论压力的民主政体。 “中国人权”和参与此事的许多大陆、台湾人士都有一个愿望，就是通过郭承东 等人前往第三地的解决，为未来形成一个可以依循的惯例。尹进和台湾的关系，让 大家有些为难。从民运的全局出发，郑义多次给他写信，对他进行苦口婆心的劝告 、开导。他在一封信中写道：“由于四十多年来的隔绝，台湾官方及民间与大陆之 间已形成隔膜；又由于中共对台的威逼恫吓，台湾朝野对大陆已有很深的离心倾向 。其中，有些怨怒不免也会发泄到大陆人身上。……台湾人把大陆人看作外人，这 可以理解；如果还念及骨肉同胞，血浓于水，那是他们的天良。你我生死不惧，更 何况这点小小的荣辱毁誉？！……还有许多事情等你去做，不要计较一日之长短。 ” 刘青也曾经给尹进去过信。但是，尹进就是尹进，他非常有自己的个性，最终和 台湾各方面关系还是很紧张。 八、前往瑞典 梅冬祺牧师是一个把台湾视为自己国家的西方传道者。他曾在十年的时间里，协 助联合国，将逃到台湾的越南难民送往第三国。因此，联合国难民总署委托他和李 玲玲修女对郭承忠、张国忠和王敬的难民情况进行询问鉴别的登记工作。在得知尹 进的情况后，梅牧师和李修女决定同时对他进行登记。开始，张国忠和王敬的证据 似嫌单薄。但到九三年十一月，他们和郭承东、尹进一起，得到了联合国难民身分 的确认。 九四年初瑞典同意接受他们四个人前去定居后，一切都大为改观了。瑞典为政治 庇护者提供的帮助，是世界上最为优越周全的。湖南的民运人士莫莉花一家，还有 曾在《北京之春》上介绍张剑忠生平的黄钟，也在九三年得到了瑞典的政治庇护。 郭承东他们四个人，八九民运之后历经艰辛困危，倍感失望沮丧，最后能有这样的 结果，实在让人为他们高兴。 九四年三月七日，郭承东等四人登上了前往瑞典的飞机。参与了解决这个难题的 台湾政府机构和社团组织的许多官员和负责人，都前往机场为他们送行。在九四年 初的冬季，台湾政府曾给他们每人一笔钱购买冬衣，行前又给了每人一笔购装费， 还有每人一千美元的零花钱。对于尹进，由于他有腿伤，陆委会另外补助他二千美 元，可是尹进拒绝了。尹进在机场亮出了体恤上抗议的言辞，并对记者发表了讲话 ，使送行的官员大为难堪。 三月八日，《联合报》发表了郭承东离台前的谈话。他说：“从我在新竹大陆人 民处理中心所受的待遇，和我无法忘怀的被有关单位曾‘原则遣返’回大陆的决定 ，我有被自己阵营抛弃的耻辱感。”他还说：“整体而言，中华民国希望民主、自 由，在保障人权方面也很有诚意，但对大陆的政治问题，道义感却很低，有时不免 为了两岸的良性互动等原因，宁可牺牲保障人权等原则，也不愿刺激中共。”这位 证据确凿的民运分子(他在抵台的第一天便将载有对他的通缉令的《山西日报》交给 了警方)、大学讲师，经过在大陆的几年逃亡后，又在台湾度过了十八个月的没有自 由、缺少尊严的生活，包括被关押在人均面积不足一平方米的警察分局牢房三十七 天，和被与普通偷渡客一同关押在靖庐整整一年。他的话也许刺激了一点，但又显 然是一个正常人情绪的正常发泄。 九、对台湾政策的评论和建言 台湾方面费了神，破了财，结果还遭到郭承东等人的严厉批评，当然感到沮丧、 疲倦。而且，平心静气地讲，台湾毕竟没有真的“抛弃”郭承东等人，最终的结局 毕竟还是较为圆满的。 不过，台湾方面确实有许多应当改进的地方。首先，台湾应当修改有关对待大陆 民运人士的法规。目前，台湾朝野都在努力为台湾争取国际地位。台湾所强调的， 是经济的实力和政治民主化的成功。对台湾朝野的这一努力，我们是乐观其成的。 但是，我们也同时希望，台湾能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创造出更多的精神财富； 在对待政治难民的问题上，台湾能向西方成熟的民主社会看齐，遵循国际惯例。参 与国际事务是一种权利，接受难民是一种义务、一种应当承受的负担。只想要权利 、不想尽义务，会让人看不起的。 台湾的有关《办法》要求寻求政治庇护者合法入境，是完全不合国际上的惯例的 ，也与一九五一年通过的《日内瓦难民公约》相悖。从常识上说，目前能从大陆合 法去台湾的人仍然寥寥无几，即使到了海外的大陆中国人去台湾，也要办理一系列 手续，如要有在台湾的单位邀请，要有人为其行为担保等。那么，在大陆为躲避中 共追捕而逃亡的人，又怎么有可能合法进入台湾呢？ 此外，《办法》中规定的“领导民主运动，有杰出表现之具体事实及受迫害之立 即危险”，也失之过严。又要“领导”，又要“有杰出表现”，还要有“受迫害之 立即危险”，条件实难满足。中共迫害民运人士，可没有这么多条件。只要你参加 了民运，不管你是领导者还是被领导者，也不管你是表现杰出还是表现一般，中共 历来都是“一视同仁”地加以迫害。如果由于顾不过来或是有最惠国之类的顾忌而 不方便“立即”迫害，还可以“秋后算帐”。所以，《办法》里规定这样苛刻的条 件，等于是下了对大陆众多民运人士见死不救的决心。美国的政治庇护条件只有一 点，就是申请者要有“对遭受迫害的有道理的惧怕”(well-founded fear of pers ecution)。什么“领导”，什么“有杰出表现”，什么“受迫害之立即危险”，美 国通通没有。道理很简单：美国的规定不是为了作样子，而是真心要保护政治难民 的，所以要有可行性，不能太苛刻。 近年来，美国收留的大陆政治难民数以千计。八九民运过后，法国对收留大陆政 治难民比美国还积极。对法国人来说，能够收留自由的火种是他们的荣耀。其他西 方国家也收留了不少。这些国家这样做，是出于基本的人类之爱，以及对追求自由 的人们特有的尊重和同情。按理说，台湾对于大陆的政治难民，除了基本的人类之 爱外，还应多一层同胞之情。毕竟，任何台湾人都无法否认与大陆人同种同文、隔 海相望的事实。可惜的是，台湾远远落在了远邦异族的后面。 台湾政坛上，目前存在着有关统独问题的尖锐争执。但是，我们认为，按国际惯 例处理政治难民，是个道义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与“统”或“独”都沾不上边。 台湾的所有政治力量，只要愿意向西方成熟的民主社会看齐，就都应设法改变现行 法规。 即使无法收留大陆民运分子，台湾至少也可以把大陆的政治逃亡者与一般的偷渡 客区别对待。宽待政治犯，是当今世界的通行做法。如果台湾能对逃去的民运人士 在甄别后给予较宽松仁厚的待遇，许多不愉快的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 台湾也应建立大陆民运人士的资料库，以利于对偷渡者的甄别。台湾还应积极协 助民运人士寻找愿意收留的第三地，这也是《日内瓦难民公约》所要求的。 台湾方面有一些做法很让人费解。尹进是有相当知名度的民运人士，可是他抵台 后，政府单位却要封锁消息，任凭他的友人着急。还有更多的类似细节，这里就不 提了。当然，郭承东等四人是第一例，因没有经验而掌握不准，也是可以谅解的。 在处理郭承东等人时，台湾从上到下，都说因为要依法办事，所以爱莫能助。在 一定程度上，这其实也是一种托词。在台湾，至高无上的法律不是上述《办法》， 也不是《两岸关系条例》，而是已实行了几十年、至今尚未废弃的《中华民国宪法 》。按照这部宪法，海峡两岸是一个国家。两岸的人民既然都是一个国家的人民， 似乎是不应该按照国际上的惯例遣返的。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台湾不让大陆 人民随意入境是合理的、必要的。但是，制定一条法律，使大陆民运分子难以得到 保护，就从情理、法理上都难以讲通了。这是在一个国家内，对于赞同、支持自己 的政权，抗议、反对另一个政权，并因而遭受迫害的国民不理不救。德国处于分裂 状态时，西德就从来都不是这么做的。 十、几点余感 对郭承东等人的经历，我们还有这样几点感想。 一、中国人权协会和韩若梅小姐所体现的奉献精神，值得我们颂扬和学习。缺了 道德规范和利他主义的自由社会会处于醉生梦死的癫狂状态，并不是正常的。今日 之大陆虽然尚不自由，却已是“向钱看”风行，充满了新的病态。将来，在一个自 由的中国，我们不但需要完整、坚固的民主制度，也需要有千千万万个韩若梅。 二、“中国人权”和刘青、郑义等人的表现，同样值得我们颂扬和学习。民运目 前处在低潮期，但民运的火种并没有熄灭。现在，正需要我们积蓄力量，为将来民 运的大发展进行准备。对于民运的同志，我们应当发扬团队精神，做到惺惺相惜， 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即使对那些我们认为有缺点的同志，也应如此。我们不应忘 记，大家同是天涯沦落人。刘青、郑义等人在帮助郭承东等人的过程中，充分表现 出了这种高尚情怀。此外，“中国人权”的运作能力，远超出许多民运组织，值得 效仿。 三、正常的逃亡之路，是漫长和充满辛酸痛苦的。这一点，逃亡者应有充足的精 神准备。世界不是属于我们的，所以世上的事不可能让我们称心如意。象尹进这样 的烈脾气，往往于事无补。烈脾气用来对付中共的专制统治，是很奏效的。中国人 作为一个整体如果稍有一点脾气，早就会把中共政权推翻了。可是，对民运来说， 破坏当然是必要的，但更艰巨的任务在于建设。我们需要修身养性，学会控制自己 的感情，学会利用各种可资利用的条件，尽可能处好各种可能处好的关系，同时不 断充实自己，武装自己，为自己、也为十二亿中国人争上一口气。□ (《北京之春》九四年八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