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民运的经过 于大海 我是在天津长大的。我没有特别的家庭背景，父母都在工厂工作。文革后期我进 入天津三中读书，因对学校的政治活动没有兴趣，被认为是“白专”的典型，迟迟 未能加入红卫兵和共青团。我自己对此也不在乎，心思全放在了读书、学外语上。 七七年底，我参加了文革后第一次高考，考的是南开大学外语系，虽没考上，因考 试成绩不错，引起了注意。那年我十六岁。七八年我参加了天津红桥区、天津市和 全国的中学生数学竞赛，每次都得了奖，从而在天津出了点小名，被请到许多学校 讲学习方法。天津三中的领导还主动帮我办了加入红卫兵和共青团的手续。我刚入 了红卫兵几个月，红卫兵就解散了。 因在全国数学竞赛中得了奖，我得以免试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读书。我到北京才 一个月，中共就为七六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平了反，西单民主墙也随之出现。我感 到新奇，常和一些同学到西单看大字报。那些日子里，西单墙总是挤得水泄不通。 有几次，我在天安门广场遇到了举着“要民主、要自由”，“反饥饿、反迫害”等 横幅的游行队伍。这些场景，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当时，在外来的影响下，人们的观念变化很快。七九年元旦北京大学学一食堂开 迎新晚会时，我第一次听到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感到很刺激。在北大时，听 美国之音是家常便饭，香港的《七十年代》、《争鸣》等杂志，我们也常能见到一 两本。慢慢地，我和许多同学一样，对民主制度产生了好感。 在北大，我书读得很好，也很有人缘，几次选班干部和三好学生都是名列前茅， 自信心也随之增强。一九八零年底北大学生搞竞选时，有些同学推我参加，我也就 答应了。但后来我发现自己的影响力比胡平、王军涛、张炜等人差得太远，便没再 去花力气竞选，而是与历史、中文等系的一些同学编了一本竞选资料集，定名为《 开拓》。我的分工是了解北京其他高校的竞选活动并写出报导，为此我结识了清华 的林炎志、北师大的陈恒六、北京钢铁学院的秦小耕等人。 可以说，通过观察民主墙和参加竞选等活动，我了解了民主的理念和运作方法。 但我仍未对中共改革失去希望。当时，中共 不断有改革措施出台，令人感到大陆社 会还在很快地进步，前景乐观。 八一年九月，我参加了李政道先生主持的中美物理系研究生联合招生考试。在大 陆八百余名考生中，我物理总分名列第十三，英语名列第九。据此，我于八二年秋 进入美国宾州大学研究院读物理。来美后，我发现美国转学挺容易，便试了一下转 学经济。由于我的GRE和托福考得好，加上邹至庄教授大力支持，我于八三年秋开始 在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读经济。 来美时，我压根没想过在美国留下。我改学经济，也是为了回大陆后为经济改革 出力。直到一九八七年、八八年，我才想到在美国取得居留权。 我在普大书读得不错，所以又与杨小凯等人创建了中国留美同学经济学会，并担 任首任会长。作为回大陆的准备，我从八四年起三次回访大陆，与大陆青年经济学 者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我结识了陈一谘、何维凌等人，并被聘为“北京青年经济学 会”特邀理事。我曾在体改所、社科院、国务院经济技术研究中心等单位讲解经济 理论，并曾在大陆的经济学刊物发表数篇文章，参与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讨论。 八六年底的学潮和八七年初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对我震动很大。这次反 自由化运动比七九年镇压民主墙、八一年批白桦、八三年反精神污染来得凶猛，而 且直接牵涉到我了解的方励之先生。我在北大时就认识方先生和他的在北大物理系 任教的夫人李淑娴，我还代表物理系学生会请方先生讲过一次宇宙学。后来他在普 林斯顿作研究时，我又与他有所接触。看到中共不能容纳方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 我十分愤慨，便和一些朋友发起、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留学生签名活动，反对中共 的反自由化运动。后来我了解到，这次签名活动确实在大陆造成了震撼，促成了反 自由化运动的夭折。 八八年春天，我最后一次回访大陆，发现人们对改革已很失望，所遇到的人无不 牢骚满腹。我认识的改革派朋友们已不再构思改革的新招数，而是开始寻找退路， 惶惶不可终日。一些人听我说还在想着回大陆做事，感到不可思议，对我百般规劝 。这次回访后，我终于打消了短期内回大陆的念头。不久，我开始在《中国之春》 上发表文章，并加入了中国民联。我体会到，要在中国结束中共的一党专政、建立 民主政体，非要有强大的有组织的民间政治力量不可。九一年六月，我在民联五大 上当选为民联主席。我感到十分欣慰的是，这一年多来，民联做出了不少成绩，也 赢得了许多朋友的信任和支持。 现在大陆和海外的民运组织的凝聚力还不够，不少人有不遵守规矩、搞小圈子、 自私自利、心胸狭窄的毛病。我们的前辈教导我们，要治国、平天下，必须从修身 、齐家做起。中国的民主力量，也正面临着自我改造、自我完善的艰巨任务。我们 要走的路还很长，但民主事业是充满希望的，值得我们为之作出不懈的努力。 (原载《中国的良心》，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出版，一九九三年六月， 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