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义至上，权利至上 

 
于大海


  九月二十九日，一个七岁的美国男孩在意大利被黑社会枪杀。他的父母在悲痛之
余，捐献出了他的心、肝、脾、肾等器官，救了至少三、四个意大利人的性命。此
事令意大利人深受感动。
  假设有个野蛮人看到了这则报道。他一定会问，既然一个人的器官能救三、四条
命，如果杀掉一些人，取出他们的器官移植到别的、更多的人身上，这对整个社会
不是利大于蔽吗？文明的人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我们怎样回答呢？我们会说，按文明社会中的人道精神，即使对整个社会利大于
蔽，也不可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我们还会告诉他，实际上，即使在男孩死后，如果
他父母不同意，社会上的任何人仍不可采用他的器官。我们也许还会补充说，同理
，即使对医学进步有利，从而可能使千千万万的人得救，文明社会还是一般不拿活
人作有危险的实验。
  这个野蛮人听后，最初的感想，一定是文明人迂腐、想不开。不过，如果他有机
会慢慢体会文明人的情感，他最终也许会说，还是文明比野蛮好。
  我讲这个故事，是因为这个野蛮人的生命观和中共(以及接受中共宣传的人们)的
人权观很有些相似之处。中共对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的侵犯从来没有间断。中共的
辩护士们(包括一些义务工作者)的最新辩词是，有些言论会造成天下大乱，使广大
民众受损；压制这些言论，符合多数人的利益。对这个说法，有人这样驳斥：民主
社会的实践表明，保障基本人权，是有助于维持社会稳定的。这种颇有说服力的驳
斥是从实际效果出发的，类似于孟子劝人重义轻利时所说的“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但是，人权的底线并不应设在这里。
  早在春秋时代，孔子就向费尽心机争土夺利的各路诸侯指出，为政者首先应当追
求的是道义，而不是实惠。孔子的伟大，就在于他把追求道义看成是终极的目标，
而不是追求实惠的手段。现代的民主、人权思想，是从卢梭的“社会契约”学说发
源的。卢梭认为，合理的政权结构和社会行为准则，应当是由处于平等地位的公民
自由、自愿地接受的契约。这样形成的契约必然有两个特色：第一，社会为公民保
留了一些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第二，社会努力提供机会的均等，但允许结果的不
均等。什么叫“不可剥夺”呢？这就是说，保障权利是一个至上的道义原则；即使
剥夺少数人的权利对大多数人有利，社会仍不可这样做。
  许多人会说，这样的人权观念太极端了。实际却是，这种观念是西方民主国家的
主流，我们感到极端，是因为我们对此还不习惯。很遗憾，许多中国人至今以成败
论英雄，相信“成王败寇”，相信“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相信“白猫黑猫”。即
使在知识分子和民运分子中，有这种思想的人也为数不少。这是中国实现民主化必
须逾越的一大障碍。
  在制度层面上，卢梭的权利观念是靠宪法保证的。总的说来，道义至上、权利至
上的观念在民主社会是主流，但人非圣贤，常常经不住诱惑。如果大多数人在某一
时刻将实惠放在了道义、权利之上，“多数决”的原则就可能导致一些人的权利被
剥夺。现代民主社会解决这一难题的办法，是在宪法中申明某些权利之不可剥夺，
并为修改宪法设置比简单多数严格得多的条件。在美国，修改宪法要先经国会三分
之二多数的同意，再经四分之三的州同意。
  毫无疑问，中共剥夺了魏京生等人的基本人权。按照道义至上、权利至上的原则
，任何一个有进取心的中国人，都应对此感到义愤。否则，他应当扪心自问：我是
否象野蛮人不理解人道精神那样，不理解权利精神？在思维方式上，我是否介于野
蛮人和现代人之间？□
  (《北京之春》九五年二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