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需要殉道精神


于大海


  不久前的人大八届三次会议出现了戏剧性镜头。在对副总理人选投票时，吴邦国
只获得百分之八十六代表的赞成，而姜春云得票更少，只有百分之六十三。八八年
李鹏提名李贵鲜为国务委员时，人大代表首显独立性，反对票达四百余。这次姜春
云遭到六百余名代表反对(另有近四百名代表投弃权票)，创下了新的低票纪录。
  中共最高层视权如命，从来不肯听凭人大代表自行其是。每次人大开会，中共都
是在将生米煮成熟饭后，走一次向党内外征求意见的过场。实行了这样的“民主”
后，再回到“集中”，宣称已获绝大多数支持，要求大家都投赞成票以示团结。对
胡绩伟那样在关键时刻不肯合作的，则先穿上小鞋、列入另册，再寻机摘下乌纱、
打入冷宫。由于人大也受到国际上民主“大气候”的影响，中共的这套做法正开始
失灵。这次投反对票的代表表现出了勇气，值得肯定。
  不过，总的来说，这次会议仍是按旧办法开的。和以前一样，主席团不是由选举
产生，而是在中共拟定名单后，由大会一揽子通过。大会议程由主席团包办，全体
会的内容只有政府负责人照本宣科地念报告，没有任何自由发言和辩论，代表们也
不象民主国家议会或民运组织开会时那样，可以提“程序动议”。对中共最高层提
出的议案，赞成的一方可以大张旗鼓地给代表“做工作”，反对的一方却只能暗中
联络、心领神会。有关人大的报道也依然完全受中共宣传口控制。象吴、姜所得票
数、田纪云关于扩大差额选举的发言等价值极高的新闻，大陆媒体均不能报道。
  在闭幕会上，乔石讲了一段令人玩味的话：“早在建国前，毛泽东同志在回答一
位爱国民主人士提出的人民政权有什么办法跳出历史上兴亡的周期率的问题时说过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能跳出这周期率，这就是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人人
起来负责。我们今天在深化改革的重要时刻，重温毛泽东同志的这一精辟论述，对
我们仍有深刻的教育意义。”乔石具改革色彩，又坐在委员长的位子上，他借毛泽
东的话强调民主，显示出他强化人大功能、改进人大运作的愿望。
  我们希望乔石以及田纪云等人能对人大进行改革，使人大成为辩论和批评的园地
，使代表能凭真心投票。但是，人大与民主国家议会的根本区别，并不在于有无辩
论和反对票，而在于权力来源的不同。民主国家的议会是经由公开、自由的竞选产
生的。当选议员获有选民的明确授权，因而能做到理直气壮、固执己见。而中国人
大的席位则和其他官职以及公职人员的房子、车子和工资福利一样，是中共实行恩
威并施统治术的筹码，是邀买人心的诱饵。人大代表是由中共一手圈定的；未得到
中共恩准的人想当代表，要比登天还难。如果不解决权力来源问题，人大改革的意
义就十分有限了。即使人大有了辩论和反对票，而且强到能管住国务院了，那也只
不过反映出中共统治手段的更新和内部权力斗争的消长。
  乔石、田纪云们能作出的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因而在于“还政于民”，也就是
采取强有力措施，使以后的民意代表改由民选产生。这是脱胎换骨的改革，是对使
自身获得权力的旧制度的否定。对许多人大代表来说，这也意味着拱手让出权力和
利益。进行这样的改革，需要“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殉道精神，也需要榜样的力量
。孙中山为确立共和体制辞去大总统职务，就是一个好榜样。苏联的戈尔巴乔夫由
旧制度获得权力，又为新制度的诞生放弃权力，也是一个值得效仿的悲剧英雄。
  要“还政于民”，还要先将“政”从中共那里拿过来。在这方面，人大的有利条
件是它有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法律地位。人大的不利条件则是，它的权力
原本是中共领导层赐给的，因而它一如王若望曾指出的那样，患有先天性软骨病，
未必敢与中共这只虎谋皮。人大是中共的奴隶，脖子上拴着绳索。中共近来容忍一
定数量的反对票，好比给奴隶松了松绑，但那绳索还在，中共随时可以再拴紧。人
大要摆脱奴隶地位，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权力，就要想办法挣脱绳索。
  又要能挣脱中共的绳索，又要有殉道精神，这条通过人大“议会化”达到政治民
主化的路能走通吗？可能性似乎不大。但是，民主化在苏联、东欧以及台湾、南韩
的成功表明，我们正处在一个奇迹不断的时代。我们有理由乐观。□
  (《北京之春》九五年五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