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也要讲宽容


于大海


  中共出于麻醉人民、独霸政权的需要，曾要求举国上下废黜百家，独学马恩
列斯毛。结果，“革命导师”的教导成了我们许多人思维方法的唯一参照系。直到
今天，我们仍需要通过兼收并蓄、开阔视野来克服中共制造的思想禁锢。
  但是，我们应当把理论与谎言和暴行分开来看。几十年里，给我们国家带来
至重灾难和对人们心灵造成至深毒害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中共
当局的实际作为。是中共对“反革命分子”及其同情者的镇压，使我们丧失了为无
辜者辩护的道德勇气。是中共肮脏的权力斗争和政治运动，使我们失去了对同事、
朋友的信任。是中共的虚假宣传，使社会上盛行起说假话、大话和空话的风气。中
共并不是因为受马克思主义或任何其他学说的感召才这样实行全面专政的；我们如
果说中共是在感召下这样做的，就给中共抹上了太多的理想主义色彩，就是太抬举
它了。中共实行全面专政的真正原因，是权力欲望的驱使和斯大林镇反以及其他暴
力榜样的感染。
  我们也应当把马克思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分开来看。马克思基本上没有
从事过实际政治，他的大半生是在流亡中依靠写作渡过的。也许，如果有机会，马
克思也会搞残酷的“无产阶级专政”。但这毕竟只是假设。按照民主和法治的原则
，社会只可对行为治罪，不可对思想及与犯罪行为没有直接关系的言论治罪。对马
克思这样的毕生远离国家机器的思想家，不管他的学说多么荒唐、危险，我们也仍
应以宽容态度对待他。民主是讲究言论和行动的区别的。如果一个主张民主的人将
马克思与屠夫们等同起来，那他就无法自圆其说了。
  对有人要批判马克思，只要他搞的是口诛笔伐而不是“武器的批判”，我们
也应当容许乃至支持。不过，对这种努力的成效，批判者最好有个合理的预期。量
子理论的创立者普朗克在他的《科学自传》中说：新的科学理论的确立不是通过其
反对者被说服，而是要等到这些反对者死掉。普朗克的话颇为尖刻，却道出了一个
事实。人的思维方法带有时代社会和个人经验的印迹，这种印迹常常是铭心刻骨、
无法磨灭的。科学探索中是这样，社会生活中更是这样。
  有人至今仍坚持马克思的某些思想，其实也很自然。马克思还是有许多独到
之处的。同时，马克思的学说又溶汇着哲学，而要一锤定音地评判哲学的对错是几
近不可能的。马克思的学说当然谬误百出。他的劳动价值论与市场经济的现实挂不
上钩，他的无产阶级贫困化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预言已被历史事实推翻，他对科学技
术和生产方式的分析也早已过时。但是，在人类文明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里，一百
多年前的思想家又有几个还能经得起推敲呢？进一步说，以上评论也仅是具体人的
具体看法，而不是绝对真理。不同意这些看法者，一定大有人在。
  我们必须牢记，民主意味着多样化。人的思想方法各不相同是很正常的，这
和人的生活习惯各不相同一样。有人喜欢华丽，有人喜欢清淡，这当中并没有对错
好坏之分。讲卫生和注重营养当然好，但社会能去规定每个人几天洗一次衣服、每
顿饭吃什么吗？显然不能。一个志在促进社会福利的人，应当视这些不同为正常。
他应当过问的，是楼里供水是否充足，市场是否繁荣，街坊上的泼皮无赖是否受到
了管制等真正的公共事务。对不同的思想，我们也应持这种态度。
  前些年，许多知识分子热心于批判封建思想以及中国人的“民族性”等等。
他们当中许多人实际是借古喻今、指桑骂槐(至少在潜意识里如此)。因为不可能批
判马恩列斯毛或中共统治者，所以封建思想就起了代名词的作用。这些知识分子很
可敬，但这种不得已而舍近求远的批判，对封建思想是不甚公平的。有些人今天可
能也把马克思作为代名词来批了。如果真是这样，他们最好能自己心里有数。
  只愿进行思想启蒙而不愿参与实际政治运作，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缺欠
，也是近年来海内外民运屡遭挫败的一个原因。中国的民主运动发展到今天，已不
应再多去纠缠传统意识形态的对错，也不应再限于思想运动。中国知识分子“学以
致用”、知行结合的传统，我们应当重新提倡。民主运动应成长为全面的政治运动
，应学会完善组织运作和建立联合阵线，应将主要矛头对准现实中的专制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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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之春》九六年一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