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劫难逃的俄国路

 
于大海


  今年是文革开始三十周年，也是标志着苏联大清洗开始的季诺维也夫公审六十周
年。苏中两个共产政权的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两国的集体化都使农村饿殍遍野
。据学者估算，三十年代初苏联至少饿死了六百万人，而六十年代初中国至少饿死
了一千五百万。斯大林和毛泽东同样追逐绝对权力。为此，他们抛弃了一切情义和
法纪，使出了最残酷手段，起用了最卑鄙的人物。斯大林进行大清洗，将季诺维也
夫、布哈林等人处决。苏共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到十八大时已有百分之七十被
处决。毛泽东发动文革，把刘少奇等人整死。中共八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到九大时
也有约百分之七十被打成走资派。
  斯大林、毛泽东的胡作非为，有深刻的制度性根源。一场革命的成功，往往依赖
于严密的政治组织。对这一点，共产革命者和一些民主革命者(如孙中山)是有同感
的。不同的是，民主革命者以实行普选、还政于民为目标，将严密的组织当做过渡
性手段。而共产革命者则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并将自己的严密组织(共产党
)当做无产阶级的化身。共产党的这种性质，使它在革命成功后很自然地确立了一党
专政。问题是，如果共产党可以对社会其余部分实行专政，那么，共产党内的的一
派又为什么不能对其余派别实行专政呢？再进一步讲，共产党内的个别人为什么不
能对其余党员实行专政呢？可见，一人独裁不过是一党专政的最后逻辑结论。
  斯大林、毛泽东的清洗对象远非无辜。在苏联，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本来是
革命的同路人，但列宁、斯大林在向他们开刀时，得到了几乎所有老布尔什维克的
支持。集体化的惨剧昭然于世时，这批已蜕变为统治集团成员的人没有去拯救同胞
，而是去帮斯大林欺骗人民、镇压反抗。对他们来说，此时维护党的地位才重要，
百姓的死活算不了什么。战友遭到清洗时，这些深谙党内斗争残酷的人又赶紧去落
井下石、划清界限。直等到自己面临灭顶之灾，他们才略有悔悟。在中国，许多后
来被毛泽东整倒、整死的领导人，也是改造民主党派、反右和大跃进的急先锋，有
着类似的不光彩历史。
  大清洗和文革都是制度性权力危机的总爆发。两者都波及全社会，给人民带来灾
难。大清洗使苏联元气大伤，几乎在德军的进攻下亡了国。文革给中国带来的灾难
，则是我们有亲身体会的。下放、停课、抄家、武斗、活学活用……这一切，将共
产党统治的荒谬推到了顶峰，使传统的道德、文化沦丧殆尽。文革的确是浩劫。但
从更高的角度看，中共的一党专政本身就是一场尚未结束的浩劫，而文革不过是这
个大浩劫中的一幕。
  大清洗和文革都使数百万人遭难，也都使帮凶者在官运亨通的同时积下宿怨。斯
大林死后，贝利亚很快遭清算。不久，赫鲁晓夫发动非斯大林化，摘掉共产党统治
的神圣光环。在守旧的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社会表面上稳定，实际上矛盾越积越
多。戈尔巴乔夫受民意推动实行改革后，一党专政迅速崩溃，民主制度初步确立。
俄国的民主今天正面临严峻考验，但我相信，已经尝过自由甜头的俄国人民，不会
再接受任何人的奴役。
  在中国，“四人帮”在毛泽东死后很快被捕，不久，邓小平又发起了批毛和否定
文革。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提出了诸多改革设想。可惜
的是，这些设想并未得到实施。在改革派失势、八九民运遭镇压后，江泽民等人试
图靠回归正统来维持住专制制度。
  中国今后会怎样演变？谁也无法精确地预测未来，但苏中两国的相似历史使我们
有理由相信，中国正处在戈尔巴乔夫式改革的前夜。在不太久的将来，中国也会走
上民主之路，也会有言论自由，也会有普选。当权派如果还关心自己的历史地位，
就该顺应潮流，着手进行领导制度的改革。而改革派的出路，则在于早下决心，早
聚人马，以便将来比戈尔巴乔夫更及时、更主动、更彻底地实行民主改革。改革派
应当意识到，江泽民等人能在今天给魏京生、李登辉捏造罪名，就能在明天将同样
手段用于党内斗争。只有为建立公平的权力竞争规则背水一战，改革派才有可能避
免老布尔什维克以及胡耀邦、赵紫阳的命运。
   “苏联的今天是中国的明天”。过去几十年里，这句话以悲剧的方式应验了。我
们面临的挑战是：让民主更顺利地降生，让中国的明天比俄国的今天更美好。□
  (《北京之春》九六年六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