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巍就是杨巍 ----杨巍妹妹杨潇贝妹夫余芒采访记 本刊记者 一九九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利用周末和感恩节的假日，民联肯塔基分部的几个 盟员前往印地安那波利斯探望了杨巍的妹妹杨潇贝和妹夫余芒，并作为《中国之春 》的特邀记者对他们进行了采访。以下是采访录音的整理稿。 记者: 我们这次从肯塔基来主要是想看望你们，也顺便接受《中国之春》编辑部之托作 一个采访。现在，海内外民运正处于低潮，“六四”大屠杀在一些人心目中开始淡 漠，人们对于一些相对不大有名的，仍在狱中的民运人士开始有些遗忘。杨巍就是 其中突出的一个。为了引起海外舆论界的重视，取得各方人士的支持和声援，以便 使包括杨巍在内的被捕民运人士早日获得释放，作为杨巍的亲人，你们能不能多介 绍一些有关杨巍的情况? 杨潇贝: 我哥哥杨巍属于第二届CUSBMBEA，于一九八三年来美国，在亚利桑那大学生物系 学习。按规定，学习期间可以有一次探亲，他便于一九八六年夏回国探亲并完婚。 在他准备从上海返美时签证遇到一点麻烦，领馆要求他提供继续学业的证明，这需 要办一些手续和时间。外界对此不是很清楚，说他已经完成硕士学位，在等博士学 位的奖学金。其实不然，CUSPI根本没有硕士学位，只有博士学位。而当时中共也这 样讲，主要是想把他从学生队伍里清除出来，以便严加惩处。其实，他还没有完成 学业，只是在入狱后，亚利桑那大学觉得他不大可能再回来继续上学，加之他已在 校读了三年，各科成绩优秀，所以决定破例授予他硕士学位，那已是我哥哥被捕半 年之后的事了。 余芒: 我和杨巍在复旦时是最要好的朋友和同学，现在又是他的妹夫，还是他的婚姻介 绍人。所以，对他是比较了解的。我认为，杨巍基本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相当单 纯。所谓单纯，就是他对共产党的手段和险恶估计不足。他公开了自己的民联身份 ，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是合法的、光明正大的，共产党不会找他麻烦。“六四”期间 ，我们在美国一直为他担心，多次提醒他注意。但他一往无前，毫不畏惧。为了保 护学生，他曾到上海市公安局为学运辩护，说学生的所作所为是爱国的、正义的、 合法的。在一些人看来，杨巍真有点儿“傻气”，去说服公安局的人就象对牛弹琴 。但是，杨巍就是杨巍，他就是这样的人。在学生绝食后期，杨巍看到学生的身体 已十分衰弱，而共产党丝毫没有怜悯之心，反而磨刀霍霍。为了民运的长远利益和 保护学生的健康和生命，他劝说学生停止绝食。 杨巍不是什么伟人，也不想在轰轰烈烈之中一夜成名。他只是想尽自己所能，为 中国民主运动作一点实际的事。杨巍的特点就是平实，他看清自己要干的事，就沿 着这条路走下去。他知道自己面临的是什么。他知道自己完全可能再一次入狱。在 他第一次坐牢两年期间，我们呆在监狱外面的亲人自然是很难过的。唯一感到安慰 的就是我们知道他心胸开阔，豁达乐观，他不会绝望。他喜欢研究哲学，读得很深 。他的学问就连监狱的看守也非常佩服。在监狱里，他还经常找机会向他们讲民主 道理。 杨潇贝: 第一次被捕后，有一次妈妈去监狱送东西。看守很高兴地告诉妈妈说，哥哥在狱 中正上南通大学一个管理函授班的课，考试得了一百分。连看守都为他感到骄傲。 哥哥第二次被捕时，爸爸的肺癌已经到了晚期。他身边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哥哥 被捕的那天，爸爸妈妈都在医院，谁都不知道。最后还是一个朋友得知后告诉的。 在新的打击下，爸爸的病情急剧恶化，抢救无效而去世。本来讲好下午两点开追悼 会时，允许哥哥也来参加。那时，许多亲戚朋友也都想再见哥哥一面。结果后来当 局又变了卦。当天早晨临时通知妈妈，只准哥哥在上午十点见一下爸爸的遗体。如 果不同意，就再没有其它机会了。于是只有妈妈一个人见到了戴着手铐的哥哥一面 ，而且只有短短的不到十分钟时间。共产党真是太不人道、太令人气愤了! 余芒: 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杨巍肯定对于父亲的去世十分痛苦，也为自己给妻子带 来的一切感到难过。但他最终还是平静地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杨潇贝: 在与妈妈会面的短短几分钟里，哥哥问起在美国的妻子的事。他让妈妈写信告诉 妻子，让她办好离婚手续，寄过来，他准备签字。我们都很理解他妻子的苦处。他 们刚刚结婚就分开，这几年一个人等了这么久，已经很不容易了。 记者: 杨伯母到美国之前有没再见过杨巍? 杨潇贝: 没有。除了在我爸爸追悼会那天上午见了不到十分钟，我妈再没能见到哥哥。 记者: 小杨，你和你哥哥的年龄相差三岁，你们从小一定是在一起长大的吧? 杨潇贝: 是的。我还记得，小时候在幼儿园，我哥哥在大班，我在小班，他时常跑过来看 我。哥哥从小各方面能力就很强，那时文化革命才刚刚开始，我还没有上小学。他 和几个小男孩去南京路上的一家模型店买回材料，自己动手做模型。那时，我总是 跟在后面，他们嫌我小，就把我赶走，不许我跟着。 记者: 你当时觉得很委屈吧? 杨潇贝: 是的。(笑)但必须承认，我哥哥从小做事情一直很公正。一次他和朋友下军棋， 让我作裁判。我眼见哥哥要输了，于心很不忍。当他的“旅长”和对方的“师长” 相遇时，我就判他的大，“吃”掉对方。这实际上是作弊。事后他听我说起，十分 生气，警告我不准再这样干。 我哥哥喜欢训练大脑思维的项目，经常和爸爸下围棋、象棋，就是不喜欢打扑克 ，认为那是在浪费时间。 上大学以后，我同哥哥的接触就不太多了。那时，他周末经常不回家，留在学校 看书。(余芒:他爱书如命。)我妈妈心疼他，就经常烧好菜给他带去吃。他有时回家 只吃顿饭又转身回学校去了。 他中学毕业后，就去读卫校，然后又去农场劳动，最后上了大学。所以从中学以 后他就一直不住家里，每星期顶多回来一次。八零年复旦民主竞选时，他一回家来 就大谈竞选的事。由于爸爸妈妈毕竟是老一代的人，哥哥常常在一些问题上与他们 辩论。他特别喜欢读书，手不释卷，什么都想研究:哲学、围棋、气功、少林拳都包 括在内。 记者: 他在学校里当过什么干部吗? 杨潇贝: 没有。只是中学时他去拉练，练铁脚板，曾在拉练团里当记者，写过许多文章和 诗。回来后还出过两期诗刊。后来被学校领导勒令停刊。哥哥是七七年从农场考上 复旦大学的，在农场，他经常与那里理论小组的人一同研究《资本论》等理论著作 。 记者: 你哥哥的政治观点，当时家里人知道不知道? 杨潇贝: 我想有些家里是知道的。记得我们曾争论过这样一个问题:西方人侵略中国，对中 国文明是毁坏还是有帮助?爸爸当然按传统的官方观点认为西方的入侵损害了中国的 主权。我哥哥则认为，这只是一个方面。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西方的入侵对中国的 文化，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比如象上海外滩一带的高楼大 厦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上海的工业基础也是那时发展起来的，解放后其实没有发 展多少。因此，西方的入侵从整个历史角度来看，并不是坏事。我的看法与哥哥相 同。还记得七六年邓小平一派把“四人帮”抓起来时，我哥哥说:“从纯理论上讲这 是不符合法律的。”我爸爸是拥邓的。“文革”时让他写批邓的材料他都不肯写， 并为此吃了不少苦头。他当时赞成抓“四人帮”。但哥哥认为，尽管“四人帮”十 分可恶，但抓“四人帮”的方法是违背宪法的。总之，他心目中的法制观念十分清 楚。 余芒: 我这里插一段。那时，我们复旦七七届的同学，大都不关心政治。特别是学理科 的，包括我本人在内。但杨巍则与众不同。他对政治、对国家大事很感兴趣。八零 年复旦竞选，上海搞得挺火热。徐邦泰出来竞选宝山县人民代表，他十分支持。 记者: 他自己在复旦有没有参加竞选? 余芒: 没有。但他积极参加了文科各系举行的对许多政治问题的讨论和辩论，还在演讲 比赛中得过奖。 杨潇贝: 文革期间，我哥哥常去市图书馆看书。一看就是好几个钟头，动也不动。他看的 东西包括《中国哲学史》和其它哲学、文学、历史读物和翻译小说。我妈妈是学文 学的，对哥哥有些影响。 余芒: 杨巍七八年在复旦毕业后，进了上海生化所，他这个人爱好特别广泛。 记者: 他还是最喜欢生物了? 余芒: 是的。我想杨巍选择生物和以前他进过卫校有关。他对中国的传统医学颇有研究 ，医书读了很多，特别是针灸方面的书。他认为，二十年后，生化将会有重大发展 ，便选了生化。在复旦读书时，许多人修一门外语已经很累了，杨巍却可以同时学 上四门外语。他的英文、法文和日文学得很深，德语也不错。他在狱中还让我替他 买西语字典，要再攻西班牙语。 有些人在大学谈恋爱，但杨巍不愿在那上面多花时间。他在生活中特别讲究时间 效率，每天几乎是“三点式”的生活。早晨和下午还要撑二十下双杠，坚持体育锻 炼。 记者: 杨巍在学校时群众关系怎么样? 余芒: 他和大家相处很好，大家对他也不错，但都觉得他与众不同。我们班上曾评过“ 班级之最”，他被评为班上“最怪的人”，“怪主意最多的人”。事实上，大家都 很佩服他。他为人大方，对周围每一个人都很好，可以说，他没有一个私敌。 记者: 杨巍来美后参加了中国民联，有没有对家里人讲起? 杨潇贝: 我哥哥曾从美国写信回来，说他听了王炳章的演讲。但我们还不知道他已参加了 民联。上次他探亲刚一回国，就把这件事告诉了自己的未婚妻。他们两人的结合可 以说是志趣相投。直到他被捕，我们才知道他加入了民联，《世界日报》在头版还 登了照片。 记者: 杨巍第二次被捕，一定给杨伯母极大的打击，她能够承受过来，真是很不容易的 。 杨潇贝: 我妈妈当然十分难过、痛苦。作为一个母亲，她当然不愿意看到自己的亲生骨肉 坐牢。但她觉得自己儿子并没有错。那天，哥哥要到复旦去和学生公开联络，提出 自己对绝食的建议。妈妈知道后，极力反对他去。妈说:“你爸爸病得这样重，你万 一出事，你爸爸就没人照顾了。”可是他说:“妈妈，忠孝不能两全，我还是得去。 ” 余芒: 我当时听说上海形势十分紧张，军队已包围了五角场。大家在美国都很为他担心 ，马上给他挂了长途电话。当时他不在家，我让妈妈转告他:他想干的事，我们可以 在这里以十倍的努力为他去作，他毕竟是人在虎口上，要注意点儿策略。何况他父 亲身边只有他一个人，如果再不注意，就对不起父亲了。 另外，我也是杨巍和妻子的结婚介绍人。他自从结婚以后，根本没有为妻子带来 幸福，实在对不起人家。他们刚刚结婚不久，俩人就分离了。然后，杨巍就进了监 狱。在第二次被捕前，我告诉他说:“作为你们的婚姻介绍人，我要提醒你，你从来 没有给自己的妻子带来幸福，不要再给她带来灾难了。”我没有他那样高尚。我只 是从作为一个人的角度把这话托他妈妈转告给他。他听了之后很生气。第二次与他 通话时，他就不大愿意理我了。看来，他已是不顾一切，义无反顾了。我当时内心 的感受很深，杨巍也许是对的，我想如果当时我在国内，我大概也会这样干的。 记者: “六.四”大屠杀后，杨巍有没有逃出来的打算? 余芒: 据我所知，没有。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安危。他当时只想尽力帮助姚勇战和其它学 生领袖。他作了许多“凡人”不大会作的事。姚勇战被捕后，他约了国家安全局的 人到餐厅面谈。国安局的人很高兴，满心希望杨巍能向他们提供什么重要情况。他 坐下来和对方吃饭，开始做开导工作，讲道理。他说:姚勇战没有犯国法。他是个爱 国青年，在学运期间为社会秩序的稳定起了积极作用，所以应当尽快释放。最后搞 得那两个国安局的人大失所望。 杨潇贝: 我哥哥一直希望民联和《中国之春》能在大陆登陆，他“以身试法”，想通过公 开自己身份的行动让中共接受民联存在的事实。他一直在努力探索民运团体返回大 陆的可能性。 我哥哥出狱后被分配到一个电机厂翻译一些科技资料。其实那个厂是个劳改工厂 ，大部份人都是刑满释放犯。一次，有几个外国记者想采访他，厂保卫科主任警告 他不得对外国记者“乱说”，他则劝告这主任说“人家记者来采访，你们应当利用 这个机会宣传一下厂子和厂子的产品，可以起广告效应，说不定能有助于和外国拉 拉生意。” 记者: 他在监狱中身体有无受到明显损伤? 余芒: 看来没有。多亏他一直坚持锻炼，哪怕在狱中，每天做伏卧撑，从未中断。这回 第二次入狱，大家都觉得他要吃点皮肉之苦了。 记者: 在共产党看来，他是所谓“惯犯”了。现在，杨伯母来到了美国，你们在国内还 有什么亲戚可以去探视杨巍吗? 杨潇贝: 我妈妈来美国前，安排了我姨妈，还有几个朋友，按时给杨巍送些东西。需要东 西时，我哥哥可以写个清单出来，但不准见面。 记者: 他在狱中的近况如何?有没有再次开庭审判的消息? 杨潇贝: 不知道。因为除了自己需要的东西名称之外，别的什么都不准写。只知道他还是 同上次一样，关在上海第一看守所，那里是专门关押政治犯的地方。 记者: 海外有不少人，他们读了许多书，很有学问，也许不亚于杨巍，但往往把自己摆 在特殊地位，不愿与众人为伍，自命为民主精英，更不屑于加入民运组织。是什么 使杨巍走了另一条路，为民主事业甘当普通一兵呢? 杨潇贝: 这是因为他是个理想主义者，也可能跟我爸爸有关。爸爸就是对向上钻营很不感 兴趣，在这点上，哥哥和我都受爸爸影响很大，我们都对功名和虚荣看得很淡薄。 我们觉得，在世界上作为一个人的价值并不在于能否飞黄腾达，而在于能否为正义 的事业干点实事。我想，正是这种精神一直在支持着哥哥。 记者: 杨巍的的确确是一位民运队伍中的不平凡的士兵，他既具有较高的民主素养、理 论水平，又具有认真、求实的精神，为我们大家作出了榜样。我们必须全力营救他 。对此，你妈妈对海外民运团体、民运人士有哪些要求? 杨潇贝: 我妈妈当然希望外界能够支持、声援我哥哥，使中共能早日释放他，不要给他判 刑。我妈妈出国前曾对我讲，上次被捕，哥哥在狱中过生日(十月三日)时，收到很 多人寄来的生日贺卡，但今年再次入狱后，则没有人寄贺卡给他，似乎人们已经把 他忘了。妈妈为此感到很难过。 记者: 听到杨伯母的这些话，我们感到很惭愧和自责。杨巍对民运和民联作出了巨大的 贡献和牺牲，用一句朋友的话说:“我们民联欠他的太多了。”经常有人批评海外民 运团体，说你们就有本事在海外闹，没人敢回去干。现在，除了在国内坚持地下斗 争的人们之外，至少有两个“敢干”的人为人所知了:一个是刘晓波，另一个就是杨 巍。 杨潇贝: 刘晓波也是很有理想主义的。 记者: 是的，他也是一直没有认错。应当有更多的人一齐来关心他们的事，关心至今仍 在狱中的一切政治犯，把声援他们的活动再掀起一个高潮。 杨潇贝: “六.四”周年华盛顿大示威时，我看到不少人举着要求释放杨巍的牌子，人们也 向我询问杨巍的情况，大家对我哥哥还是很关心的，我心里很是感激。我希望，如 果有可能，民运团体应当进一步与美国各界沟通，向他们提供在押政治犯的名单， 在美国政界人士访华时，可以此向中共施加压力，这远比仅仅在报纸上登载宣传更 有力量。 记者: 你说的很对。对于杨巍，我们民联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每个盟员都有义务为他早 日无罪释放干些事情。我们对杨巍的亲人、特别是杨伯母更要多加关心和安慰，使 他们在海外能够感受到民运组织的温暖。最近，民联总部又一次发起为杨巍的募捐 活动，我们分部的盟员罗海平还在当地英文报纸上发表了一篇为杨巍呼吁的文章。 杨潇贝、余芒: 那篇文章我们都看到了，写得很好，替我们谢谢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