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才何新怪论种种 石柳子 正当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仍在悄悄地批评政府，不耻与中共为伍的时候，何新却 频频为中共政权提供溢美之词。他成了中共《内参》的作者，成了中央电视台的评 论员;《光明日报》及香港《文汇报》发表了他与法国记者的长篇谈话。但当《北京 周报》和《人民日报》用只有“政府工作报告”才能享用的那么宏大的篇幅刊登他 与日本学者“谈话录”的时候，他出洋相了，日本学者提出抗议，斥为“捏造文章 ”。但毕竟，何新名扬中外了。看来，早几年《人才信息报》的那篇《旷世奇才何 新》还是颇有先见之明的，虽然北京的知识分子传闻文章的作者是何新的情妇“小 莉”。对于那些认为年轻的改革派将终取代老人政权的人来说，被称为“新保守主 义”者的何新委实是个令人惊诧的人物。 自学成才的博学之士 不管我们可以举出多少铁证如山的例子来证明何新只不过是一个文痞或投机家， 笔者仍试图给他一个公正及客观的评介，不因政治立场的异同而因循非褒即贬的当 代中国文人恶习。 文革时，他以初中三年级学生的学历，当了半年工农兵大学生。跟现在同样名扬 中外的杨小凯、陈一咨等一代中年知识分子一样，何新也曾热诚地参加文化大革命 。一九七零年，他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饱遭批斗，他手腕上的手铐伤痕至今仍在。 他的父亲是一名资深的知识分子，或许是“书香门弟”的关系，使他饱读诗书， 涉足的范围甚广。笔者在由胡乔木公子胡世音主持的《丑小鸭》杂志上，读过何新 的小说，写一个考古学家的故事，至少能读得下去。 何新的各种论文散见在全国报刊时，他的才智博得一些名人的欣赏。他先破格进 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在《学报》编辑部做文字工作。他出版了一本《诸神的起 源》，获上海《书林》杂志推介，在年轻的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影响。他用西方神话 学和人类学的理论研究中国古代神话，学术界的权威人士不买他的帐，考古学家在 报刊上公开说，何新缺乏起码的专业训练，就在中国古代神话领域做出一个又一个 “重大发现”，未免太不严肃，太急功近利。 胡乔木欣赏这“旷世之才”，以中国社科院名誉院长的身份要求文学所接受何新 。文学所答复：本所编制满员。上头的批示下来了：扩大编制一名。何新终于成了 文学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自称所长刘再复的“高足”。后来，他考研究员时，按 规定应考两门外语，但何新只考了英文，另一门外语则破例由古汉语替代。 跟年老的保守者不同的是，何新在浩繁的学术著作中东嗅西嗅，说他“博学”也 不过分。近年他出版的专着有十来本。 武林中的“邪派” 何新是一个武林中人，但属于旁门左道的邪派。 他人长得高大壮实，剃个平头，嗓子沙哑。他是北京拳击学会的会员，这也成为 他称霸学林的本钱。社科院研究生一位学生撰文指出何新论文中的一些考证错误。 何新闻知恼羞成怒，即给那位学生修下战书一封：“老子没功夫写文章回答你，有 种与老子约个地方练一练。”那学生并不屈服，将何新的信贴在学生宿舍的过道上 ，意在“奇文共赏”，又投稿给广州《亚太经济时报》。同时，文学所所长办公室 也接到一封来信：“你们所怎么出了一个流氓文人!” 还有一个传说：一家出版社正出版何新的著作，他嫌慢了，就冒充香港三联书店 寄信给那家出版社，威胁说，如不迅速出书，就要给出版社一些颜色看。 一九八三年，以胡耀邦为首的开明派，一时压倒了由胡乔木、邓力群控制的意识 形态系统。何新此时却出奇招，写了一篇讨伐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的“西方倾向” ，矛头正指当时颇有影响的一批作家。胡乔木阅读之后，兴奋莫名，当即写了一封 批示，要求《读书》杂志发表。《读书》杂志是一份在大陆学术界颇有影响的刊物 ，包遵信当过其副主编。《读书》收到胡的批示和何新的大作后，左右为难之际想 出一个办法，紧急召开一个专题座谈会，邀请了新潮评论家高尔泰、李陀等人参加 。座谈会上大家自然不客气，唇枪舌剑互不相让，把何新惹个猴子急，拍桌子打板 凳，威风凛凛。事后一与会者说，当时何新活象一个双手操刀的杀手!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何新秘密向中国最高领导层写了一份《备忘录》。那 天是学生们继“《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后举行大型示威的次日。他在《备忘录》 中呼吁政府须把该次民运视为一种严重的威胁：“内战、军事政变和人民起义不再 是不可想象的了。”然而，这备忘录亦告诫当局不要采取过分高压的手段，鉴于这 可能引起人民对抗，同时造就了英雄人物;他建议中共领导人应处理有关的贪污指控 和施行其它措施，以恢复民众对政府的信心，“最重要的是应避免使用暴力”，“ 历史给我们的教训是，长期来说，死于政治镇压的人都会变成英雄和烈士。” 事实告诉我们，何新的话没有受到重视。不过何新的论调也产生了变化，他在一 次谈话中说：“发生流血事件令人感到遗憾，但当时的局面日渐恶化，倘若不使用 武力，情况可能一发不可收拾，后果堪虞。”他的一个观点出现在中共的《内参》 上：把自由化的知识分子悉数驱逐出境了事，不必花费精力去批判，因为批判只会 使这些知识分子成为殉道者。 一九八九年七月，他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屏幕上，表示强烈支持政府的立场。他 接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逾四千封，何新承认：“有称赞的，也有加以谴责的。 ” 他担任了中国社科院清查小组的成员，但高傲的知识分子压根就不理睬他，甚至 在公开场合毫无禁忌地斥责他。何新一度也惶惑不安。幸好还有人支持他--一位情 妇，同样也是社科院的工作人员，帮他到处贴小字报，给院长胡绳写公开信。说何 新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支持平息反革命暴乱，受到打击报复，在社科院呆不 下去了，要求辞掉副研究员，调往其它单位。新调来的副院长郁文(曾任中宣部副部 长)动气了：“这么好的人才怎么不好好照顾?!”随即，何新破格获得了一套三居室 。虽然为此又加深了民愤，但何新已管不了这么多，今朝得势今朝便猖狂。 对中国现状和未来的“怪论” 凭心而论，何新与那些僵化地只知道空喊“四个坚持”的保守者不一样，他还有 他的一套怪论。 在九零年十二月十一日发表他与日本S教授对话录之前的半年，《北京青年报》六 月一日、五日和八日刊登了何新接受法国经济学家、记者索尔曼访问时的谈话，题 目叫《中国民主、社会主义及未来》，《光明日报》随即进行了摘要。遗憾的是， 这篇“宏论”并未引起海外学术界和民运人士的注意。 该篇“谈话”共分十个章节：(1)民主与中国;(2)如果中国发生分裂;(3)中国没有 民主的传统吗?(4)古代君主制度并非绝对专制;(5)中国民主的发展方向;(6)马克思 主义对于中国的意义;(7)东欧问题与前景;(8)关于八九天安门事件;(9)历史会重新 评估八九事件吗?;(10)关于中国的前景。 在第一章“民主与中国”中，何新认为：在现代国际政治背景中的民主问题，并 非一个单纯的价值问题，也并非一个抽象的文化问题。确切地说，民主的旗帜已成 为国与国之间进行战略斗争的一种手段。今天早已不是法国革命那种充满浪漫精神 的时代，谁的国家陷入内乱，谁就等于自我摧毁，谁就将彻底丧失参与国际竞争的 机会。而在今天，恐怕没有比利用“民主”的口号，能够更有效地从内部摧毁一个 发展中国家了。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尚不成熟，民主的条件和民主水平还 不高。 他的矛头直指美国：世界究竟是在走向多极化，还是在走向一极化?一旦中国和苏 联这两个大国都已由于内乱甚至内战而元气大伤，由于民族分裂而山河破碎，试问 那时世界上还将有哪个国家能够在经济、政治、军事上，与美国分庭抗礼?如果只剩 下美国成为世界的主宰，这究竟将是一个多元化的民主世界呢?还是一个以美国为轴 心的一元世界呢?这究竟是一种普遍民主的新时代呢?还是将出现一种世界范围的帝 国体制呢? 在第五章“中国民主的发展”中，何新说：“我自然不认为中国已不需要建设民 主、发展民主、扩大民主。相反，我认为这个问题当前非常迫切，在经历了去年的 事件之后，尤其如此。但我个人认为，今后中国的民主建设，与其完全以西方的某 些民主形式为模式盲目加以模仿，不如更加关注如何推进人民能够享受的实质民主 权利。国家的最高目的，是致人民于幸福。而发展民主制度的目的，从历史上看， 总是为了防止权力被掌握者所滥用、误用甚至盗用，以谋取身家之私利。” 他所据论据的精神在于，民主是一项有价值的目标，但需要数十年甚至数个世纪 的时间来发展可以孕育民主的教育及文化基础。 在第七章“东欧问题与前景”中，何新以南美、亚非和一些欧洲的不发达的资本 主义国家为例，来批评人们的一种“错觉”：“似乎全世界凡是搞资本主义的国家 ，人民生活得都像那样好。而凡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把经济搞得一团糟。似乎中国 只要引进美国模式的制度，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就会马上像美国那么高。” 他说：“除了可以借助西德力量的东德外，其它各国恐怕未必很乐观。市场竞争 激烈，酝酿潜伏着世界性危机的情况。”他认为，东欧有可能像今日南美、亚非某 些发展中国家一样，走向那种巨额债务与经济困难恶性循环的道路。 在第八章和第九章，何新谈到了八九民运：“我注意到，当时公众的不满，集中 在关于恶性通货膨胀、社会分配失衡、、官员腐败、搞特权等问题上。许多公众还 对社会中的急剧贫富分化，对社会价值观念的失落，对崇拜金钱及金钱腐蚀政治， 表示强烈不满。这正是推动人们上街的主要动力。我注意到，这种情感恰好具有抵 制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意义。” 在它看来，不论形势将来怎样演化，要让历史重新高度评介八九事件，是很难办 到的。“这一事件从一开始就有各派复杂政治势力，在幕后运筹操纵。整个事件背 后，始终笼罩着一种阴谋气息。表面上说是在闹民主，而其真正内幕和目的，至今 恐怕还未彻底被揭露。” 在第十章“关于中国前景”中，何新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稳定和统一的局面将 持久地保持下去，党和政府获得足够的时间纠正各种失误，同时又能够避免新的重 大失误，到新世纪初，中国将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现代化国家;一是中国遭到国内外 某些势力的破坏，那就极可能出现本世纪初辛亥革命后，那种政阀、军阀割据混战 ，外国势力插手瓜分的局面。 何新说“在后一种情况下，八九事件也不会作为光荣的一页被载入史册。相反， 人们将会发现它只是一系列历史大灾难的一个前奏序曲。由于中国是这样一个巨大 、重要而又人口众多的国家，如果它陷入灾难和动乱，世界上恐怕没有任何人有那 么大的经济政治势力控制它。仅仅是难民问题，就将给国际社会以巨大的困扰。” 在洋洋数万言的最后，何新提出了一种警告：“我看到支持世界和平四十多年的 一些政治支柱坍塌了，世界力量的均衡正在打破!” 与日本学者“对话”的风波 在九零第四十七期《北京周报》日文版上，刊登了何新与日本横滨市立大学教授 矢吹晋的对谈录(连续三期刊载)。在这篇对谈中，何新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在总体 和内在生命力上均比资本主义要强;世界上多数不发达国家贫穷的原因，是富裕的发 达国家阻扰和不施援手所致;而中国四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则缩小同西方资本主义 国家的差距。他强调，即使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目前暂时失效，它的理想和现实， 也还会被人类再认识。四十年来，中国进步速度实际并不慢。许多人总是埋怨中国 生产力的发展速度慢，但他的看法却相反：中国的许多经济问题，恰恰是生产力发 展过急、过快造成的。 矢吹晋谈到这期刊物后，于十二月六日致函《北京周报》和何新：这是一篇纯属 捏造的对谈录。 矢吹晋说，八月十六日(并不是十五日)上午十点三十五分到十五点前，他应日本 某通讯社记者建议，在北京长富饭店首次见到何新，作了若干杂谈。当时所谓对谈 ，与其说是何新和三个日本人会话的整理结果，不如说主要是何新单方面地陈述其 令人颇感疑问的意见。但《北京周报》把他描写成似乎无条件、全面地同意了他的 见解，这是极为无礼的、对他的极大侮辱。文中刊载的所谓他的发言部分，几乎全 部与事实相异。 矢吹晋在致函中指示：“我对何新和《北京周报》编辑部卑劣地捏造对谈一事提 出强烈抗议，并提出下列要求：何新应对显著损害本人名誉一事予以道歉。《北京 周报》编辑部应立即刊载抗议书，取消、收回第四十七到四十九期该文章全文，并 对我道歉。上述要求如未被接受，我将采取一切可能的对抗措施。” 北京方面是否接受了矢吹晋的要求呢?《人民日报》十二月十一日海外版“霸王强 上弓”。该报用罕见的篇幅(两个整版，一个半版)再一次刊登了这次“对谈录”， 为免再引起矢吹晋的抗议，刊登时将其改名为“S教授”(矢吹晋的英文拼音是SHIC HOI)。何新在文前加了一段话：“S教授是日本一位经济学家，研究国际经济和中国 问题。一九九零年八月访华间，要求会见我，就世界和中国问题与我进行了长谈。 本文在原话稿的基础上，发表前我作了某些整理和补充。” 香港《文汇报》十二月十五日的专电说：《北京周报》编辑部今天对记者称，矢 吹晋的指责不符合事实，是不能接受的。“据了解，矢吹晋今年八月间访问中国时 主动向何新提出要求谈话，双方直接用汉语交谈，何新方面有记录。十月十二日， 《北京周报》编辑部收到何新送来的谈话记录。其中，保留了矢吹晋所提出的问题 ，对何新本人的回答作了某些补充和整理修饰。当时，何新建议发表时不用矢吹晋 的真名，而用“S.C”的代称。《北京周报》编辑部认为，这样做不适合对外报导， 而且这次谈话主要只提出问题，还是用真名好。为此，编辑部曾经试图征得矢吹晋 的同意。但是，在稿子进行翻译和准备出版的过程中，何新恰巧不在国内，因此未 能及时沟通，没征求矢吹晋同意就发表了，《北京周报》编辑部负责人说，这是令 人遗憾的。” 该专电又说，何新收到抗议信即复信矢吹晋，包括五点内容。“何新对未能事先 征得矢吹晋的同意，即在刊物上披露他的尊名，认为这是令人遗憾，并表示歉意。 矢吹晋在抗议信中表示，似乎此文给他无条件同意何新想法的印象。对此，何新答 复说：我就此复核了你我当时交谈的原始记录，实在未能找到你当时对我论点所作 出的任何有力反驳。因此，如果这篇文章给人造成了这种印象，我只能表示非常遗 憾。如果矢吹晋同意的话，何新在必要时愿意发表这次谈话的记录。”这则专电证 实了：矢吹晋在文章发表前并不知情;何新说找不到矢吹晋反驳他的观点，显然是强 加于人的做法，因为当时是杂谈，矢吹晋可能出于礼貌而不表示意见;何新的观点是 事后补充和整理的，见报的效果却成了矢吹晋也同意了这些观点;会谈时间并不长， 为何既能谈出洋洋万言，又能作下笔记，谁能证明何新的记录不是会谈后自己杜撰 的呢? “宏论”出笼意味着什么? 何新扮演的角色在西方找不到，名义上他只是一名副研究员，但学者是中国文化 中备受尊崇的人，他们可以帮助支撑或摧毁一个政府的合法地位，翻云倒海不在话 下。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发表无名文人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 史剧“海瑞罢官”》，十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转载，虽然编者按已为周恩来修 改，但是当时也是气势汹汹上阵的。这篇文章后来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 角”。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戚本禹在《人民日报》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 ?--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首次不点名公开批判了国家主席刘少奇。于是开始 了全国性的革命大批判。《人民日报》当年给姚文元和戚本禹的待遇如同这次给给 何新的一样。这次编者按中大赞何新：“他博览群书，学涉中西，善于独立思考， 既敢于向西方的权威挑战，也勇于反思自己，求今日之是弃昔日之非，这种追求真 理的治学作风也是值得提倡的”。更令人惶惶不安的是，编者按还要求组织讨论。 这篇“宏论”的出笼到底暗示着什么呢?它的主线是：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中往 往沦为发达国家的奴役对象，这是不是某种政治势力在为其闭关锁国制造舆论呢? 经济学家千家驹最先反应，他老写了一篇《稻草当不了救生圈》，分了五小节评 何新的谈话录：低贬资本主义、淡化中国经济困难、未懂马克思价值论、基建与生 产力混为一谈、请何新读读马克思理论。该文除在香港《信报》和纽约《时报周刊 》发表外，还寄给了《人民日报》，试一试《人民日报》欢迎参加讨论的[编者按] 是真还是假。 对于现政权来说，找一个像何新这般年纪，而又支持政府的人并不易，这当然是 何新得志的根本原因。李鹏曾经谈过何新：“我们国家竟然有这样好的人才，为什 么一直被埋没呢?”据悉，何新已成为李鹏智囊团的一个成员。又有消息说，那些正 宗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何新并不感冒，甚至处处予以刁难。 在专制政权的历史上，扶摇直上的幕僚人物，还没有遇见兔子尾巴长的。不知何 新是否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