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大陆的发展 胡 平 一.对自由主义概念的简单说明 自由主义是一个相当宽泛的名词。作为一种现代政治思想或学说，自由主义的产 生和发展，和近代历史上有限政府或曰宪政政治与个人自由权力的确立是密切相关 的。洛克、孟德斯鸠、康德、边沁、穆勒，也许还应加上杰弗逊和麦迪逊，被公认 为是阐释自由主义思想的大师。大致说来，所谓自由主义学说，包含有如下几方面 内容: 1.坚信个人自由及个人权力具有最高价值。 2.主张个人主义。 3.相信个人具有自然权利或曰天赋权利，它独立于政府，并应当受到政府的保护 ，和防止首先是来自政府方面的侵犯。 4.政府的功能必须受到限制，以便确保个人自由。政府的意义在于尽可能地拓展 每个公民的自由。 5.此外，自由主义看待人类事物，采取人类学的角度而非神学的角度，主张个人 权利与责任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意义，在道德与宗教等问题上鼓吹宽容的态度。如 此等等。 广义的自由主义，内部包含有多种派别，观点也多有差异。其中争议较大的一个 问题是如何看待自由市场的问题。早期的自由主义者大都认为:私人拥有财产以及进 行自由交换的权利亦属于人的不可让渡的自由。按此观点，自由市场似乎便成了自 由主义的一个逻辑上必然的部份。马克思主义批评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主要理由即在于自由主义与自由市场概念亦即通常所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这 种密切关系。某些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者认为这种自由主义会导致穷人的 权利徒有虚名的后果，故而主张对社会财富再分配以实现社会公正。 在现实政治制度方面，自由主义者基于有限政府的观念，一般都主张分权与制衡 。 以上谈到了有关自由主义概念的一些较为共同的解释。当然，也有对自由主义概 念给出截然不同的定义的，譬如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把“当面不说 ，背后乱说”，“办事不认真，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等现象都称之为自由主义， 实在应看作是自由主义概念的肆意曲解，极其荒谬可笑，值不得在理论上进行批判 。 二.自由化与民主化 近十余年来自由主义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在这段期间内， 一般人称之为民主运动的发展。 本来，自由和民主不是一回事，自由主义运动或曰自由化运动与民主运动也不是 一回事。自由化是指缩小政府的权力范围，逐步扩大社会各部份的独立姓与自主性 ;民主化则是指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开放政权，实行平等合法的政党竞争。假如我 们把政治问题分解为三个问题:一、谁来统治? 二、如何统治。三、统治到什么程度 ?那么，自由主义所强调的乃是“统治到什么程度”，而并不一定涉及到前两个问题 。民主化主要关心的则是前两个问题。 回顾近十余年来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从七八年、七九年民主墙运动到八九民运 ，我们可以看到，争取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基本自由权利一直是运动中最重要的 诉求目标。相比之下，要求多党竞选的呼声只占据第二位。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 应该说，这十余年来的民主化运动，严格地讲其实是自由化运动。之所以一向被称 作民主运动，大概是由于下面几个原因: 1.不少人本来就弄不清“自由”与“民主”的区别，习惯于把那些本来只是争取 自由的活动笼统地称作民主运动。 2.中共当局常常是不假宽贷地排斥“自由”和“自由化”、“自由主义”一类概 念，而对“民主”，“民主化”等概念则采取曲解的办法来掩饰、欺骗或搪塞。这 就使得一种思想、观点或活动，打出“民主”的旗号要比打出“自由”的旗号更能 减少阻抗。 3.自由化和民主化实际上是密切相关的发展过程。这对于当代社会主义国家而言 尤其如此。和传统的专制制度不同，社会主义制度在理论上标榜民主，并宣称自己 是“最高度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活动的基本特点是:有广泛的民众参与却 没有起码的自由竞争。理论上，共产党接受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概念，而 又是通过否定每个个人的自由权利的手段使“人民主权”沦为一句空话。因此，社 会主义制度下的民众，一旦赢得了自由，他们也就同时(至少是在理论上)赢得了民 主。这样看来，人民把这十余年来的有关活动称之为民主运动，也是有道理的。 三.关于所谓“反自由化” 近十余年，大陆的政治压力时松时紧，但总的来说，中共当局反自由化的立场基 本上是没有改变的。 八六年下半年政治改革讨论，自由化气氛之浓，实为中共执 政以来所仅见。党内上层，陆定一公开提议取消“反自由化”口号。知识界则有人 说，既然民主有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民主之分，自由化为什么就没有无产阶级 自由化?提倡无产阶级自由化又有何不可? 对此，邓小平的回答是:自由化就是自由化。没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分。搞自 由化就是搞资本主义。“反自由化”的口号起码还要讲二十年。和此人历来的讲话 风格一样，邓小平对于他这番论断没有给出任何说明、解释和论证。我们知道，马 克思是借助于曲解自由而曲解民主，而邓小平则干脆对自由概念采取了全盘拒斥的 立场。这无疑反映了晚期共产党统治者的虚弱心态。同时他也表明，随着自由概念 的本义越来越被人们所领悟，对自由采取曲解的办法已经失去效用。 有一点需要提醒:并非每一种被指控为“自由化”表现的事物，本身都是自由主义 的体现。中共当局反自由化，其实质是对一切异己的事务采取不宽容的态度。而这 些异己的事物本身是否属于自由主义，则是另一回事。这就象当年毛泽东动不动就 给人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而那些被扣上这顶帽子的人，有不少其实既 不反党也不反社会主义。 指出这一点很重要，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经历了一个在某些方面类似于斯大林 去世之后苏联东欧各国一度出现过的“解冻”现象。原先被禁止的思潮纷纷公开表 现。其中有些思想、观点无疑属于自由主义，另外一些思潮则只不过是对原先的正 统思想略作修正而已。例如对“文革”中黑暗面的某种有限度的揭发、对毛泽东本 人的某种有限度的批判，以及对所谓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提倡。在苏联东欧，类 似的思潮不仅被后斯大林时代的共产党统治者所容忍，有些还被接纳成为新的正统 观念(如反对个人崇拜的观点和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观点)。然而在中国，由于当局 的冥顽不灵，这些原本并非属于自由主义的东西却被当作异端而遭到压制。于是就 出现了一种有趣的现象:有些人本来是希图在“新时期”成为新的意识形态的“正统 ”，不幸却被阴差阳错地斥为鼓吹自由化的异端;幸亏他们被当局打成“异端”，才 阳错阴差地被民众奉为倡导自由民主的先驱;而其中一些人，后来果然也站到了真正 的自由主义一边。 四.自由主义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自由主义源自西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并不含有自由主义。“仁政”、“德政 ”强调的是好政府或好人政府，但不是有限政府。“爱民”，“保民”强调的是政 府要为民众谋得福利，但不是承认人民享有不可剥夺的自由权利。儒家主张“道高 于君”，但这里的“道”，乃是指一套关于理想社会的价值标准，也就是一套“善 ”的价值体系，它和主张个人权利优先的自由主义仍不容混淆。 不过，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确实含有若干因素和自由主义有某种关联，或者 说可以创造性地转化为自由主义的东西。例如:关于反对政府对人民生活干涉过多的 思想，肯定反抗暴政为合理的思想，统治者应当容忍批评意见的思想，以及对于多 种宗教派别和学术派别、艺术派别的宽容思想。据记载，后世作为装饰物的华表， 尧舜禹时代称作“谤木”，立于交通要道，供人民自由发表批评意见之用。在历史 上，学校这种机构，不止一次地成为民间自由议政的场所。<国语>中<召公谏厉王止 谤>和西汉的路温舒尚德缓刑书，从功利的角度和仁厚的角度，为容忍不同政见提供 了精彩的论述。这里，我要特地提一提<左传>中的<曹刿论战>一文。曹刿问鲁庄公 “何以战?”庄公先是说他给老百姓带来恩惠，然后又说他对神很虔敬。曹刿则以“ 小惠未遍”，“小信未孚”的理由认为不足以为战。最后，庄公说:“小大之狱，虽 不能察，必以情”。曹刿答:“公之属也，可以一战”。这段对话提示了一个很宝贵 的思想:在曹刿看来，一个政府、一个统治者，最重要的最起码的，不是在于它为老 百姓带来多少恩惠，而是在于它在防止民众彼此伤害的同时，是否力求避免了政府 对民众的伤害。这种思想和自由主义的社会契约论对政府职责的界定颇有几分相近 。另外，这种认为“政府没有伤害百姓”比“政府给百姓带来恩惠”更重要的观点 ，实际上暗含了强调从消极方面而不是从积极方面看待政府功能的思想，这正好是 自由主义的一大特色。这和当今共产党政府总是宣称它“解决了十亿人民的温饱” (?)而避口不谈冤狱遍于国中的政治迫害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 前面已经谈过，“自由”概念和“民主”概念原本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这两者在 中国传统文化中都不存在。但相比之下，我们是否可以说，传统政治文化中更缺乏 类似于“民主”概念的东西。换句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接近“自由”概念的思 想相对来说还要丰富一些。所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的 思想，所谓“无为而治”的思想，都和自由主义有几分类似。当然，中国古人没有 “权利”的概念，他们没有把不应受政府干扰的个人自由视为一种不可侵犯的权利 。其结果便是，在中国古代，个人自由不仅是不确定的，而且常常被局限在纯粹私 人领域。道家的“无为而治”固然包含了统治者不要干涉人民的正当愿望，可是它 又是以老百姓弃学绝智、与外界不相往来、也就是完全非政治化作为其对等要求的 。这和自由主义显然存在着重大的差别。 一旦意识到这种差别，我们便不难对某些现象加以合理的解释。 不少人纳闷:在中国古代，很少宗教迫害，政府通常并不规定人民必须信什么宗教 ，(顺便一提，汉武帝独尊儒术，不同于共产党的四个坚持，他并不要求每个老百性 都非信儒家不可)为什么没有产生过象西方的教会一类强大的宗教组织?部分原因也 许就在于:中国古代统治者对各种宗教的容忍一般是局限于纯粹私人领域，而对于大 规模的组织化的宗教活动则是多方限制的。事实上，从黄巾军到太平天国运动也证 明了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宗教活动很容易转化为政治上的独立力量。这就是说，如果 信教仅止个人的私事，统治者一般不去干涉;然而一旦宗教活动进展到大规模的公共 领域，统治者的态度就会有所变化。简言之，在中国古代，善通臣民在宗教问题上 的自由空间，是由于统治者不去管或不必管而留下的，并不是统治者不能管或不该 管而形成的。其它问题也差不多。如出版问题，中国古代政府并不像当今共产党政 府那样垄断一切出版渠道，那时，私人印书并不是不许可。但是如果你印的书被认 为涉嫌犯上作乱，统治者则会用强力取缔。又譬如财产问题。古代中国并不禁止百 姓发财致富，但统治者却可以对臣民的财产予以征收，如果他认为需要的话。如前 所说，在中国古代，既没有个人享有不可侵犯的权利的概念，也没有政府的权利应 受明确限制的概念。在实际上，政府对社会的控制是有限的，这就为臣民留下来一 定的活动空间;但在理论上政府的权力是无限的，一旦它感到必要，它就可以用强力 来干涉。这就妨碍了一个独立于政府权力之外的民间社会的形成。 孙中山曾经抱怨说中国人不是自由太少而是自由太多，并形容为“一盘散沙”。 这种观点又作何解释?当然，和共产党统治下相比，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要“自由” 多了。但是这种“自由”和自由主义所定义的自由却不是一回事，因为它并不是一 种被社会公认的、明确界定的个人权利。“一盘散沙”一词正好揭示出传统中国社 会中个人的那种隔离、孤立而不独立的状态，揭示出缺少公共交往空间的状态。汉 娜.阿伦特指出:当代极权主义社会恰恰是在民间社会瓦解、个人呈原子式隔离状态 的基础上形成的。“铁板一块”(人们通常用之形容极权社会)与“一盘散沙”正好 是同一种个人存在状态的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铁板一块”意味着个人被融入整 体而失去自我;“一盘散沙”则意味着个人与他人相互隔绝、个人未能进入与他人自 由而公开的交往，其结果同样是失去自我，就象一部没有读者的作品不成其为作品 一样。 五.自由主义的再发现 我把这十余年来自由主义在中国大陆的发展过程称之为“再发现”的过程。其间 包含以下两层意思: 一、“再”发现意味着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流传已经不是第一次 。自晚清以来，西学东渐，自由主义思想即有一相当程度的传播。只是到了一九四 九年，中共接管大陆政权，开始实行一整套严厉的“全面专政”，使自由主义思想 的传播嘎然中止。一九五七年“鸣放”期间，若干自由主义观点略有表现，但迅即 遭到压制。此后二十余年，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大陆可以说是毫无所闻。近十余年 来自由主义思潮重新兴起，应该说是中国大陆历史上的第二次。 二、我强调这一次自由主义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实际上是一次发现经验的过程。 和第一次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同，当时的自由主义几乎完全是从外部学来的一 种观念。而这一次自由主义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中国大陆内部自生的产物。 现今不少人一谈到这些年来自由民主思想在中国大陆的发展，总是归因于中共实行 对外开放、西方文化再度传入中国大陆。这种观点从根本上讲是错误的，是不符合 实情的。 以民主墙运动为例，那无疑可称之为一场自由主义运动。首先，民主墙运动开始 于一九七八年，当时中共尚未实行对外开放方针。其次，参加民主墙运动的活跃分 子，从年龄上讲大都在二、三十岁左右，他们过去从未受过西方式的教育，基本上 都是自修成才，他们的思想信念，完全是在共产党统治下的极为封闭的文化环境中 形成的。考查这批活跃分子的地区分布，不仅有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当时与外界 略有来往的地区，也有象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等相当隔绝的地区。再看 这批人的个人背景，大部分并非出自官宦家庭或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谈不上有什 么特殊的“家学”渊源或与外部世界的特殊交往渠道。至于他们的个人身份更是十 分平凡。对比当年的容宏、严复、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和胡适之之辈，上述几 方面的差异都是很明显的。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民主墙运动活跃分子们所具有的自 由主义观念，基本上不是来自课堂、来自老师、来自与西方世界的接触，甚至也不 是来自书本，而是来自他们的亲身经验，来自他们对经验的独立、深刻的思考和领 悟。因此我们可以说，他们是凭着自己的力量，重新发现了自由主义。 当然，对于“独立地重新发现了自由主义”这一点，我们也不可理解得太绝对化 。在这里，前人的思想著作绝非毫无帮助。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我们所能获得 的前人的思想养料，都是极其残缺不全的。它们象远处传来的乐曲，若有若无、时 断时续，非有心人不能听见。听者少一半是靠听觉，多一半则是凭借自己的想象， 勉力将之敷衍成篇。这一段漫长艰苦的思想发展历程，要远比它有限的思想果实更 为令人慨叹。 六.这场自由主义思想运动的内生性 近十余年来中国大陆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乃是一场内部自生的运动。产生这场 运动的原因之一是中共长期实行的极权专制，其中尤以“文革”十年为登峰造极。 和传统的专制压迫相比，共产极权专制压迫要更普遍、更彻底、更残酷、更频繁， 以及更反复。具体说来便是: 更普遍:这种专制压迫，不仅施之于前政敌，也施之于昔日的同志;不仅施之于知 识分子，也施之于一般工农民众;不仅施之于下层，也施之于上层。 更彻底:不限于政治领域，还囊括了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甚而还深入到各种纯粹 私人的生活领域，无所不包，无孔不入。 更残酷:批斗、劳改、监禁、判决、株连亲友、祸及无辜。无所不用其极。 更频繁:所谓政治运动连绵不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国无宁日。 更复杂:反复现象始于“文革”，今天我批斗你，明天你批斗我;今天是正确路线 ，明天又变成错误路线。除毛泽东本人外，其它各种政治派别轮番扮演吃人与被人 吃的角色。 正是处于对这种普遍的、彻底的、残酷的、频繁的和反复多变的专制压迫的深刻 体验，驱使一批有勇气、肯思考的年轻人自发地产生了明确的自由主义信念。如果 我们考虑到在近代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也是通过对类似经验、也就是对普遍、彻底 、残酷、频繁和反复多变的专制压迫(尽管在程度上要轻一些)的深刻反思而产生的 ，那么我们就该懂得在中国大陆自发地产生了这种信念是很可理解的了。在这里， 西方已有的自由主义思想，包括中国前几代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尽管是以只言片语 ，并且常常是以被歪曲的方式被我们所了解，但也起到了可贵的提示作用。 出于对普遍、彻底、残酷、频繁和反复多变的专制压迫的共同经验: A:少数人产生了自由主义信念。 B:多数人具备了接受这种信念的基础。启蒙思想家爱尔维修说，有些时刻，一个国 家的人民普遍处于彷徨徘徊的境地，他们十分渴望得到指点。人们的心灵恰为一片 犁松了的土地，最容易吸收进真理的甘露。在这种时刻，思想的作用、真理的作用 可以是十分巨大的。一旦错过了这样的时机，大多数人又会重新变得麻木不仁、听 天由命，象板结的土地，真理之露纵然倒上去、流过去，却不能被吸收，不能使它 肥沃滋润。“文革”之后的中国民众，恰好正处于那种最注意倾听真理、最容易吸 收真理的宝贵时刻。 C:相当一批当权人物也对自由主义产生同感或共鸣。即使那些保守派，由于处于不 得不改革的大趋势之中，在压制自由主义思潮方面也常常有所顾忌或是力不从心。 这就为自由主义的传播造成了较大的机会。 上述三者:思想、土壤、机会的结合，形成了近十余年来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大陆 勃然而兴、虽时遭阻逆仍浩荡前行的伟大运动。 七.近十余年来大陆的自由主义思想(1) 大致上讲，这十余年来自由主义在中国大陆的传播是以言论自由原则为中心而展 开的。相对于其它原则，言论自由的原则最早提出，有最多的人共同倡导，得到了 最广泛的理解和接受并自始至终地列为人们最主要的诉求目标。 在民主墙运动中，几乎各家民间刊物都明确提出了言论自由的问题，并在捍卫言 论自由原则时表现出一致的坚定立场。其中比较重要的文字，除了我在《沃土》上 发表的《论言论自由》和《论同仁刊物》之外，还有闵琦在《北京之春》上发表的 《论出版自由》，魏京生在法庭上的自辩词，《四五论坛》刘青、徐文立为魏京生 一案的辩护，王靖的长诗《祭》(刊于《沃土》)。在一九八零年大学生竞选运动中 ，上海复旦大学的徐邦泰力倡新闻自由，北京大学房志远、方觉及其他二十二位国 政系、经济系、法律系学生联合发表《为争取言论出版自由致全校公民书》和《出 版法草案》(该草案后来征集到十七万人的签名，实为四九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民 间签名活动)。所有上述活动，由于都是以纯粹民间的、自发的、独立的方式进行， 因此本身就体现了摆脱政府权力控制，坚持个人权利的神圣信念和公民立场。在中 共当局垄断一切传播媒介、从而对上述独立的、民间的自由主义运动进行严密封锁 乃至严酷压制的情况下，这些思想未能对整个社会产生它们本来应该产生的巨大影 响力，但是，考虑到这些思想在表达方式上的独立性，我们理当对它们给予更多的 重视。 八.论重建历史的必要性 照我看来，一个真正具有历史感的历史学家，他不仅仅是记录历史，而且要发掘 历史，我是说，他要去发掘那些在当时受到压制而未能产生直接重大影响、但实际 上更有价值的思想和事件，赋予这些思想和事件以更大的意义。中国古代有两部伟 大的史书，一是《春秋》，一是《史记》。其伟大处不仅在于叙述中有褒贬，首先 更在于叙述中有选择。历史学家有意识地挑选出那些他认为更重要的事件，通过记 入史书、通过它们在史书中的重要地位，使它们对后世产生了远比当时更为重大的 影响。 现在不少人在回顾过去这段历史时，一味地看重某个人当时的知名度和一件事、 一种思想在当时的传播面，而他们又未尝不知在中国大陆，在很大程度上是专制统 治者们控制了传播渠道，因而也就是专制统治者的意志决定了一个人能不能出名， 一种思想、一桩事件能不能广泛传播。因此，这些人对历史的叙述就免不了依旧受 到专制统治者的无形影响。尽管他们在对历史事件的褒贬评价上常常和权势者们截 然相反，但是他们在选择历史事实和评估其历史重要性上却往往不能摆脱权势者们 给出的限制。因此，我一再强调，我们必须重建历史。我们必须注意发掘那些遭受 压制、埋没不幸而其本身更具深刻性的思想和更具英勇性的业迹，使之发扬光大， 对历史产生更大的影响。简言之，我们再不能现成地接过共产党写的历史而仅仅是 给出我们自己的道德评判，我们必须要有我们自己写的历史。 九.近十余年来大陆自由主义思想(2) 在同一时期，官方刊物也出现了一批阐述言论自由的精彩之作。其中包括:徐炳和 白玉琴的《言论自由与以言治罪》、郭罗基的《谁之罪》与《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 的》、林春、李银河及张显杨、王贵秀在《中国青年》和《读书》上的《言论自由 》，于浩成关于否定“公安六条”、取消言论罪的文章，等等。 徐柄白玉琴夫妇的文章，击中要害，观点鲜明，早在一九七九年三月就发表在《 光明日报》，可见作者对时机的准确把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因为文章发表的 时机极好，连中共保守派当时也未能出面压制，反而遭到一般舆论界的忽视(关于时 机问题，下文另述)。现今不少人在回顾这段时期自由主义思潮时都想不起或者不知 道有这样一篇文章。我这里不能不提。还有，从四人帮垮台到一九七八年一年间， 郭罗基一直是党内理论界最活跃的人物之一。他的敏锐、他的执着、他的勇气，在 党内知识分子中无疑是首屈一指的，然而，正由于他的先知先觉与正直执着，他也 是四人帮垮台后最早遭到中共高层压制封锁的，长期以来难以有公开发言的机会， 反而渐被世人淡忘。 在上一节中，我强调我们必须对那些坚持从独立的、民间的方式从事推动自由主 义的人士给予更大的尊重，尽管他们在当时的影响面未必很大。在这里，我要强调 ，我们必须对那些早倡导自由主义的人们给予更大的尊重，尽管他们大部份人在尔 后一段时期难以再做出更直接的贡献。历史学家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把肚子吃饱 的感觉完全归功于第三个馒头，或者以为第三个馒头比前两个更有份量。 事实上，中共当局控制传播媒介所造成的效果还是相当深远的。长期以来，不要 说国内，甚至海外，不要说一般人，甚至于关心自由民主的人，许多也是对那些更 早投入自由民主运动的先驱、对那些坚持走民间道路的仁人志士不甚了了。这不仅 仅是涉及到这些人现在的声望和未来的历史地位，更直接的，它造成了中国大陆自 由民主运动的“断代”现象，它妨碍了那些更深刻的思想及时地深入人心，妨碍了 前人经验的有效传承，从而延缓了中国大陆自由事业推进的步伐。我们知道，王军 涛、陈子明等人曾积极地投入了八九民运。有人说他们是这场民运的实际策划者。 我想不会是，不可能是，可惜不是。我相信，如果八九民运能由一批更有经验、更 有谋略、又有担当的人们来领导，其结局很可能不一样。同时我也相信，如果王军 涛等人长期为自由事业付出的艰辛努力以及他们久经考验的道义和人格力量能够被 人们及时了解，他们完全有可能在运动中扮演更关键的角色。我们知道，中共当局 对民运的“三朝元老”、对老牌的自由化分子，压制格外严厉。而他们又都因为缺 乏他们早就理当具有的国际声望，因此处境格外艰难。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务必要 彻底摆脱中共当局的舆论导向，为那些被埋没、被淡忘、被忽略、被低估的思想与 业迹赋予其应有的地位。[未完待续]